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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的“過程”說不出自司馬光嗎?——同管懷倫教授商榷
筆者在《漢武帝確有“罷黜百家”嗎?——答南京市委黨校管懷倫教授》一文中,曾明確指出:管懷倫教授在構(gòu)造他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時,使用的根本方法是“過程”說,即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看作一個而過程!岸^程’說的真正發(fā)明人是司馬光”,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jì)九》中首創(chuàng)的,管教授在方法上是“炒司馬光的冷飯”。(1)對筆者的這一說法,管教授無論在致我的公開信中,還是私下談話里,都堅決予以否認(rèn),他說:“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作為一個過程來看待,并非司馬光首創(chuàng),因此談不上我炒他的冷飯。我也從來沒有貶抑司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沒有一條是來自司馬光的。如果說我炒了冷飯,那我可以明確地說,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飯,同時我在他的冷飯里又加了更多的熱材料!保2)對管教授這樣表態(tài),筆者不能不考慮是否有冤枉他人之嫌,因此有必要再寫一文予以澄清!
一、管教授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根本方法是“過程”說
筆者在《漢武帝確有“罷黜百家”嗎?——答南京市委黨校管懷倫教授》一文中,認(rèn)為管教授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根本方法是“過程”說,對此,管教授在致我公開信中,既未明確承認(rèn),也未否認(rèn),我視其為默認(rèn)。
為了證實筆者此言非虛,請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確有其事——與孫景壇同志商榷》一文,他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和理論概括,它的確切所指是對一個特定歷史過程的抽象,而不是對某個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視了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對漢武帝時期國家指導(dǎo)思想重大轉(zhuǎn)型及其歷史影響做(作)出基本評估。我以為,這個過程應(yīng)由六個階段構(gòu)成”:“罷黜刑法——剪枝弱干”;“議立明堂——公開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學(xué)”;“絀抑黃老——政治實現(xiàn)”;“制策賢良——理論完成”;“任用儒吏——組織更新”等。(3)
可見,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認(rèn),他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根本方法是“過程”說無疑!
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過程”說不出自班固
眾所周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最早源于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西漢初期,即漢武帝時期的中國最偉大的史學(xué)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無載,西漢時期的所有學(xué)者的著作文章對此都無載,東漢初期的學(xué)者包括班固的父親班彪的著作亦無載,而且班彪是最早籌劃撰《漢書》的人,班固撰《漢書》是子承父業(yè),完成其父的遺志。
班固在《漢書》中,是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當(dāng)作漢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歷史和思想史事件來記述的:
他在《漢書·武帝紀(jì)》中說: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fā)渠搜,氐羌徠(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呼,何施而臻此與(歟)!今聯(lián)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聯(lián)之不敏,不能遠(yuǎn)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谑嵌偈妗⒐珜O弘等出焉。”
他在《漢書·董仲舒?zhèn)鳌分性敿?xì)記載了這次對策的具體情況,說:“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xué)之士前后百數(shù),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边特別載有董仲舒的對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確有:“《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jì)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卑喙踢在該傳的結(jié)尾處說:“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xué)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
另外,班固在《漢書·武帝紀(jì)·贊》中說:“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遂疇咨海內(nèi),舉其俊茂,與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漢書·董仲舒?zhèn)鳌分须m然說過:“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xué)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钡⑽磳h武帝“罷黜百家”當(dāng)作一個過程來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僅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議才是真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只能以董仲舒的對策為據(jù),并且對策本身就已完全解決了這一問題。
由此可見,管教授說“如果說我炒了冷飯,那我可以明確地說,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飯”,這有點不妥。
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過程”說是司馬光首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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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指出,班固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從東漢中期到五代六朝時期的北宋初年(4),都沒受到重視,直至北宋立國約80年之后,孫復(fù)首次說:“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謂盡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復(fù)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問題才受到學(xué)術(shù)界的吹捧。但接下來就有個問題,怎么能證明漢武帝在七年采納了董仲舒這一建議呢?實證是什么?這是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界思考的最致命問題。'p>
為了解決班固這一“硬傷”,司馬光才在《資治通鑒·漢紀(jì)九》中,首次提出了“過程”說:-`wa@"u/LCy? UDXlV\UF{zzu/;;Lg*[漢語言論文[&id}9(ZhE0"RLwsx hMtq
武帝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馀人。廣川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jì)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wèi)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嗫!倍辏骸跋模,丞相衛(wèi)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shù),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菚r,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cè)逍g(shù)。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fù)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奸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歸!蔽迥辏骸爸梦褰(jīng)博士!逼吣辏骸岸,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薄拔逶,詔舉賢良、文學(xué),上親策之!闭撐摹傲T黜百家”的“過程”說不出自司馬光嗎?——同管懷倫教授商榷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可見:第一,司馬光把董仲舒的對策由《漢書》中的漢武帝七年提到了漢武帝元年,這是司馬光的一個創(chuàng)舉;第二,司馬光不像班固那樣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作為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為一個過程來看待:董仲舒對策;衛(wèi)綰罷黜刑法;趙綰和王臧議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國舉孝廉;制策賢良等;第三,司馬光的“過程”說與司馬光當(dāng)年“砸破缸”一樣,確有聰明獨到之處,它既緊扣核心主題,又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實踐過程完整地展示給了史學(xué)界,在當(dāng)時做到了能自圓其說。同時,它既解決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實證問題,也解決了諸如“舉孝廉”、“興太學(xué)”等問題。
因此,司馬光是“過程”說的鼻祖。管教授說,“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作為一個過程來看待,并非司馬光首創(chuàng)”,這是可能也不妥!
四、筆者89年對司馬光的“過程”說的批判與吸收
應(yīng)當(dāng)指出,司馬光的“過程”說,也不是無懈可擊。這一做法畢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聰明,并不“深遂”。后來,他也受到了學(xué)術(shù)界的多方質(zhì)疑。但史學(xué)界的主流思想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一直都持肯定態(tài)度,他們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馬光大旗”,或是對二者進行調(diào)和,兼收并蓄。史學(xué)家們對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筆者就開始重視對司馬光的“過程”說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紀(jì)念“五四”70周年的大會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說,認(rèn)為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是個謊言,實際應(yīng)為田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罷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陰陽、名、農(nóng)、縱橫、小說、雜等家。其實,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問題的不過是儒、法、道、墨四家。漢初,墨家自行匿跡,四家只剩三家。此時道家(黃老)占統(tǒng)治地位,儒、法在野。據(jù)《漢書·武帝紀(jì)》載:早在董仲舒對策前,漢武帝元年,‘丞相衛(wèi)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秦可!壹幢涣T;武帝好儒,竇太皇太后好黃老(道),武帝二年田蚡等以儒反黃老,被竇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賢良對策中提出‘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早在武帝六年,‘竇太后(即竇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xué)儒者數(shù)百人’,道家即被罷。這能叫董仲舒‘罷黜百家’嗎?”(6)
筆者認(rèn)為:1、我的這一“過程”說,在方法上總的來說來自司馬光,是對司馬光的“過程”說的吸收;2、我拋棄了司馬光把董仲舒對策提到漢武帝元年和堅持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個新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其“過程”是:衛(wèi)綰罷黜刑法;趙綰和王臧議立明堂;田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等;4、我首次從“過程”說的角度,肯定了田蚡在漢武帝尊儒事件中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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