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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農村城市化：風險高于機遇
加速農村城市化：風險高于機遇姚新勇
內容摘要 中國農村城市化的過程，并非是中國農民相對自然地被發(fā)展的城市吸納轉變?yōu)槭忻竦倪^程，而主要是被強制性地驅趕出家園墜變?yōu)闊o家可歸的城市邊緣人的過程。農村、農民的凋零、消失，將造成多樣性文化的消失。最終還很可能是十幾億中國人所賴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園的損毀。
關鍵詞 農村城市化 新農村建設 權力一資本 文化樣態(tài)文化記憶
作者姚新勇，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510632）
一
人類歷史已經表明，現代化的過程，就是農牧業(yè)文明凋零、摧殘的過程；現在人類所面臨的生態(tài)危機，就是現代化危機的總體性表現。不過，不同于世界大多數地區(qū)的現代化進程，農業(yè)中國被現代化摧毀的進程，卻有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模式，即內部的無邊的激進摧毀性。這種無邊激進的摧毀性，一方面使得傳統中國的消失呈現出神經質的跳躍式癥候：另一方面，沒有給中國留下消化傳統農業(yè)文明衰弱、消逝的自我調節(jié)時間。雖然從整體上來看，人類都面臨著過度現代化的危機，但其他國家、地區(qū)的現代化進程，不管多么快速，大致都還有現代化弊端自我調節(jié)、自我消化的時間，哪怕是那些現在看來破產的國家或地區(qū)，都可能還保留著重生、復興的可能，而唯獨中國如果不立即剎住正摧毀自己家園的推土機，那么中國將面臨極大的社會風險。因為這輛現代化、城市化的推土機，具有無窮的推進的能力、滲透的能力、摧毀的能力。為了更好地理解這輛推土機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力量，不斷地以加速度前行，我們需要稍微回顧一下歷史。
中國革命的主要特色表現為它的“農民”特質，無論是從中國革命理想實現的目標還是從其合法性宣傳來看，應該就是解放農民，讓農民自己當家作主。然而，1940年代末開始的農業(yè)中國改造運動——土改、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大躍進、人民公社——卻讓中國革命走向了解放農民、農民當家作主目標的反面：傳統的鄉(xiāng)村結構被打碎，數千年的鄉(xiāng)村自治被消滅，農民的土地被集體化（實質就是被國家化），被組織起來的農民，被牢牢地捆綁在自己的家鄉(xiāng)，既不能流動，也不能自我管理，就是連生產、生活的自主權都被嚴重影響。這樣一個個被凝固的鄉(xiāng)村，既分散又集中地形成了一個板結化的農村中國。
不少懷念新中國頭30年的人認為，1950年代基本完成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為中國后來的現代化發(fā)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作出這樣的判斷，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以當下的現實反觀歷史，與其說是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所謂的中國崛起準備了基礎，不如說是在為中國農村今天的困境，生產、裝配著一輛碩大無比的權力結構的推土機。也就是說，通過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第一次全面地將整個農村、整個城市、整個中國控制在手中，國家成為全能式中央集權化機器。不過這架機器，雖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在實施著全面改造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工程，但是或許還不能說是全面開始了摧毀中國農村的進程。因為，盡管歷史進入到1960年代之后，社會運動規(guī)模更為擴大，出現了“文革”這樣的大動蕩，但是相對而言，這種動蕩主要還是表現于城市地區(qū)，廣大的鄉(xiāng)村雖不同程度被卷入到“文革”浪潮中，但農民一家三代或四代生活于鄉(xiāng)村、依靠土地生活、日作暮息的生活方式并沒有被打破。鄉(xiāng)村最為基本的家庭結構、以土謀生、靠天吃飯的農業(yè)自然生活結構依然保留。只要這個基礎不被摧毀，盡管人們受夠了“文革”專制瞎折騰的苦頭，但只要控制有所松動、自主的條件有所恢復，中國的活力、中國人民為自己創(chuàng)造幸福的能力，就會重新被激活。這正是1978年開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后頭六、七年，我們在農村看到的普遍情況。
但是有限放權所產生的制度性效益，很快被消耗一空。一方面農民被束縛于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和“產權”的國家控制下：另一方面，沿海外向性經濟不斷發(fā)展以及土地財政同步擴展，兩者雙向互動，正式起動了權力一資本的推土機。1980年代中期前后，越來越多的農民背井離鄉(xiāng)，踏上了到沿海、到城市打工謀生的道路。開始時，外出打工謀生的農民，主要還是鄉(xiāng)村青壯年男性，逐漸青壯年女性也隨之而出，再后來是拖家?guī)Э诘亻L年生活于城市的邊緣地帶，與各大中城市周邊的垃圾圈，形成了變態(tài)的“有機生態(tài)共同體”；而許多鄉(xiāng)村也嚴重地凋零化、空殼化。
不過，盡管如此，由于城市的排斥（其實城市也無力容納）和家鄉(xiāng)田地、房屋的保留，鄉(xiāng)村還沒有被徹底淘空、摧毀，那里還有祖父輩和小孫輩以及部分中年婦女的留守：農忙季節(jié)，不少農民也會返鄉(xiāng)助農；一年一度的春節(jié)，城市候鳥們也會返回鄉(xiāng)村與自己年邁的父母、留守的妻兒短暫團聚。就這樣，打工漂泊，無盡的留守等待，讓農村在被日益掏空中還艱難、頑強地殘存。雖然鄉(xiāng)村越來越凋零、空洞化，雖然出外謀生的時間也越來越長、越來越固定化，雖然鄉(xiāng)村之家，越來越像是一個遙遠的影子，但絕大多數在外拼生活的農民，知道自己還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有了它，他們就有根，在外走投無路時，就有退守的根據地。所以，無論在外多么辛苦，城市對他們多么苛刻，他們都能頑強地堅持。留守的鄉(xiāng)村，不僅是廣大農民工最后的根基、最后的寄托，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的穩(wěn)壓器，中國最基礎的生存根基。但是，中國農民、中國傳統、多樣的中國文化——中國人最后的命脈，正遭到權力一資本所駕駛的城市化進程的推土機的沖擊。這并非危言聳聽，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
二
首先，中國農村城市化的過程，并非是中國農民相對自然地被發(fā)展的城市吸納轉變?yōu)槭忻竦倪^程，而主要是被強制性地變?yōu)槌鞘羞吘壢说倪^程。這主要從三方面來分析。一方面，現階段正普遍展開的農村城鎮(zhèn)化運動，表現出極強的運動性，即表現為由政府權力強制主導、推進的過程。許多農民是被看得見的權力之手和看不見的資本之手．強制性地拋到城市中來的。越來越多的農民家園被推倒、摧毀，農民們被迫失去家園，被安排成為所謂的“偽市民”。另一方面，中國城市近30年來的高度現代化的進程，在相當程度上并不是城市經濟自然的現代生長，而是建立在低端產品的對外貿易加工之前提上的。這種工業(yè)發(fā)展的模式，嚴重依賴于沿海對內地、東部對西部、城市對鄉(xiāng)村的剝奪：而且這不僅僅是單純的資本不均衡的地區(qū)差異所帶來的剝奪，而且是地方政府高度集中的權力或直接實施或聯手資本進行的不均衡的掠奪。也就是說，外向性的加工產業(yè)和各種對農業(yè)、農民的剝奪，構成了中國城市及沿海地區(qū)發(fā)展的兩個重要基礎。不僅如此，城市的發(fā)展，市政的運作、維持，各級政府自身運營，還嚴重依賴于另一個重要的基礎——土地財政；而這正是中國城市房價持續(xù)上漲、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結構：低端的對外加工出口經濟，需要大批廉價的勞動力，權力一資本對鄉(xiāng)村、對農民的剝奪與抑制，幫助沿海某些“血汗工廠”呈現出貌似真實的比較收益的吸引力，于是超低收入的半無產者——農民工——就被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來；而土地財政則不斷地通過強制性、壟斷性的地產開發(fā)，既為“血汗工廠”降低成本，又為地方政府獲得運轉的財政和收益，同時把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為市民或偽市民，或將市民變?yōu)榈投耸忻瘛：芏嗄陙�，土地財政的高效、蠻橫，主要表現在城市及其周邊，而城市及其周邊土地資源日益枯竭時，地方政府一資本聯合而成的推土機，就必然借助各種各樣的名義，更加大規(guī)模地向農村開去，而正在被快速推進的農村城鎮(zhèn)化進程，就是這輛碩大無比的推土機的加速器。
很明顯，這種以權力一資本為主要調節(jié)杠桿的現代化、城市化發(fā)展結構，根本上是缺少內在可持續(xù)活力的互為綁架性的結構：海外經濟（需求）綁架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綁架城市、綁架中國經濟，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綁架內地欠發(fā)達地區(qū)，城市綁架農村，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對城鄉(xiāng)人民權利的有區(qū)別的控制、侵犯來控制城市、農村，將幅員遼闊的中國，逐漸變?yōu)橐缘投顺隹诩庸I(yè)為核心的、性質單一的大工廠。因此，這種結構不僅決定了農村注定要成為發(fā)展成本的最后的支付者，也決定了此種發(fā)展的高度依賴性、食利性的本質。由這種本質所決定的城市，自身是脆弱的，根本沒有充足的內力吸納、消化大批“被城市化”的農民：被拋入城市的農民們，不僅現在成為“偽市民”，而且不久的將來，更會變成空有幾間舊房的城市難民。當越來越多的農民因為傳統家園的被毀而成為城市難民之后，城市、城市市民也就要與普遍性災難同在了。
第二，農村、農民的凋零、消失，導致多樣性文化的消失。雖然新中國頭30年的各種運動，破壞了中國的文化生態(tài)結構，但是那種破壞還不是毀滅性的，因為被集體化、社會主義化控制、分割、固化的中國鄉(xiāng)村的農業(yè)生產生活的傳統基礎，還大致存在。正如作家李銳所回憶的，當年他們來到農村時驚奇地發(fā)現，上千年前就出現的二牛抬扛式的種地方式，仍然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農民們沿用著，這種發(fā)現對日后眾多知青作家轉向尋根文學寫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不僅在內地農村，尤其在更為偏遠的少數族裔地區(qū)，其傳統的文化樣態(tài)，保存得更為完整。近20多年來的“經濟騰飛”、社會結構的巨變，迅速、全面地沖擊、改造著中國文化最后的存在生態(tài)：而大規(guī)模的農村城鎮(zhèn)化運動，則是將僅存的多樣性中國文化傳統的最后存留的基礎——農民一土地一居住一生產一生活相互一體的生態(tài)格局，徹底鏟除了。這一點對于那些從事人類學、民族學、少數族裔文化研究的人士來說感觸最深；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只要稍微對身邊發(fā)生的相關情況做些觀察和思考，也不難體會到。
例如，幾個月前，我曾到中國最富裕的縣市之一，所謂“天下第一村”華西村所在的江陰市參觀學習。江陰市、華西村的富裕，城市化程度之高，讓孤陋寡聞的我大為吃驚。我原先腦海中江南魚米之鄉(xiāng)的想象，在江陰的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影子。市區(qū)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城市化的建筑格局，城市中央的所謂的文化廣場，規(guī)模宏偉、壯觀，除了星點的裝飾之外，沒有什么真正活的傳統的自然人文空間形態(tài)，而且其基本建筑構想、模式，與我在其他許多地方見到過的所謂文化廣場，沒有什么本質的區(qū)別，毫無獨特性而言。而鄉(xiāng)村也是一塊塊被集中化了的村民住宅或別墅區(qū)（當然還有成片的廠區(qū)），農村新居的生活條件非常不錯，但也是了無特色的類城市化的小區(qū)建筑。最有意思的是，中國農村的楷模華西村，在村中央集中地建立起了九座高塔，其中有一座號稱是世界（亞洲？）第一高的鐘樓。同時還有一些西式的高樓大廈，其中正在建設的中國第8高、世界第15高的“華西增地空中新農村大樓”，是典型的西式摩天樓建筑。在這密集的鋼筋水泥構成的村中央建筑群中，點綴了一塊小小的所謂江南水鄉(xiāng)之景，景當然是死景，水也是死水。在村中央區(qū)的遠處小山上，蜿蜒而上建造有小號的長城、天安門。這還不是全部，在所謂加強第三產業(yè)建設精神的指導下，該村周圍的其他地方，還建有好幾處中式或西式的公園以吸引游客。引導我們參觀的人介紹：這里的建筑風格多樣，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洋的有土的。我們老書記（吳仁寶）說，領導來了，喜歡洋的我們帶他看洋的：喜歡土的，我們帶他看土的；喜歡社會主義的，我們帶他看長城、天安門。言者洋洋自得，難道這樣的沒有自我歷史、克隆復制的大雜燴般的新農村生態(tài)，真應該是中國所有農村為之效仿的榜樣，未來發(fā)展的楷模嗎？
然而，從各地傳來的城鎮(zhèn)化改造的故事，不正是在仿效“天下第一村”嗎？華西村的工業(yè)化發(fā)展模式，礙于外在條件，不那么好模仿，但把農民的房子拆了，集中蓋農民別墅，克隆天安門、人民大會堂、故宮、白宮，重建假古董、假中假西的公園等把戲，對某些大權在握的官員來說，卻不在話下！而隱藏在發(fā)展之后的動力，則是形異而質同的向土地要發(fā)展、要資源、要GDP高速增長、要政績的訴求。難道小康、現代化，非要以徹底鏟除我們的文化記憶為代價嗎？
第三，正展開的城鎮(zhèn)化改造，不僅僅是對農村社會結構、家庭結構的摧毀，中國文化生態(tài)的摧毀，很可能是十幾億中國人所賴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園的損毀。
眾所周知，在近30年的中國發(fā)展中，大量土地被占用、被廢棄，眾多的河流被污染、斷流，原先中國最主要的產糧區(qū)江南地區(qū)，已經變成了外向性加工產業(yè)的主要聚集區(qū)之一，大片的農田，已經被工廠、住宅、水泥建筑和道路所覆蓋，而為十幾億中國人生產糧食的重任，已經快步地由原來的東中部向中西部地區(qū)轉移，而原先承擔著水土保持重任的許多西部地區(qū)的草原、森林地帶，不是變成了糧食、棉花的產地，就是被礦產開采所破壞，或者成為自然生態(tài)惡化的犧牲品。國家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18億畝耕地紅線等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但是盡管國家有不少生態(tài)保護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GDP至上、發(fā)展沖動的推動下，中國的自然生態(tài)條件總體還在日益惡化。在沿海地區(qū)日益重視生態(tài)治理、追求產業(yè)升級換代的今天，中西部地區(qū)，卻熱情地期待著沿海地區(qū)的原有產業(yè)向中西部轉移。
如果說落后低效產業(yè)問題，離本文所討論的主要對象——農村城市化轉移運動——稍微有點遠的話，那么不妨還讓我們再結合上面的事例，作進一步闡釋。比如我前面介紹過的中國第一模范村華西村，還有其他更多的關于中國農村城市化轉移的事例都可以說明，隱藏于其深處的重要動力，都與通過置換農村土地使用的途徑，換取地方發(fā)展、財政收入、官員個人利益的需要直接相關。而這一切，又都主要落實于通過對農民權益的剝奪之基礎上。18億畝紅線政策的被扭曲化的現實（即通過強拆傳統農居，讓農民集中居住樓房或讓農民跳躍式地變身為市民，以此換來所謂的土地財政、耕地面積、經濟發(fā)展之間的平衡）之所以會發(fā)生，根子不在18億畝紅線本身，而在于我們前面所說的那種危險的由權力一資本杠桿推動的互為綁架性的經濟結構、發(fā)展模式。不過這也與18億畝耕地紅線政策出臺背后的理念有一定的關系。即這個政策的制定，只看到了耕地與糧食產出之間的關系，而沒有真正考慮到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的位置，沒有真正考慮到他們的權利，尤其是他們的自我定位、自我設計、自我安排的自主權。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不會真正想想為什么農村會形成傳統形式的戶居一生產一生活的綜合性單元結構，而且這一結構雖經無數社會動蕩，一直延續(xù)至今；不會真正考慮，這種看似陳舊、落后的單元性戶居一生產一生活結構中，所包含的自然與人、單個家庭與國家之間的和諧、穩(wěn)定、循環(huán)關系。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盡管中央關于新農村建設和農村的城鎮(zhèn)化政造的宏觀規(guī)劃，都包含盡快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良好用意，但在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發(fā)展模式中，中國鄉(xiāng)村、可自然調節(jié)的中國鄉(xiāng)村的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生產一生活結構、農民一土地結構，都將被推倒、打碎，直到幅員遼闊的中國喪失自我調節(jié)能力、喪失災難后復蘇、再生的可能性為止。顯然，面對這樣的情況，亟待研究并實施切實有效的改革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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