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技術與人文精神

網絡技術與人文精神  
發(fā)布時間： 2003-8-27  作者：秩名  
技術(包括“網絡技術”)導源于“求知意志(the will to know)”。人文精神導源于“意志”的自由。因此在技術的時代(即以技術進步為主導的時代),人容易淪為“求知意志”的奴隸；而在信仰的時代,人的自由意志被“無知”所蒙蔽。無視物質手段的進步,一味沉浸于精神自由的人,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所說,將永遠停留在如夢般的,實現(xiàn)不了的“自由”里。所以意志朝著“自由”邁出的第一步,總是放棄一部分可能的自由,為了實現(xiàn)另一部分自由。這里既包含了經濟學家所說的“自由選擇”(選擇“自由”與為自由而“選擇”),也意味著薩特所說的“自由選擇”(被注定了要自由地選擇)。自由選擇于是不得不帶有某種功利性質,因為它所選擇的恰恰是通過使“物質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來實現(xiàn)精神自由。對“手段”的追求可以使手段異化為對“目的”的壓抑。我同意<硅谷時代>的宗旨---立足技術時代,倡導人文精神。

網絡(net),尤其是“萬維網(world wide web)”,它的核心的技術特征(“多對多”的對話渠道)使它具有這樣兩個語言學特征:(1)以超文本(hypertext)的形式將思維“外化”為平面網絡體。這一“思維”體系里的語詞,陳述,判斷,隨著體系本身的擴張而傾向于在體系內部自足地,從體系所包含的其它語詞,陳述,判斷那里獲得注解。在這一過程中,簡單元素的復雜連接可以突現(xiàn)出高度復雜的“現(xiàn)象”,正如同無數簡單神經元的復雜連接突現(xiàn)出“思維”現(xiàn)象一樣。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的大腦正在被網絡技術并入萬維網成為外化的“思維”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一思維網絡的能力將極大地超過任何單一大腦的思維能力。只不過,簡單元素的復雜連接必須要復雜和龐大到一定程度(“critical mass”)才可能突現(xiàn)出高級事物來；(2)以網絡記憶體逐漸取代大腦記憶體從而將思維“平面化”。正如同普遍使用“文字”使人們逐漸忘記了對生活的直接體驗一樣,普遍使用“萬維網”會使人們失去思維的“深度”。文字的使用(符號記事)與萬維網的使用都傾向于降低大腦記憶體在人類理解過程中的作用。

我想稍微深入地討論一下這個“思維平面化”問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里面對德文的兩個關鍵語詞做過這樣的區(qū)分:(1)Verstand,按照康德和后來叔本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解釋就是“理解力”(英文通常譯為“understanding”,不過阿娜.阿倫特堅持認為應當譯做“intellect”,參見 Annah Arendt ),我以為譯做“認知”更不易誤導(但是“認知”的英文是“cognition”)；(2)Vernunft,按照康德的解釋是“理性”(英文的“reason”)。這兩個語詞之間的區(qū)分,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顯得不十分重要,故王國維(<釋理>)曾以“理由”一詞概二者而括之。在西方思想傳統(tǒng)中,由于“科學敘事”對人文精神的壓抑---這一壓抑在康德所處的啟蒙時代已經初露倪端,康德特地要用這兩個語詞把“知識”與“信仰”當做兩個獨立領域區(qū)分開來。人類理解力的功用在于認識世界,獲取知識,和技術性地改造世界；人類理性的功用在于思考世界,為生活世界提供“意義”,和對技術的運用提供思想指導�？档虏⑶页稣Z驚人:“...從而我得到結論,我們應當推拒知識,以便為信仰留出空間”。后來胡塞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等人呼吁“歐洲科學的危機”,“存在的被遺忘”,“人的單向度化”,可以視為是對康德此? 锏陌倌昊賾Α?/P> 

如果我們同意康德的看法:思想提供“意義”,理解提供“知識”。那么我們就不難接受這樣的判斷:在萬維網上我們獲得的是“知識”(盡管這些知識可以突現(xiàn)為高度復雜的知識),而我們自己的頭腦為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提供“意義”。我們生活的意義之所以必須要從我們自己的頭腦里得來,根本原因在于生活的意義必須經過親身體驗才可能被領悟。“意義”的意義在于它從來就不是一種可以置認知主體于度外的“知識”；“意義”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情感的投入,它是心靈的激動,它是如同強烈的愛(或者恨)那樣的“幸福感”(或者“使命感”)。當我們思考生活的“意義”時,我們是用心靈(而不是用大腦)在思考。所以任何思考都包含了對生活的感受,由此構成我所說的思維的“深度”�；蛘哂梦以诹硪黄�文章里的提法,就是“知識過程與人生體悟”(<讀書>1999年4月)。

萬維網的這兩個基本的“語言學”特征同時也就是它的“思想”特征,因為就如巴門尼德聲稱的:“思與說是一回事”。具有這樣兩個基本特征的網絡技術在中國社會或任何一個具體社會里面意味著什么呢?我以為它意味著這樣幾件事情:(1)知識的民主,(2)交往的自由,(3)開放性的理解,(4)市場機會的擴展,(5)信仰危機。下面簡要討論這些可能性及與其相關的制度問題:

　

(1)知識的民主

我是在“權利平等”的意義上使用“民主”這個語詞的。在分工條件下,也只有通過勞動分工這一制度安排,人們才可能獲取并大量積累專業(yè)性的知識。但是專業(yè)知識的制度化與積累反過來把社會劃分為“專業(yè)群體”,隔離了這些群體之間的交往和理解。這就是哈貝瑪斯所擔心的日漸取代了傳統(tǒng)權威的“專家文化”。因為專家的知識權威并不提供生活的意義,一旦專家文化摧毀了傳統(tǒng)的意義權威(上帝)之后,人的意義也將消失。(“上帝死后,人之若何?”)這一問題被稱為“現(xiàn)代性危機”。就知識領域而言,現(xiàn)代性危機起源于專家對知識的切割與分離�；ヂ�(lián)網提供了這樣一種技術可能性:在不破壞甚至有助于專業(yè)分工的前提下,以廉價手段為大眾提供接近各種專業(yè)知識的機會。我把這一可能性定義為“知識的民主”。

在目前已經出現(xiàn)的免費網站里,我列舉如下專業(yè)網站以說明知識的民主是怎樣實現(xiàn)的:(a)醫(yī)藥。以英語為媒介,大約有五個普及性醫(yī)藥知識網站是免費的(包括最近上市的“Dr.Kooper”),這些網站設有針對各類疾病的醫(yī)藥咨詢專頁和進一步獲得付費醫(yī)藥的咨詢。對多數患者來說,他們在醫(yī)生的診室里待幾分鐘所能夠學到的知識通常無法解答他們對自身疾病的治療方案或藥品選擇的無數疑問,而這些疑問通常可以從這些免費專頁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另外,還有一個高度專業(yè)的醫(yī)療網站,以幾百名最好的醫(yī)生為咨詢網,為上網的專業(yè)醫(yī)生提供疑難問題咨詢,按照所咨詢的項目收取費用(從5美元到500美元)。據說,那些剛剛畢業(yè)的外科實習醫(yī)生可以一邊上網咨詢,一邊進行手術,該網站保證提供高速實時對話以幫助手術順利實施。(b)法律。至少已經有了三個面向非專業(yè)人士的法律網站(以英語為媒介),這些網站通過聊天室或電子郵件對話方式免費評估潛在的立案可能性。在聊天室里,當事人可以把自己經歷的事情詳細講述給主持人聽,然后由主

持人評估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勝訴,以及能夠獲得多少賠償。這些重要的“首次咨詢”在許多律師事務所都是必須付費的。(c)金融。中國境內已經有至少兩個金融專業(yè)網站,而以英語為媒介的金融網站大約有二百個。除了專業(yè)金融網站以外,許多門戶網站(例如“Yahoo!”,“Lycos”,“Excite”,“Microsoft Network”,“Netscape”)都設有免費金融與投資網頁。專業(yè)網站的好處在于訪問者在那里可以免費學習大量金融與投資知識(比較著名的,例如“smartmoney.com”,“day-trading international”,以及微軟開設的“investor.com”)。許多網站的聊天室已經成為業(yè)余投資者學習金融知識的最佳場所,著名者如“Yahoo! Finance”,“Silicon Valley”,“CBS Finance”。而且,業(yè)余投資者還可以從這些網站獲得免費提供的實時股市走勢圖和其它重要的行情。這些服務相當有效地緩解了專業(yè)投資機構與業(yè)余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d)各門科學與人文的專業(yè)知識。只要打開例如“雅虎”網站的首頁,就不難看到這些原本分門別類聲氣不通的學科已經被互聯(lián)網以“超級文本”方式連接為一體了(盡管從首頁到各個專頁仍需要一系列鍵擊從而讀者很容易沉淪于“專家文化”中而忘記返回主頁)。

知識的民主不是從網絡技術那里自動發(fā)生出來的,它需要制度變革來誘導。美國的互聯(lián)網業(yè)務首先得到政治家如副總統(tǒng)高爾的全力支持,獲得了長期免稅的權利(目前尚在辯論中)。其次,美國的電話收費制度已經先期實行了變革(九十年代“電訊業(yè)打破壟斷”的后果之一),不僅長話費用通過競爭(和使用互聯(lián)網電話技術)而大大降低,而且市話成本也逐漸下降,計算機聯(lián)網費用也隨之下降,大多數消費者可以采用20美元左右月費方式上網(時間無限)。作為對比,歐洲的互聯(lián)網業(yè)務至今難有長足進展,主要原因就是電話公司壟斷市場,造成消費者不得不按聯(lián)網時間支付昂貴的電話費(在德國同一個城市的不同城區(qū)之間通話都可能按長話付費)。即便是目前風行歐洲的所謂“免費互聯(lián)網”運動也不過是鉆了電話業(yè)壟斷的空子(靠把客戶帶給電話公司得到“回扣”維持免費網站)。第三方面的制度條件是商業(yè)制度(支付手段,信用確認,商品割交與售后服務)在網上的健全與擴展,從而網上商業(yè)的利潤可以得到保護。沒有潛在利潤的吸引,互聯(lián)網公司是很難維持免費信息服務的。最后一方面的制度條件是社會對自由競爭提供的保護。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以“Linux”為代表的自由軟件運動(free-source movement)的豐碩成果,這一運動正在發(fā)展成為對抗“微軟”? 勻ǖ鬧饕?諧×α�。脩┗个以“l(fā)inux”代碼編寫的應用軟件,如果受歡迎的話,都可以獲取商業(yè)利潤(例如剛剛上市的“Red Hat”公司股票價格在一個月內從25美元飆升至140美元),而所有這些軟件的基礎語言---“l(fā)inux”則是免費提供的。這好象每一個人都可以靠應用數學方法賺錢而“數學符號”是免費提供的一樣。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知識的民主代替不了政治民主。前者是后者的認識論前提,“公民有知的權利”；政治民主還需要“程序正義”作為其道德前提。

　

(2)交往的自由

與“民主”一樣,“自由”也是一個,甚至是一個更廣泛的外延性概念(而非“建構性概念”)。這里所說的,僅僅是“交往的自由”。即便是“交往(communication)”這樣一個概念,用于此處也還是過于寬泛。對這個語詞的更嚴格的界定,似乎應當是“交流”或“通訊”�？傊�,互聯(lián)網提供了比以往的交流方式廣闊得多的對話界面。以電子郵件為例,如西蒙(Herbert Simon,計算機科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經注意到的那樣:電子郵件比電話更靈活,后者要求受話人必須在場,而前者則允許受話人在任何時候接收信息并決定是否回復。電子郵件的這一性質導致了對客戶問題的分層次答復方式,例如各個網站都要準備的“FAQ(經常被問到的問題)”解答,以及更深入一步的專業(yè)問題解答,其次是通過電話直接與工程師對話解決問題(這是“微軟”目前采用的客戶服務程序),最后,如“Dell”和“Cisco”那樣,通過“常駐客戶工程師(on-site staff)”解決客戶的技術問題。在這樣一個廣泛和多層次的社會交往過程中,電子郵件提供的是較淺層次但非常廣泛的交流面,它的靈活性在于,一旦建立了交流,對話雙方隨時可以進入更深層次的合作。電子郵件的這一特征剛好迎合了最近興起的“mass customization(大規(guī)模地針對每一個客戶的需要而提供服務)”企業(yè)戰(zhàn)略的需要。最近上市的“KANA”股票,專營自動處理電子郵件的軟件,股價在一個多星期內從25美元升至78美元。

互聯(lián)網提供了實現(xiàn)更廣泛的交往自由的技術手段,但是與“知識的民主”一樣,從技術手段里面不會自動生長出現(xiàn)實的交往自由。交往的自由需要道德條件---參與交往的人們相互之間對基本權利的尊重。哈貝瑪斯認為這樣的道德規(guī)范往往可以通過交往過程自發(fā)形成,他稱之為“交往倫理”(Jurgen Habermas,,MIT Press 1992)。而基于交往過程人們所獲得的理性被哈貝瑪斯稱為“交往理性”,也就是我所說過的“對話的邏各斯”。事實上,我們不妨聲稱:有什么樣的道德條件,就有什么樣的社會交往。在極端情形下,互聯(lián)網完全可以淪為獨裁者操縱社會的手段。

　

(3)開放性的理解

如上所述,我是在康德的“Verstand”意義上使用“理解”這個語詞的,因此這里說的“開放性的理解”其實就是開放性的認知方式。

最早論證人類認知方式里面所包含著的悟性因素的哲學家是叔本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以人眼的辨識過程為例子說明了所謂“格式塔(Gestalt)”認知方式的普遍意義。不僅眼睛,我們的每一種感官都需要借助我們已經建立了的世界諸種事物之間的理性聯(lián)系(合理性)才能夠辨認出所面對著的具體事物的屬類。能夠說出一項事物的“名”,已經意味著一種理解和由這種理解力所獲得的對此一事物的“權力”。從“文字的權力”發(fā)展到今天“知識的權力”(knowledge is power)以及掩蓋著普遍的“權力意志”的“求知的意志”,只是源于希臘的西方認知傳統(tǒng)的邏輯結果罷了。不論如何,在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作為認知的“理解”包含了雙重的意義:(1)知識的合理性,用康德的語言,就是“理性為自然立法”。而這一“理性”是指“純粹理性”,或者“先驗理性”。我們知道許多非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面的“知識”,例如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不會要求這樣一種合理性。這個論題涉及知識的“合法性（legitimacy）”,即知識的真確性的判斷基礎。在中國傳統(tǒng)里面,這一合法性建立在歷史敘事(經驗)的權威性(正統(tǒng)性)基礎上；(2)知

識所意味著的權力,也就是培根說的:“知識就是力量”。以“力”為基本動機的認知過程總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對被認識? 攣锏摹翱刂啤?“改造”,“奴役”。這和東方傳統(tǒng)的“寓諸庸于不用”的傾向完全不同。這一西方意義上的“知識”總遲早要轉化為它的反面---知識的危機。

萬維網作為一種新興的知識方式,我已經說過,其語言學特征是思維的“外延化”與“平面化”。這兩個特征的前一個導致這里所論的理解的“開放性”。萬維網所存儲的知識,哪怕是極其細微的一項知識,也永遠面對著未來被無數網民的具體經驗所否證的可能。我們每一個特定的個人,在具有活動能力的生命過程中,所能夠體驗到的東西畢竟是極為有限的。因此,我們頭腦的思維所獲得的知識,固然比平面化的網上“思維”深刻得多,卻由于親身體驗的有限性而傾向于成為“封閉的”知識,而基于封閉的知識所得到的對世界的理解(廣義的“理解”),就傾向于成為封閉的理解。因此亞里士多德說“老年人平均而言比青年人和中年人更狹隘”(<修辭術>第二卷)。

與上面討論過的其它技術特征一樣,我們必須注意到,從萬維網的技術和語言學特征里面不能自發(fā)地產生“開放性的理解”。因為這里所說的理解的“開放性”已經不再是對任何個人的理解力的描述,而是由社會交往過程實現(xiàn)的理解的開放性。這一理解是“未完成的”(即不斷展開自身的)過程,它永遠面對著知識過程的參與者們的新的體驗和批判。這樣的理解是真正意義上的波普所說的“批判理性(critical rationality)”,或者“演進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理解的開放性是靠了交往的參與者的批判精神來維持的,在普遍缺乏批判精神的社會里,萬維網永遠實現(xiàn)不了開放性的理解。我們看到,即便在發(fā)達經濟社會里,人們也仍然相當普遍地缺乏批判精神。最近開始受到重視的一種“智能”檢索器(由UC Berkeley 師生創(chuàng)建的Inktomi公司的產品),其原理是基于這樣一件事實:百分之九十九的網上信息,如果追蹤網頁的資料來源的話,都是由最權威的百分之一的網頁提供的。人們喜歡援引“權威人士”的觀點,就象股民更關注權威機構對股票的評價一樣。這是分工社會的“專家文化”的產物,是“信息不對稱性”的經濟學。萬維網所要求的精神便是對“專家文化”的批判精神,開放性的理解要求人們傾聽每一種聲音,不論那是強者的聲音,還是弱者的聲音。

　

(4)市場機會的擴展

無疑,互聯(lián)網提供了空前廣闊的市場機會,即達成“交易”的機會。而交易機會(即雙方均獲得福利改善的可能性)是分工,專業(yè)化,和財富增長的前提。

互聯(lián)網通過下列方式增加“交易”的機會:(a)將科層組織水平化。市場,企業(yè),家庭,政府,以及其它潛在的交易伙伴,為了節(jié)約組織運作的費用,常常保持一定程度的“科層”狀態(tài)。而科層所節(jié)約的費用往往會被信息在科層傳遞過程中造成的扭曲所帶來的損失(決策失誤)所抵消。換句話說,使資源有效配置的信息天然地分散在無數消費者個體當中,而生產手段的有效運行則要求一定程度上的“集結”�；ヂ�(lián)網可以用極低的成本(例如企業(yè)內部網的“包轉換”技術)把信息結構平面化。這樣,決策層次可以同時與各個基層個體保持交往界面。經典的例子是Cisco總裁與公司主要客戶之間的電子郵件往來,每天晚上通過這些電子郵件,總裁可以檢查公司各個部門的服務質量并在第二天上午的工作會議上制定解決方案。(b)提供“從頭到尾”解決方案(end-to-end solutions)。這類方案固然不來自互聯(lián)網技術,卻由于互聯(lián)網技術的普及而獲得了廣泛的應用。例如,Sapient的“系統(tǒng)集成”咨詢服務可以在事前談好的時間和預算之內把企業(yè)門戶網站與企業(yè)生產和供銷流程連為一體,Intel的擴展互聯(lián)網(extranet)也已經把主要客戶的內部生產流程集結為Intel銷售流程的一部分,從而使客戶企業(yè)內部的任何部門都可以直接在網上訂購所需要的物品(然后通過電子認定渠道獲得該部門上級經理的許可),避免了官僚式的采購論證過程.而從這種“一體化”所節(jié)約的費用---表現(xiàn)為實現(xiàn)了的“潛在交易”的利潤---則在客戶與核心企業(yè)之間分享。(c)直接提供“消費者對消費者”交易機會(c-to-c model)。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eBay”,在這里不僅有日常生活物品的交易,還出現(xiàn)了軍火和人體內臟的交易(正在接受聯(lián)邦調查局審查)。最近Amazon推出的“zShop”,為所有的人提供月租10美元的“店面”,而租客之一,OfficeMax,正是要借助于這個最大的網上書店的客流量出售自己的辦公室用品。(d)由于降低交易成本而帶來的交易機會。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網上證券業(yè)務的發(fā)展,交易費用從每單平均250美元(美林證券1990年標價)降低至每單5美元(Etrade 1999年9月對每季度交易次數超過75次的客戶的服務價格)。要知道,以每次250美元的交易費用,股票投資人很難獲得“當日交易(day-trading)”的機會,因為只有極少的股票可以在一天時間內波動幅度超過百分之十(假設“活躍股票”的平均價格為100美元,每次交易100股,交易費用不超過潛在利潤的百分之五十)。當交易費用下降到10美元時,在同樣的假設下,只要股票價格當天波動超過百分之零點八(而這樣的股票比比皆是)就已經有利可圖了。

當然,市場機會的擴展也需要相應的道德基礎,尤其是對財產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在產權基礎上,交易機會從可能性變?yōu)楝F(xiàn)實可能性,需要韋伯所說的“支撐系統(tǒng)”的支撐,即可靠的財會系統(tǒng),審計系統(tǒng),糾紛審理,法律與司法系統(tǒng),契約監(jiān)督和執(zhí)行系統(tǒng),可以預期的政策變動,可以預期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變化等等。

　

(5)信仰危機

從根本上說,只要取消了“權威”,社會就發(fā)生信仰危機。西方啟蒙帶給西方社會的是由“除魅”而發(fā)生的“集體對上帝的謀殺(尼采)”；西方啟蒙精神通過“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帶給非西方社會的是科學理性對傳統(tǒng)權威的審判和隨之而來的“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價值的危機”；當全球進入萬維網時代以后,平面化思維帶給人類的將是“深度的喪失”和隨之而來的理性本身的危機---對“理性”的信仰將被思維的“外化”所動搖。

到目前為止,科學理性的實質是哈貝瑪斯說過的,以物理實驗為典范的“過程理性(procedural reason)”。在理性化過程中,經驗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被理性地審查過,設計過,改造過,以便與預期的功利效果相比較,從而獲得進一步改善的方案,凡是沒有理性根據的,與過程所規(guī)定的功利目的不相干或相沖突的東西都被視為“偏見”而放棄。這便是所謂“理性法庭”對宗教和審美的審判。

過程理性在分工社會里表現(xiàn)為各個環(huán)節(jié)上的“專家”意見以及這些專家意見之間的交換(參見吉登斯<現(xiàn)代性與自我認同>),由此產生了上面說過的“專家文化”,和專家權威對宗教或傳統(tǒng)的其它權威的取代。

但是在互聯(lián)

網提供的“公共空間”里,專家的意見與外行人的意見同樣受到匿名質疑和公眾自身實踐的檢驗。這樣,互聯(lián)網的傾向就總是反對“權威”的,不論是傳統(tǒng)權威還是理性權威。也因此,許多論者把網上的這一情形稱為“失序”。

當社會陷入“權威”的危機時,唯一可以維系社會之為“社會”的,是被布坎南(和他的老師奈特)叫做“道德共識”的主體間性(James Buchanan,)。事實上,由于我們彼此的“生活世界”之間的重迭,任何兩個人之間就任何一件事物所分享的任何一種觀點,都可以逐漸擴展為主體間的理解,形成“共識(consensus)”。這種共識是佛格森(<文明社會史論>)所說的“人的社會性”的認識論基礎。共識是對話的諸種可能結果當中的一種,對話并不總是意味著主體間的理解。所以“社會”的延續(xù)并不具有必然性,所以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是“how is a society possible(社會何以存在)?”

形成共識的基本條件只有兩個:(1)主體間物質生活的互惠性(交易帶來的好處),(2)主體間共享的基本倫理意識(尊重生命,基本自由,勞動與財產關系)。這兩個條件也提供了緩解信仰危機的最低社會條件。在這一基礎上,理性,正義,自由,以及諸如此類的觀念,都可以通過“對話的邏各斯”在具體社會環(huán)境里得到明確的演進主義的界定（參見汪丁丁“啟蒙死了，啟蒙萬歲！”《戰(zhàn)略與管理》1999年2月，“中國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

　

作為“偶然發(fā)生的機巧”,技術,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并不意味著人文精神的消失。然而作為一個時代的“主導”的技術卻可能而且已經帶來了人文的危機。西方的命運,從邏各斯的“形而上學化”開始,從“永恒的活火”邏各斯蛻變?yōu)榻o萬物“賦形”的理念(Idea)開始,從發(fā)生學的知識靜態(tài)化為分類學的知識開始,經過海德格爾論述過的漫長的“存在史”而進入危機時期。令人擔憂的是,陷入危機的西方理性恰恰是通過西方知識方式所產生的先進生產力在全球的擴張而展現(xiàn)其自身危機的,從而將全球帶入了原發(fā)于西方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危機”之中。 在這一現(xiàn)代性危機中,非西方社會在西方文明沖擊下所迸發(fā)出來的諸如“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之類的回應,都是傳統(tǒng)信仰發(fā)生了危機而西方理性又難以融入本地知識的結果。在所有這些“本土”意識形態(tài)之下掩蓋著的,或多或少地表現(xiàn)出來的,是這些社會的本土性的人文訴求。使情況變得格外復雜的,是這種人文訴求在本土社會與西方文明遭遇之前,通常受到該社會傳統(tǒng)權威的壓迫,因此當傳統(tǒng)權威受到強勢的外來文明的挑戰(zhàn)時,本土的人文訴求便被納入政治較量的格局之內了。盡管有如此的復雜性和無數意識形態(tài)的糾纏,真正的人文精神既不會被“主義之爭”所遮蔽,也不會為“體用之辨”所誤導。因為正如本文一開始就言明了的:人文精神導源于意志的自由。 “意志(will)”,這是一個西方語詞。不過它所意味著的東西是人類共享的,那就是心靈試圖超越肉身界限的那種永恒的沖動。關于“靈魂”的這種沖動,在古代印度思想中與“濕婆”之舞（the dance of Siva）有關,在古代波斯索羅雅斯德思想中與“阿剎(Urta)”火的行為有關,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則與“天人相感”有關。不同的是,“意志”在西方傳統(tǒng)里表現(xiàn)為個體性的,萊布尼茨的“單子”的,而在非西方傳統(tǒng)里則表現(xiàn)為互相關聯(lián)的,“整體”的。從這一差異當中發(fā)生出來了西方傳統(tǒng)的“自由”觀念與非西方傳統(tǒng)例如中國傳統(tǒng)的“自由”觀念之間的差異。簡單地說,西方的“自由”觀念的核心意思其實包含在希臘語詞“auto”,或者英文的“autonomy”里面,直譯為“自決”(或“自治”)。而中國傳統(tǒng)的“自由”觀念則強調“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在我看來,中國傳統(tǒng)的“自由”觀念還包含另一方面的涵義,那就是王夫之所解釋的“逍遙”:過而忘之,引而遠之。故物論可齊,生主可養(yǎng),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遠,帝王可應而天下治。寓形于兩間,游而已矣(<莊子解>)。

包含了這樣兩方面意義的“自由”,其外延大大超越了“個體意志的自決”,已經可以引申為“個體自由”與“一切個體的同等自由”(即西方意義上的“正義”)這兩個觀念的綜合,并且還可以進一步引申為通過人際關系的互動而達到的自由,通過社會交往而實現(xiàn)的心靈自由。僅以此文呈獻于技術時代的人文訴求者們,作為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話語的局限性的人文敘事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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