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國際機制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唯物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
　　第一個理論流派就是唯物的現(xiàn)實主義。
　　直至最近，現(xiàn)實主義者仍一致認為，國際機制及其運行規(guī)則、目標和影響總體上反映了系統(tǒng)內最強大國家的利益�，F(xiàn)實主義理論認為，每個國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與自治權最大化。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對別國意圖與能力的疑慮會引起恐懼，而恐懼又催生了一種欲望，即通過提升相關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與自治權最大化。有兩種方法可以達此目的：一是動員國內的經(jīng)濟與軍事資源，以提高軍事實力，這種方法有時被稱做“內部均衡”。二是尋求結盟，即尋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這種利益針對其他某個特定大國或國家聯(lián)盟，這種方法有時被稱做“外部均衡”。
　　一般來說，現(xiàn)實主義理論希望國家采取內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內部均衡使自治權最大化，還可以降低國家因聯(lián)盟義務而被拖入非情愿沖突之中的可能性。在盟國擔心落入陷阱的情況下，它還可以降低被其盟國拋棄的可能性。
　　根據(jù)這些觀點，現(xiàn)實主義理論希望國際機制采取下列四種形式中的一種。
　　第一種是對成員國的行為沒有足夠影響力的國際機制，也就是說，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國際機制，它們也只是致力于羅列成員國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動及選擇，而無力促使國家做違背自己意愿的事。第二種顯然就是結盟。第三種是服務于聯(lián)盟成員共同利益的經(jīng)濟機制。第四種是作為大國霸權工具的機制。
　　總之，現(xiàn)實主義理論認為，除了占優(yōu)勢地位的一個或幾個機制的發(fā)起國的認同或利益外，機制本身沒有自己獨立的認同或利益。下列各項可以促成對機制的服從（同樣也是順從霸權國的利益）：
　　·盟國間暫時共享的軍事利益；
　　·霸權國通過機制提供的實物“補償”和“制裁”；
　　·參與機制一段時間后，弱小國家間對從屬地位的內在認同。
　　　　契約制度主義理論
　　契約制度主義，又稱新自由制度主義，它對唯物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假說大部分是接受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狀態(tài)的，國家理性地追求安全與自治權的最大化。在不穩(wěn)定和擔心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國家傾向于依靠國內外平衡來保障自己的安全，這就派生出一種體系，其特點就是沖突、不安全的循環(huán)。
　　然而，契約制度主義的不同之處在于，除安全與自治權之外，它又為國家增加了第三種擔心，這就是福利，或曰該國民眾的經(jīng)濟安康。原則上，這種利益的絕對值要比其相對值要重要（例如，對一個國家來說，現(xiàn)在的生活水平比過去提高了，要比好過其他國家的生活水平更重要）。國家看重經(jīng)濟生活水平的絕對提高，而國家之間物質資源與人力資源分配不均，因而國家就發(fā)現(xiàn)它們有通過經(jīng)濟交往使福利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如，貿易與投資）。
　　問題是，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需要保證其合作不會被他國所利用。國際機制能通過降低獲取其他國家能力與合作意愿信息的成本來幫助提供這些保證。有多種方法供國際組織用來降低這些成本。
　　首先，國際組織本身可以要求國家提供關于它們遵守協(xié)議的信息，國際組織內部的其他成員也能獲得這種信息。這種信息能夠減少對其他國家承諾的可靠性的懷疑，也有助于增進國家對合作成果的期望。
　　其次，國際機制還可以為消極的國家提供增進合作的動力。
　　在契約制度主義者看來，國際機制鼓勵合作的第三種方法是保證國家間的互動持續(xù)下去。只要國家相信它們可以繼續(xù)從組織內部的合作中獲益，它們短期內就不會退出、蒙混或違反協(xié)議。換句話說，美好的遠景和對繼續(xù)互動的確信將增進合作的可能性。絕大多數(shù)的組織成立時并沒有明確的終點或期限，成立這些組織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續(xù)下去，除非極端的情況迫使某國退出。這種對長期互動的確信增大了騙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為其他國家會不愿與其合作，因而剝奪了違規(guī)者的長期利益。
　　最后，一種機制可以促進合作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場所，讓國家在此提高其作為合作者的聲譽，當一個國家從某特定組織內部的合作中不能獲益或獲益很少時，更是如此。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契約制度主義理論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機制“是否”有用。這項研究對主流現(xiàn)實主義關于機制是大國工具這一觀念提出挑戰(zhàn)。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契約制度主義開始將其關注點從證明機制“是否”有用轉到“怎樣”發(fā)揮作用。一種研究方法關注的是國內行為體如何利用機制來為其國內政治議程服務。
　　換個角度來看，國內行為體能夠意識到，通過讓渡部分國內政治權力給國際組織，他們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為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例如，將貨幣政策讓渡給歐洲貨幣聯(lián)盟，使得一些國家的政客更難以使用短期通貨膨脹性開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決策權掌握在支持低通脹政策的國際組織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國的改革者可以宣稱國際環(huán)境要求中國推進以市場為主的改革，從而使反對國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證據(jù)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愿意加入某幾種國際組織來加強他們在國內的權力和信譽。他們將努力加入那些能夠為更民主、更開放和更透明國家提供合法性及發(fā)展援助的機制。例如，東歐那些希望加入歐洲有關機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國家就是這樣。
　　　　建構主義和社會學觀點
　　建構主義是分析國際組織對主權國家行為影響的最新的方法，從某些方面來看，也是最激進的方法，因而，它同樣也是理論和實證上均未充分發(fā)展的方法。另外，與現(xiàn)實主義和契約制度主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建構主義沒有提出一個關于國家行為的單一宏觀理論。建構主義是一種論證方法而不是一種完備的理論。作為起點，它沒有提出一個關于什么動機促使行為體采取行動的明確假說，而是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多個行為體的社會性互動是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標準框架的，而這一框架反過來又重構行為體自己的認同。建構主義趨于從社會學和心理學中吸取所謂“中程”理論來探討社會性互動如何改變行為體的舉止。
　　建構主義將國際組織看做社會環(huán)境，個人與小的團體得以會面與互動的社會環(huán)境。在這種社會環(huán)境中，逐步適應的過程可以使國家利益與偏好發(fā)生變化。在互動之中，我們能夠逐步認識到我們的利益是互相沖突、還是互相協(xié)調�；�本的理論觀點是，認同與利益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被創(chuàng)造和再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樣說的意思是，個人與小團體經(jīng)過這種社會互動，經(jīng)常會對社會團體有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自己與這些團體共享某些利益，并且對自己的利益有不同的界定。簡言之，行為體的利益可能因其加入新的社會環(huán)境而改變，國際組織就是國際關系中重要的社會環(huán)境。
　　所以，建構主義關注的中心是不同的社會機制，社會環(huán)境通過這類機制來影響參與者的認同、利益與行為。建構主義大體上給出了三種主要的社會化過程。
　　說服：說服是一個微觀過程。經(jīng)過一個認知過程，新成員相信特別的標準、價值是正確的，在他們自己的行為中也應是行之有效的。
　　社會影響：社會影響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借助這一過程，新成員的行為由內部判定，以贊許或地位標志加以獎勵，或者以屈辱和降低身份相懲罰。
　　模仿：模仿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借助這一過程，新成員模仿團體的行為規(guī)范以適應不確定的環(huán)境。
　　模仿至少能以三種方式影響國家行為：
　　第一，為使組織內部功能最小化所建立的很多工作習慣和規(guī)范都

源于對集團內其他成員行為的模仿。這些習慣與規(guī)范可以限制參與機制的合法形式。
　　第二，模仿還能促使人們接受集團主觀意識間溝通的規(guī)范。
　　第三，模仿要求一個國家建立加入某個組織所需的機關與官僚體制。
　　一方面要注意建構主義和社會學方法的主要不同，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契約制度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主要不同。尤其是下面三個方面：
　　第一，建構主義的本體論是唯心主義的，而不是唯物主義的。因而它主張國際機制及其影響不是無政府環(huán)境中權力實際分配的功能。盡管物質力量強大的行為體可能控制組織，盡管這些機制有可能助長國際體系內的沖突，這些機制的作用總會為概念的透鏡所過濾，也就是說，如果物質力量條件本身影響到行為體的行為，那么這種影響也極少是不言而喻或普遍適用的。
　　第二，建構主義堅持認為，從理論上講，組織機構在某些環(huán)境中可以通過改變行為體的認同與利益而對其產生深遠影響。相反，現(xiàn)實主義和契約制度主義并不認為加入組織機構本身能夠引起利益與偏好的改變。它們傾向于假設特定行為體的偏好是固定不變的，由于加入國際組織而引起的國家行為的任何變化，要么是戰(zhàn)略的改變，要么是因新行為體掌權所造成的一國決策過程中權力分配的變化。然而，這些新行為體被認為同樣有固定不變的偏好。
　　第三，鑒于建構主義者已經(jīng)將他們的關注點轉移到用實證方式去探詢國際組織內社會化的出現(xiàn)與作用，建構主義的研究對象就越來越集中在個體和小團體上。換句話說，建構主義對國際組織內社會化的最新實證性研究，沒有將國家作為單一行為體對待；相反，建構主義是傾向于微觀的，這與建構主義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認知層面的社會互動作用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這個原因，即使承認社會化對國家整體的外交政策沒有直接的、一對一的作用，建構主義的研究也可以為國際組織內的社會化找到證據(jù)。這是因為，國家的代表很可能適應對利益的新理解，但是這些人仍須與在制定國家政策的過程中堅持國家利益“舊”觀念的官場上和政治上的對手做斗爭。
　　　　國際組織研究中的新問題
　　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少理論與實踐問題有待回答或討論。這些問題成為美國國際組織研究中廣泛的研究項目。其中一些問題如下：
　　·機制的起源是什么？它最初會不會是系統(tǒng)內最強大國家利益的附帶產物，而后才有了獨立的身份、使命、程序與政策？在怎樣的條件下，所謂“標準倡導者”才能建立起與系統(tǒng)內最強大國家的利益相獨立的機制？機制的設計如何影響合作的質與量？組織內部的決策原則與程序如何影響合作的質量？有很多種決策的方法：絕對多數(shù)（如2/3多數(shù)）、簡單多數(shù)（如51%多數(shù)）、全體一致（每個成員都有否決票）、和靈活一致（當達成一致時由主席決定）。如果決策原則的類型發(fā)生了變化，合作在相似的機制之間會有何不同？·什么樣的組織才是“理想的”或“高效的”？·國際機制和國內立法機關是如何互動的？·國際組織促使國家行為趨同或趨異的條件。
　　這僅僅是研究國際組織的學者所涉獵的幾個主要研究方向。幾乎所有研究都以西方基礎之上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機制作為實證分析的對象（如，19和20世紀的歐洲盟國、聯(lián)合國體系或歐盟組織）。幾乎沒有什么研究從以亞洲為基礎的區(qū)域性組織或全球性組織中亞洲國家的行為中引用數(shù)據(jù)。因而，將亞洲的經(jīng)驗結合到國際機制中去，會使國際關系理論界及低一層次的國際機制研究獲益匪淺，尤其是中國的參與，成為有效檢測關于國際組織對國家行為影響的非傳統(tǒng)理論模型與假說的基礎。但要做這樣的檢測，學者需要更多地了解在決定參與和回應國際機制之前的決策過程和對政策的權衡，說到底，還是一個透明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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