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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階級到階層理論的當代解讀
一、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返祖現象”的出現北京“找到啦”網站是一家靠美國投資支撐的公司，他們提出的時尚社區(qū)概念，曾經被認為是低潮期的IT行業(yè)中的一個亮點。“9·11”之后的11天，美方投資的停止把“找到啦”推入裁員的絕境，而由裁員招致的訴訟，令昔日的亮點變成了“黑點”。在網絡的低潮期中，一批批白領遭到裁員，當他們追討被欠工資，索取“單方面解除合同”的補償時，有人忽然發(fā)現他們甚至連一份正式的勞動合同也沒有。和大多數民工一樣，他們打的一直是“黑工”。而來自勞動仲裁部門的消息更加引人注目：“白領黑工”現象不僅普遍存在，并且呈現逐漸上升趨勢。
較之白領，一些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極端缺乏的民工，處境格外需要引起重視。當廣西南丹礦難事故中礦工與礦主的“生死合同”被發(fā)現的時候，當大量民工春節(jié)期間要求政府幫助討還拖欠的微薄工資時，有的學者開始呼吁關注“轉型期中國的勞資關系出現返祖現象，再度泰勒化現象(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管理現象)”。他們指出：在亞洲國家投資的“三資”企業(yè)與中國本地的一些民營企業(yè)中，勞資關系有的似乎退回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工業(yè)革命初期。而目前，勞動糾紛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的企業(yè)在改組改制、兼并破產過程中沒有妥善安置好職工，致使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受損；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業(yè)不依法與職工簽訂規(guī)范的勞動合同，有的甚至搞“生死合同”，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事件時有發(fā)生。同時，強迫工人長期加班加點；任意克扣、拖欠工資；拒不繳納社�；�；不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設施；甚至任意打罵、侮辱工人，嚴重侵犯人身權利。使社會底層的工人和一些民工的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
對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系、勞資關系、“白領黑工”等問題的出現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由于許多問題錯綜復雜、盤根錯節(jié)，一時難以解決，使有些人對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司法公正態(tài)度產生了懷疑和動搖，甚至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穩(wěn)定大局。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上的重要講話，是一篇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它回答并澄清了一系列長期困擾、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理論問題。他一再呼吁并強調要重視對當代中國階級和階層問題的研究，要注意兩極分化問題，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精神。這對解決中國勞資關系的“返祖現象”所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具有指導意義。中國勞動學會會長夏積智認為，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勞動糾紛應慎重對待，它不僅關系到國企改制能否順利進行，還關系到社會穩(wěn)定。因為不少國企由于常年虧損，造成拖欠職工工資，無法為職工繳納各種社會保險，在裁員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補償金問題上也不能使職工滿意，同時加深職工不滿的還有國企中存在的各種腐敗現象。從職工角度來講，由于過去“鐵飯碗”的觀念根深蒂固，還不能適應市場就業(yè)機制下的競爭以及與競爭伴隨的某些殘酷現實，認識的轉化還需要過程。因此，認真學習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思想理論，研究分析中國轉型期的勞資關系“返祖現象”，是解讀并解決好“白領黑工”、“民工黑工”等社會現象的關鍵。
在21世紀的社會轉型和階層分化加劇的過程中，要解讀并解決勞資矛盾不容易，從一定的角度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是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世俗化的時代呼喚。在國內外無數仁人志士的探索研討中，在各種不同方案模式的解決途徑比較研究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眼光又重新聚焦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層分析法中來了。這是“多樣性社會實現觀統(tǒng)一性”的歷史回歸，也是現代人思維方式返璞歸真、尋求創(chuàng)新的又一有益嘗試。
二、馬克思階級思想的原型和階層理論的轉折
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工人階級的命運一直是馬克思所關注的，這位偉人幾乎用了一生的努力為無產階級正確地認識自己的處境、使命和斗爭方向提供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時也實現了人類哲學發(fā)展史上的最偉大變革。馬克思眼中的社會分層蘊涵著沖突和革命，其沖突型二分層理論具有著獨特的批判性、革命性。馬克思的社會學是階級斗爭的社會學，它有幾個基本論點：現實的社會是一個對抗性的社會，階級和階級壓迫是全部歷史悲劇，尤其是資本主義歷史悲劇的主角。階級斗爭是歷史的動力，它將導致革命，將標志著非對抗社會的到來。這些思想是對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矛盾、階級沖突現象的科學概括。它來源于馬克思對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發(fā)展規(guī)律的深刻解讀。
追溯馬克思的階級思想原型是深刻解讀的開始。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階級》是《資本論》手稿最后幾頁中經典性的一章。恩格斯把它放在《資本論》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加以出版，階級在這里是以經濟收入的來源即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一傳統(tǒng)的方法區(qū)分的，也就是指他稱之為“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公式”。
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他用經濟結構對階級的產生做出了科學的解釋，從中可以引出這樣幾個基本論點：
首先，社會階級是在生產過程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集團。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有兩層意思，即在生產技術過程中的地位和在技術過程之上的法律過程中的地位。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階級關系逐步趨于簡化。如果撇開隨著工業(yè)化的進展其重要性逐漸減少的地租，因而只剩下兩種收入來源的話，那么大的階級也只有兩個：由只具有勞動力的人組成的無產階級和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
馬克思關于階級問題的第二類文章包括一些歷史研究，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中，馬克思區(qū)分了以下這些階級：金融資產階級、工業(yè)資產階級、商業(y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無產階級，還有他所稱的“流氓無產階級”。馬克思分析并研究雇傭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根本利益矛盾。他深知這些矛盾支配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但矛盾的形式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日趨簡單。馬克思實際上關注的是兩大階級，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兩個集團真正代表著社會并成為社會的矛盾方面。它始終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結構中，私有制和階級斗爭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上的，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關系中最本質的東西是階級沖突和階級斗爭。
馬克思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將哲學上的主體和客體、物質和精神的矛盾與無產階級的現實生活和革命斗爭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了。他幫助工人階級正確地認識自己的處境、使命和斗爭方向，完成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世界觀、人生觀的轉變和超越。從對馬克思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思想原型追溯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關于階級理論的論述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出發(fā)點，是解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社會基本矛盾的首要問題。在以后的馬克思主義發(fā)展中，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崛起與發(fā)展，在改變歷史命運和人類未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都有著重要的歷史作用。但是在歷史長河的曲折奔流中，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法在實踐中的完善和發(fā)展也是必然的。這種追溯物質和經濟動因，發(fā)掘改變社會主體力量，直視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對21世紀中國的轉型和發(fā)展具有著直接的現實意義。
研
究韋伯階層理論的作用與局限是深刻解讀馬克思階級理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與批判型學者馬克思不同，德國另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1864—1920)是一位著名的維護型學者。他認同資本主義存在與發(fā)展的合理性，關心個人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和命運。韋伯把馬克思的學說看作一種經濟決定論。他反對客觀規(guī)律決定論，認為這類規(guī)律無論是馬克思的還是實證主義的，都抹殺了文化的能動和自覺的因素，使一切觀念都成為外在物質力量的自動反映。
在階級的起源及歷史作用的分析上，韋伯承認，在研究社會不平等時，把經濟作為分層標準是必要的。但社會的分層結構是個多層面的統(tǒng)一體，除了經濟地位之外，至少還有兩種同樣重要的分層屬性，在造成社會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影響力，這就是聲譽和權力。由此韋伯主張從經濟、聲譽、權力三個角度綜合考察一個社會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三大領域中的不平等。
韋伯也把根據經濟因素劃分的地位群體叫做階級，認為階級是指一批在經濟狀態(tài)和變化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群，如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技術人員、專家和低級管理者。他們在財產和教育上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但財產的差異并不必然導致階級斗爭和革命。劃分階級的標準實際上就是“市場購買力”，對市場上的機會的把握能力，即“錢袋的鼓癟”，而不涉及在所有制中所處的地位。所以韋伯所說的階級差別主要是貨幣量的差別，這與馬克思的階級概念顯然不同。
韋伯三位一體的分層模式對西方分層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西方社會分層研究雖然理論名目繁多，分層標準五花八門，但一些基本特點都是溯源于韋伯的分層模式。他認為，由于還存在著“階層集團”，社會分層變得更為復雜。因為，“社會對名望的評價有一定的褒貶之分”，使階級地位有別于階層地位，因此韋伯把階級和階層集團作了區(qū)分。階級地位由市場決定，而階層地位則取決于別人對他或她的社會地位的評價，取決于別人的尊重與否。韋伯社會分層方法雖然有助于對現實社會階層的系統(tǒng)分析，但多元化、復雜化的分析過程卻也容易造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相對主義現象。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與韋伯分層理論之間的區(qū)別主要表現在：其一，確立分層標準的指導思想不同。馬克思的劃分標準是一元的、定性的，他以科學的唯物史觀為基礎，能抓住各種垂直分化中最本質的、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正是這種占有關系的不同決定著人們在其他社會活動領域中的差別，以占有關系劃分的階級之間的差別是一切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韋伯的階層理論則看不見或回避了社會不平等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私有制。其二，研究目的和重點的區(qū)別。階級理論堅持對私有制、階級及不平等現象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尋找階級運行、發(fā)展、消亡的客觀規(guī)律，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本質特征。而分層理論則不愿意觸動私有制，只對社會運行機制進行改良，以求控制和防范由社會不平等造成的動蕩局面。其三，最終結論的區(qū)別。階級理論把私有制和階級現象當作社會垂直分化的最重要基礎和產生一切社會不平等的根源，用經濟利益和主觀需求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來概括階級問題。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問題，從而抓住了社會矛盾的本質，解決勞資沖突、社會分層的主要矛盾。而分層理論則否認廢除私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看不清不平等的根源，斷言任何社會都不能消除社會不平等現象，把人分成等級是人性中固有的傾向，不平等是永存的。
作為偉大思想家的馬克思，其一生最令人欽佩之處就在于他從不間斷對自己思想、理想的反思、懷疑和批判。在構筑他自己偉大理論的同時，他不斷汲取著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資料，不斷參與工人運動的偉大實踐，不斷與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干擾進行抗爭。
在馬克思看來，貫穿在他五十年代的社會——歷史——經濟研究中的“主線”使他證實并離析出生產方式是社會結構、階級形成、階級沖突和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決定因素。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把生產看作分析階級形成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一般是指出簡單化的兩大階級模式。這種模式的要點不是來源于剩余價值概念，而是來自對社會發(fā)展的思辨的哲學觀點。在《共產黨宣言》里，是用階級力量明顯地兩極分化的觀點來描述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的。“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在論戰(zhàn)文章中常常提及資本主義分層模式，但是他在更為科學的和歷史的研究中卻拋棄了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兩分結構。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中，馬克思區(qū)分了金融資產階級、工業(y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地主和自耕農，而在其他有關法國和德國的研究論著中，他指出存在著資產階級、農場主、農民、農業(yè)工人、流氓無產階級(“最危險的階級”)和封建領主。馬克思把其中的某些范疇描述為“過渡階級”，這些階級的存在是同資本主義必然的歷史發(fā)展相矛盾的，這種觀點幾乎等于說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才是資本主義各種社會形態(tài)的本質結構。但是一般說來，馬克思決不明確地說單純的兩大階級模式是歷史事實，而是強調資本主義內部的階級形成和階級結構是錯綜復雜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方法是以一種“純粹的”模式為出發(fā)點的，即撇開一切錯綜復雜的歷史因素，例如對外貿易、壟斷、殖民主義、工會、國家的作用等等，由資本——勞動關系支配一切的模式。在分析過程中，即在三卷《資本論》的整個論述中，由此及彼、由簡入繁地引入各種經驗的特定的和復雜的特點，從而使這個模式逐漸接近于復雜、豐富、具體和歷史規(guī)定的資本主義。
同時，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規(guī)定為一種制度，一種受生產方式以及私人占有的經濟力量同集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支配的整體結構。社會發(fā)展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模式中的內部矛盾的結果，這個規(guī)律是按《共產黨宣言》關于階級力量兩分結構的觀點表述的。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便是日益分裂為利益不可調和的兩大“敵對的陣營”。
晚年的馬克思，在對自己理論和實踐的不斷完善和反思的同時，逐漸接受文化人類學：社會現實多樣化發(fā)展的眼光和思維方式。他在多維視野的分析思考中，對亞細亞生產方式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峽谷問題進行了大膽的假設。這是因為世界歷史的曲折性、復雜性的現實發(fā)展過程，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國家建立社會主義之路必須用新的多元統(tǒng)一性的思考方式。
在社會主義的具體歷史發(fā)展中，馬克思的“多樣性社會和現實統(tǒng)一性”的分析方法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和理解。這種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維方式對21世紀的人類社會發(fā)展來說，同樣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對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世俗化的中國轉型期社會發(fā)展過程之中。因為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下，用簡潔明快的一元化社會分層標準深刻地揭示了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的對立和沖突本質，盡管也有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三、“三個代表”理論對中國社會分層問題的當代解讀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確要按照馬列主義關于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要求來建黨。經過80年奮斗歷程，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共產黨改黨名，從黨章上刪去“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我們黨仍然宣布自己是“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這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政治決定，其意義
決不能低估。
在對當代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問題分析時，我黨依然堅持馬克思對階級問題的階級分析法，堅持一元及統(tǒng)一性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為在21世紀，包括廣大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工人階級仍然是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且，隨著我國工業(yè)化和信息化的推進，工人階級不僅在質量上將大大提高，在數量上也將大大增加，從而使它的整體優(yōu)勢得到更好的發(fā)揮。堅持把“工人階級先鋒隊”作為我們黨的階級性質，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傳統(tǒng)，又符合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客觀實際。正如江澤民同志深刻指出的：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發(fā)展，我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日益提高，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也在發(fā)展，黨的階級基礎不斷增強。同時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這個概念的內涵已經深化，外延正在擴大�！肮と穗A級”是大工業(yè)的產物，過去曾把他們看作是大工業(yè)生產力的代表，現在我們則更加深刻地認為他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代表。其中，特別要指出的是，鄧小平早已從科學技術與生產關系的分析中，做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科學論斷。這同西方某些理論家把包括廣大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經營管理者在內的知識分子籠統(tǒng)地納入所謂“中產階級”范疇，制造“白領”與“藍領”對立的觀念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鄧小平從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關系分析中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完全正確的。正如江澤民所指出的：“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大大增強了工人階級的科技文化素質。”因此，我們今天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具有新的涵義，而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的舊結論。
堅持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看社會階層，這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創(chuàng)新，其過程是復雜的，但也面臨著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這些社會階層從個體來看，情況各不相同，有的素質較好，有的素質較差；有的對黨深有感情，有的為富不仁。但是從整體而言，他們是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在發(fā)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多種所有制經濟中形成的，而且整個生產和經營活動總體上是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法律和思想道德構成的宏觀環(huán)境制約下進行的，并對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的就業(yè)、財政和社會穩(wěn)定等問題作出了貢獻，加上他們從事的科技工作和經營管理工作也是勞動，因此不能簡單地用過去的舊觀念去看待他們。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明確地指出：“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yè)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zhàn)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痹陉P于如何看待財產，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問題上，江澤民在講話中強調了一個富有創(chuàng)見的觀點：“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所做的貢獻�！边@種觀點同樣堅持了馬克思的多元統(tǒng)一分析方法，強調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與有產者并不是絕對對立的，有產者與剝削者并不是必然聯(lián)系的，對具體人的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yōu)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是有嚴格條件的，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這里同樣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清醒而理性的階級分析法。
由北京“找到啦”網站倒閉引發(fā)的討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清晰地告知人們要關注“白領黑工”、勞資糾紛背后的社會問題。因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矛盾交織著錯綜復雜的階層關系。這種狀況已經成為國內外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部門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特別是由于轉型期中國的飛速發(fā)展，使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也從平等的“同志”關系發(fā)展到了不平等的“雇傭”關系，“白領黑工”、“勞資糾紛”等矛盾急劇顯化突出，這些問題的解決思路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fā)，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眼光透視，理解并貫徹落實“三個代表”理論，在“多樣性社會和現實統(tǒng)一性”中實現歷史性超越。
四、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優(yōu)化途徑的現實探索
按照馬克思的分析，階級的本意是“不同利益的集團”，階層則指不同利益的群體。集團較之群體，在成員的聯(lián)系性上更強，用階層的提法可以更為中性、更易為大多數國家和多元化社會所接受。階級分析法，源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馬克思強調依靠所有制和國家利益的整體統(tǒng)一性，用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和私有制的沖突問題。當代中國學者對轉型期中國正在形成中的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則更多使用的是階層分析法，更多地強調用系統(tǒng)多元的辯證法解決中國轉型期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強調用和諧的、協(xié)調的、多元的雙贏或多贏過程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假如從“經濟”(尤其是“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的“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或利益斗爭)的歷史”，應該說馬克思的分析是正確的。因為歸根到底，每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在為利益奮斗，國家存在的最基本原因也是為了平衡和調節(jié)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馬克思的沖突論所強調的是對由于不合理階層分化引發(fā)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后果關注，并強調歷史唯物方法解決途徑的必要性，這對當代中國發(fā)展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解讀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返祖現象”時，要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具體分析轉型期貧富兩極分化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對當代中國而言，適度、合理的貧富差異，能夠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利益落差壓力來驅動經濟的增長和發(fā)展，進而起到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相反，不合理、過分的貧富差異必然蛻變?yōu)閮蓸O分化，從而造成社會不平等和緊張狀態(tài)，導致社會效率的下降。因此，貧富差距要適度，一方面應充分激勵競爭致富，把合理有序的貧富差距當作社會進步的杠桿；另一方面，又不能無限擴大貧富差距，要把它控制在社會所能容忍的范圍之內。目前我們仍處于貧富差距較大的階段，隨著市場轉型的逐步完成，貧富差距將出現縮小的趨勢。因此，勞資關系、“白領黑工”、勞資糾紛等矛盾解決的基本思路是：富要合理，貧有救濟，抑制暴富，鼓勵致富。要協(xié)調各種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要強化法律、輿論的監(jiān)督、保證和引導作用。要健全工會，調控市場競爭力度，引導人才合理流動，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種員工和各階層的積極性和潛能，形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體力量、中堅力量。
其次，要學會馬克思觀察問題的方法，用階級分析的慧眼透視“白領黑工”、勞資糾紛現象。在改革開放20年后，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紛爭不斷。但萬變不離其宗，歸根結底，矛盾依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與需求之間的稀缺性問題，是各種資源的占有與優(yōu)化配置之間的矛盾。即使在資本主義最發(fā)達的美國，人們曾經宣告工人階級已經消亡，但不少學者依然強調：雖然工人階級的結構發(fā)生了改變，但是它的實質依然存在并有一定的影響。經濟現象也在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存在一個穩(wěn)定的兩極分化現象，而在這兩年網絡經濟危機頻發(fā)過程中，人們更是清晰地認識到，再高薪資的白領階層，甚至一些職業(yè)經理人，也是被雇傭階級，他們和藍領工人一樣經常被解雇，難以在市場經濟的汪
洋大海中把握自己的命運�？梢�，再多元復雜的階層分化關系背后，依然是雇傭和被雇傭的勞資關系。在資本性資產的時代轉化為“知本性”資產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系依舊未變。
再次，馬克思階級分析方法的永恒魅力在于它的簡潔性和一元性。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世俗化的當代社會，人們必須時刻關注錯綜復雜的社會分層現象，學會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借鑒階層分析法的系統(tǒng)整體觀點。因為，當今社會唯一不變的是變，工人階級的形象結構較之以往都已經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戴著硬沿帽、穿著藍領上衣這一陳舊的形象，已隨著工業(yè)時代在人們腦海中的記憶越來越模糊，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群人的形象也在改變。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現代社會生活中從事核心工作的人群正變得越來越年輕，種族上越來越多樣化。女性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受過更高的教育，和老板更保持距離，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復雜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本質問題的解決的途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將簡潔性和復雜性，一元化和多元化相結合。
最后，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返祖現象”的產生，所謂解鈴還需系鈴人，其解讀和解決的關鍵就在中國。轉型期中國的市場經濟發(fā)展還不充分，法制也不健全，不少私營企業(yè)的管理水平還處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是當今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的根本原因�；仡欛R克思階級分析思想原型，解讀馬克思從階級到階層思想發(fā)展的心路歷程，領悟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的精髓，尋找中國共產黨轉型期方針政策的發(fā)展軌跡，是我們解讀“找到啦”等“白領黑工”、勞資糾紛問題的關鍵。
在“三個代表”理論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能力在不斷提高，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形式和內容在不斷變革和完善，對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現代命運在不斷關注并改善。這是21世紀全球問題突出，經濟政治危機頻發(fā)，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全球背景中，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無數人不斷為中國喝彩的真實注腳。馬克思和毛澤東當年在對階級問題進行分析時，主要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制度，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社會。因此，他們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關系之間的對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剝削和壓迫現象。而在現階段，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執(zhí)政黨，因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問題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目標，是為了建設好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執(zhí)政黨目標的變化也需要相應調整階層問題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觀地調查和評估當代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變化、地位、特點，研究他們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態(tài)，從而更好地協(xié)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充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進一步穩(wěn)步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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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邵穎波、徐暢，《解讀“找到啦”現象》，《經濟觀察報》，2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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