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小說《審判》讀后感

　　卡夫卡小說《審判》讀后感

　　原創(chuàng)： 鐘皓楠

　　《審判》是奧地利猶太作家弗蘭茲·卡夫卡的作品�？ǚ蚩ㄓ�1883年生于布拉格的一個商人家庭，于1901年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化學、文學和藝術(shù)史，之后改學法律，1904年開始寫作。卡夫卡從1908年起供職于工傷事故保險公司，一直到之后因肺結(jié)核離職休養(yǎng)。他一生經(jīng)歷了三次訂婚，三次解除婚約。1924年，卡夫卡因肺結(jié)核而去世�？ǚ蚩ㄉ�前默默無聞，很少發(fā)表作品，去世以后，他的作品卻引來了全世界的轟動，被視為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先驅(qū)與大師，對后世產(chǎn)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美國》《審判》、未完成的《城堡》以及《變形記》等短篇小說，作品里充滿了象征意味，色彩荒誕而夸張。父子矛盾與家庭矛盾、小職員生活中的荒唐、現(xiàn)代人所經(jīng)歷的孤獨與異化都是他作品中的重要主題。

　　《審判》首版于1925年，小說講述了一家銀行的高級職員約瑟夫·K經(jīng)歷了一場荒唐審判、并最終因此喪命的故事。在約瑟夫·K三十歲生日的早晨，他一醒來，就發(fā)現(xiàn)有幾個陌生人闖進了自己的出租屋，并突然無緣無故地宣布他已經(jīng)被捕了，但他卻想不出自己有過任何值得受到控告的過失，也想不出是誰控告了他。被捕以后，他的行動自由并沒有受到限制，他可以繼續(xù)自己的正常生活，繼續(xù)日常的工作、戀愛。但被捕的念頭依然給他造成了困擾，認定自己必須解決這一難題，在法庭上，他堅持聲稱自己無罪，并控訴在法庭的行動后面有一個龐大的機構(gòu)在活動著，這個機構(gòu)腐朽愚蠢，草菅人命，它的存在只是為了誣告清白的人們，對他們進行審訊。之后，K得知，只要開始審判就意味著自己被認定為有罪，無法得到寬恕。于是他不斷試圖反抗法庭，四處求人，他們都承諾要幫助他，但一切都被證明為徒勞的。最后，K在自己三十一歲生日的前夕，在依然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的前提下，被兩個劊子手帶到采石場，像一條狗一樣被處死了。

　　《審判》以充滿象征和荒誕的表現(xiàn)手法，表現(xiàn)出了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里，作者對國家法制機器的不滿與批判，展現(xiàn)出了小人物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異化與荒唐困境。同時，這部作品也與作者的個人經(jīng)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展現(xiàn)出了卡夫卡關(guān)于自我審判與自我罪感的一些觀點。

　　無所不包的"法庭"與小人物的生活困局

　　《審判》發(fā)表以后，一直都面臨著不斷的爭議。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評論認為，K像他自己聲稱的一樣，并無罪過，卻死于法庭有失公正的裁決，這表現(xiàn)的是社會制度對小人物生活的一種擠壓，也可卡夫卡學習過法律的背景有著一定關(guān)系。在《審判》里，法庭無處不在，法庭從空間到人員的變化，展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社會法制機器的強大之處，也反映出了它的恐怖之處。

　　小說開頭，法庭的偵查員在未經(jīng)通知的前提下，直接闖入了K的住所，而實際上，對K的通知與審問是在K的女鄰居標爾斯納小姐的房間里進行的，同樣也沒有經(jīng)過這位女鄰居的同意。這種對個人空間的肆意入侵和占用，體現(xiàn)了法庭的權(quán)力至高無上，在辦公的過程里，對普通人的利益也完全不顧及。K初審的時間定在周日，這一時間安排使得K不能參加副行長的周末休閑活動，正與K想要與銀行副行長建立良好關(guān)系的愿望相背。這也體現(xiàn)出，法庭的介入影響了K建立正常的社交、工作關(guān)系，法庭的陰影已經(jīng)過度膨脹，深入了他的日常生活。在這種巨大的權(quán)力面前，作為普通人的K完全無力反抗，只能容忍他們滲入自己的私人空間，但這一切還僅僅是開始。

　　初審所在的地點也令K大吃一驚，在K的觀念里，法庭應(yīng)該標志明顯，和一般人的生活區(qū)域有著明確的界限。但所謂的"法庭"設(shè)在了一個并不起眼的地方，沒有任何明顯的標志，而法庭所在的大樓里也居住著其他居民，這也進一步體現(xiàn)了法庭已經(jīng)滲透進了普通人的生活，與普通人的生活已經(jīng)難分彼此。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法庭的觸手可以說是無處不在，遍及K的私人住所、辦公場所、律師所、畫室與教堂，這種空間上的變化與滲透產(chǎn)生了一種緊張的壓迫感，展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社會里法制機器的無孔不入，以及國家機制對個人自由的嚴重侵害。在擅自闖入法庭、并試圖離開的時候，K指出"這里的走廊實在太多",他沒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而法院聽差卻表示這里只有一條路。二人在空間感知上的差異也展現(xiàn)了二人對于法庭的不同認識。在K看來，法庭的存在是一個謎團，他們所遵守的法律、K自身的現(xiàn)狀也都是謎團，他在法庭里無法找到通行的道路，但他也認為，這樣的道路是可以找到的，他可以最終證明自己的清白。但對于法庭的幫兇，法庭里只有一條路，也即承認法庭的至高無上，完全服從于法庭的權(quán)威，其他的出路都是不存在的。

　　"審判"一詞，本身也可以有多重的解讀。"審判"可以理解為法庭對K的審判，K的自我審判，也可以理解為一場對審判本身的審判。從審判這場審判的角度來看，審判K的法庭，自身的合法性也有待考量。從一開始，審查人員就拒絕出示證件，或者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證件，也并沒有告知K他們代表哪一個法庭。而法庭所在的大樓里，混亂的居住環(huán)境也暗示著法庭審理過程的混亂、隨意而冗長。法官甚至不清楚K的職業(yè)，正式審判已經(jīng)開始，他還在詢問K"是否是一位油漆匠",他對K的實際情況完全不了解，既不告知K所犯下的罪行，也不接受K的任何申辯。法庭里的旁聽人員異常吵鬧，對于K的長篇大論，人們既不加以制止，也不認真聽取。但正是這樣一個看起來異�；恼Q、極度不正規(guī)的法庭，主導了審判的過程，并作出宣判，最終結(jié)束了K的生命，可以看出這完全是一個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法庭的形象。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作者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法律制度所持的懷疑與批判態(tài)度，作者對審判他人的審判過程本身表現(xiàn)出了質(zhì)疑，認為現(xiàn)代社會腐朽而殘酷的法律制度對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在與法庭對抗的過程中，K曾先后求助于律師、畫家和神父，卻發(fā)現(xiàn)這些嘗試都是徒勞的。律師，本應(yīng)象征著法制上的人身自由，但實際上，與其說這位律師的作用是對抗法庭的裁決、幫助K恢復(fù)自由與清白、彰顯法律的公平與公正，不如說他也是一位法庭機制的維護者。律師本身也確實是受到了法院的嚴格控制，甚至沒有改裝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權(quán)力。結(jié)果可想而知，K所求助的這位律師并沒有能幫助他，而是一直在圍繞著法庭的程序打轉(zhuǎn)，一直在告訴K,以他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對抗龐大的法庭，無法改變現(xiàn)狀，試圖勸說K服從于法庭的權(quán)力體系。

　　在對律師失望以后，K決定轉(zhuǎn)而去拜訪一位深受法院信任的畫師，指望能對自己的情況多一些了解，并從畫師那里得到一些幫助。在畫室里，為了和畫師進行交談，他斥責了許多吵鬧不堪的姑娘，卻被告知她們都是法院的人，因為"一切都已經(jīng)屬于法院了".畫師在給法官畫像的過程中，也要不斷受到法官的騷擾，接受法官隨時進入自己的房間，甚至是爬過自己的床鋪。從中也可以看出，法院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擴張過度，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威脅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這里的每個人，不是在為法院服務(wù)，就是要受到法院的威脅與迫害。在畫師為K所提供的三種解決方案里，正式開釋是不存在的，假釋和展期都不意味著真正地脫離法庭，都需要K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長久以往，K也將深陷于自己的案子，失去全部的個人生活，他的生活將被法庭所吞噬。這一方面可以看出，作為普通人，和法律權(quán)威的抗爭是艱難而漫長、甚至不可能的，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象征著藝術(shù)與審美的畫師，在這里也成為了法庭的幫兇，他所給出的解決方案，也是在維護法庭的固有程序與無上權(quán)威。

　　當法律與藝術(shù)都失去了與國家機器的迫害抗衡的力量，精神上的自由往往會成為最終的出路。在K死前，他被看似無意、實則是別有用心地引向了城市的大教堂，也就是引向了本應(yīng)意味著靈魂升華與自由的場所，但在暴雨的天氣，教堂里的氛圍卻極度恐怖。在教堂里，他遇到了一位對他案件知情的教士，而本應(yīng)象征著靈魂的自由與解脫的教士，竟然也隸屬于這個龐大而強有力的法庭，理應(yīng)給人以自由的教士卻給人帶來了更多的束縛，這一設(shè)計也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教士不愿聽信K的辯解，也不愿體貼他所遭受的痛苦，而是毫不留情地在教堂里宣判了K的罪責，以故事嘲笑K對法庭的無知。教士講給K的鄉(xiāng)下人的故事，一方面是在告訴K,就像故事里的鄉(xiāng)下人一樣，這一法庭其實只是為了他而設(shè)立，提醒他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與無望處境。另一方面，教士也依然在為法庭的合理性與正確性申辯，告訴K他沒有能力和法庭對抗，盡管K堅信自己的無辜，卻也不能阻止自己在法庭權(quán)威之下的厄運。這些都展現(xiàn)出了法制機器的戕害無辜。

　　到現(xiàn)在為止，K想通過法律、藝術(shù)與精神手段獲得解救的三次嘗試均宣告失敗，在無所不包的法庭面前，法律的正義是不存在的，藝術(shù)的美好與精神的崇高也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國家權(quán)力機制的殘忍而無情的幫兇。因此，在權(quán)力機構(gòu)的過度膨脹與過度滲透之下，小人物面臨著極為艱難的生存問題。盡管法庭聽差聲稱，他們審理案子"一般是沒有偏見的".但K卻一語道破了這個法庭所信奉的真正原則，就是"你清白無辜可以給判罪，你不知不覺也可以給判罪".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普通人在生活中沒有任何安全與尊嚴可言，以夸張的手法展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人艱難的生存處境，也揭露了現(xiàn)代國家機器的致命缺陷。

　　在小說里，K也并非是這種法庭制度之下的唯一受害者。從K拜訪律師的場景可以看出，旅行推銷員布洛克是法庭的另一個受害者，而且他受害的程度比K更深，可以說已經(jīng)從精神上被法庭控制了。布洛克對法庭和自己所受到的控告都懷有極度的恐懼，為了從法庭的控告之中逃脫，布洛克請了五個律師，花了大量的、幾乎是全部的時間與金錢來與法庭周旋。他的案子已經(jīng)耽擱了二十年，耗費了大量的歲月，也耗盡了他的積蓄，卻還是毫無進展。布洛克把律師視為把自己救出絕境的唯一手段，他依賴于律師的幫助，在律師的怒火面前表現(xiàn)得極度軟弱、毫無尊嚴，當K提出自己要解雇律師的時候，布洛克也難以理解，認為K是在自尋死路。布洛克代表了現(xiàn)代社會中尊重法律權(quán)威的小人物，他對自身的情況和自己的處境都缺乏認識，在受到了不公的指控的時候，依然想要依靠正規(guī)的法律途徑脫身，最終，他的財物蒙受了難以挽回的損失，個人的尊嚴和理智也在威脅面前盡數(shù)喪失，卻終究無法與整個荒誕的制度抗衡。在漫長的二十年里，他的生活可以說也只剩下了這樁案子，他的個人生活已經(jīng)完全被蠶食，失去了其他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描繪出了小人物在面對國家機制迫害時的無奈與凄慘景象，表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

　　K的叔叔，是小說里所提到的K唯一的親戚。面對K的荒唐處境，他的叔叔并沒有表現(xiàn)出對他的真切同情，也并不關(guān)心K對自己的無罪辯護，他甚至不愿意相信K真的是無罪的。他幫助K請律師，與其說是為了幫助K脫身，不如說是為了自己的名聲。他所關(guān)心的僅限于K的處境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名聲，會不會"敗壞家聲".K的這位叔叔之前曾經(jīng)保護過K,但在案件發(fā)生之前，K盡管對他還抱有一絲親情，但他所表現(xiàn)出的卻是對他的輕視與不屑，并稱其為"家丑",在嚴厲無情的法制體系面前，K的叔叔對他也已經(jīng)不再抱有任何親情、任何基本的信任。叔侄二人雙方都對另一方表現(xiàn)出了冷漠、無情與厭棄的情感，(www.gymyzhishaji.com)這也展現(xiàn)出了法庭制度對人性的異化與殘害。

　　在法庭的鞭者出場的片段，也可以看出，法庭的看守盡管對K具有絕對的權(quán)威，但相對于龐大的法制體系，自己卻同樣處境卑微，工作稍有過失，就要受到"鞭者"不留情面的鞭打，自己的夢想也不過是升為"鞭者",享有免于自身受到鞭打和鞭打他人的權(quán)力。他們的工作從本質(zhì)上來看，和K所在的銀行的工作并沒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在龐大的法庭制度之下，最底層的看守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也經(jīng)歷了異化，這與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在巨大的行政體系之下所經(jīng)歷的異化過程十分相似。這些服務(wù)于法庭的人也受到了法庭的懲罰和扭曲，在僵化的法制體系之下，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自我審判與自我罪感

　　在K接受初審的章節(jié)，K接到了法庭的電話，盡管萬分不情愿，K還是如約到了法庭，并沒有按照法庭聲稱的那樣，行使自己改動時間的權(quán)利。在沒有人要求K按時到達法庭接受審判的前提下，K"還是急匆匆地趕去",以便在一般法庭開始工作的九點抵達，在法庭指出K已經(jīng)遲到了一個多小時、以后絕不容許此類遲到的時候，K也并沒有加以反駁，指出法庭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他應(yīng)該到達的時間。從一方面來看，對時間的強調(diào)與絕對遵守體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社會的標志性特點，制定嚴格的工作時間表符合當時的社會現(xiàn)狀，因此，K對根本不存在的時間表的恪守，也就展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社會對人們的規(guī)訓與異化。從另一方面來看，K在被捕后盡管一直聲稱自己無辜，卻對法庭表現(xiàn)出幾乎是畏罪的恐懼與服從，完全按照要求出席審判，給自己規(guī)定到達的時間，在法庭上力陳自己無罪，甚至在法庭不再傳喚的時候表現(xiàn)出緊張，自行前往法庭去一探究竟。K的舉動里包含了小人物面對絕境時的軟弱、恐懼與無能為力，也可以看作是包含了一種對自我罪責的隱約感知。

　　因此，從另一種角度來看，K也不一定是法庭的純粹受害者。《審判》的另一種評論認為，K也可以被認為確實是死于自己的罪責，而法庭是絕對公平的，在審判的過程中行使了正義與公正。從這一角度來看，K所自稱的"無罪"只是對自己罪行的掩飾，是對自己罪行的無知與無法直面，K非但不愿直面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反而忙于求助于他人，企圖借助他人的力量來逃避法庭的懲罰，而"像一條狗一樣"被處死，也就是K作為有罪之人所應(yīng)該面臨的最終下場。這一看法與《審判》的寫作背景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1914年，卡夫卡和未婚妻菲利絲準備結(jié)婚，但同時，他還和另一個女人格萊特保持著曖昧關(guān)系。在他左右為難的時候，審判終于來臨。卡夫卡前往柏林看望菲利絲，而菲利絲、格萊特、費莉莎的妹妹愛爾娜以及曾為卡夫卡給菲利絲傳信的作家瓦爾斯來到卡夫卡下榻的酒店，組成了所謂的"審判法庭".菲利絲措辭尖銳刻薄，指控卡夫卡的反復(fù)無常和不忠誠，二人的婚約宣布解除。同年十二月，卡夫卡得知菲利絲的父親猝然去世，她家的境況變得十分窘迫�？ǚ蚩ㄕJ為是自己一手造成了菲利絲一家的悲劇，內(nèi)心充滿了負罪感。過后不久，卡夫卡就寫完了《審判》，這也可以理解為他對自我罪責的意識，與對自己所犯行的罪行的一場審判。小說里，K去世的年齡，也正與卡夫卡當時的年齡一致，二者都是三十一歲，也反映出了解除婚約的事件對卡夫卡的生活與寫作所造成的深刻影響。

　　K在自己的三十歲生日當天被捕。生日可以意味著一次新生，也可以理解為到了生活的一個轉(zhuǎn)折點、面臨著生活中一種新情況的出現(xiàn)，而三十歲，作為一個向成熟階段過渡的年齡，也可以指K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審判的開始。在自己被捕之前，K專心于工作、日常的消遣與戀愛，他對自己的工作非常看重，重視自己的作為與在工作中所形成的人際關(guān)系，對自己的真實處境卻少有思考。僅僅在他被捕以后，他才有了一個思考自身罪責的契機，意識到自己被捕，也即得知有罪，就是K自我意識覺醒的開始。在被捕之后，K意識到了自己被異化的處境，對自己的工作和個人生活都有了新的思考。他原本是一位銀行的高級職員，但在審判面前，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K發(fā)現(xiàn)自己不具有任何權(quán)力，他的職業(yè)與社會地位對他的"有罪"處境都沒有任何幫助，K也就由此被從自己的社會屬性中剝離了出來，被迫開始與自己的罪過相處。在經(jīng)歷了審判與四處求助之后，在奉命接待一位讓人厭煩的意大利客戶的時候，K對自己的工作顯然就沒有那么重視了，他甚至還坦言承認，他的工作不過是在被人"當牛馬驅(qū)使",沒有太多的意義和價值。

　　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也都在K的意識覺醒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K對她們的態(tài)度反映出了K對自己生活的反思，也體現(xiàn)出了K還并不能獨立地面對自己犯下的罪過。在K進入大教堂的章節(jié)里，K受到了教士的指責，尤其是指責他在審判過程中"過多地借用其他人的力量","尤其是過多地借用女性的力量".K盡管依然聲稱自己無罪，但在這一指責面前，K卻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無力反駁。如果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法庭是絕對公平公正的，那么教士對K的裁決也是絕對正確的，體現(xiàn)出了教士所應(yīng)該具有的正直與莊嚴，教堂的場景也就并不是諷刺而充滿恐怖的，而是肅穆而具有震懾力的。在這一場景里，K意識到了在他試圖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時候，他利用了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對他原本抱有好感的女性，這一點也可以成為K自我負罪的理由。教士的指責也在暗示，迄今為止，K盡管開始了自我意識的覺醒，卻依然不能坦然承認、面對自己的罪行，他一直在依賴于其他人的幫助，并以此回避自己的罪行，沒有能夠面對自己的真正罪責，也就難逃最后的審判與處決。

　　具體看小說中所出現(xiàn)的幾個女性角色，四個重要的女性角色在故事中占據(jù)了不同的比重，也發(fā)揮了兩種完全相反的作用，具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象征意義。小說在一開頭就已經(jīng)說明，K有一位正在固定交往的女友愛莎，但在K開始了自己的審訊以后，他對這些都深感困惑與無奈，卻并沒有想把這一切告訴女友愛莎，愛莎也對此一直毫不知情，反而是通過別人之口獲悉了K的真實處境。K也在之后愛上的麗尼面前公然承認，在他眼里，愛莎已經(jīng)不能算是自己的情人了，他也認為愛莎不會"為他而犧牲".在擅闖法庭的章節(jié)里，K認識了法庭的洗衣婦，并受到了她的勾引，她同時也是一位法庭聽差的妻子和檢察官的情人。她向K表達了自己對他的喜愛以及隨他遠離法庭的愿望，但在一位學生趕來、要把她帶到檢察官那里的時候，她卻表現(xiàn)出了完全的順從，徹底棄K于不顧。這兩個女性角色的存在，反映出了K在被捕之后，在全新的處境之下，開始審視自己過去的社會關(guān)系，意識到了自己過去生活的冷漠、虛假與無意義，也就開始從過去的冷漠關(guān)系之中脫離，不再承認他的女友的身份，也坦然說出她不愿為自己而犧牲的事實，轉(zhuǎn)而追求真正的人性與愛。

　　K的這一追求在另外兩外女性角色的身上實現(xiàn)了。K的女鄰居標爾斯納小姐，作為最早登場與最后退場的女性角色，在小說中發(fā)揮著重要且獨特的作用。從一開始，K就非常看重自己的女鄰居標爾斯納小姐，在女房東指責她生活不檢點的時候，K不惜得罪房東，堅決為她辯護，甚至還要為自己的辯護搜集可信的證據(jù)。在得知自己被捕以后，K首先想到要傾訴的人也正是這位標爾斯納小姐。在法庭上，他稱她為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小姐".可以看出，標爾斯納小姐作為K的鄰居，靠近他的生活，卻與他沒有太多情感交集，因此也就成了K想要接近的對象。在小說里，標爾斯納小姐代表著一位傾聽、共情的對象，在K面臨艱難處境的時候，K認為她可以給自己一種近乎于同情的情感。K在標爾斯納小姐房間所引起的風波，一方面展現(xiàn)出了K在巨大壓力之下的失常與渴望宣泄，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拉大了K與標爾斯納小姐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美化了她的形象。在K將要被處死、走向刑場的路上，標爾斯納小姐的形象依然徘徊在他眼前，在這樣的時刻，標爾斯納小姐幾乎象征著一種對生活的渴望與眷戀。

　　麗尼的形象，也意味著K的艱難處境里所展露的一線美好與生機。K明知麗妮身為法官的情人，還是不顧自己的處境危急，接受了麗尼對自己所表露出的喜愛，在法官為自己的案子忙碌的時候，他依然沉湎于對麗尼的愛。在麗尼面前，K暫時忘記了自己的罪責，他的絕望處境也沒有能壓制住他對麗尼的愛。這可以看作K在嚴酷法律制度中掙扎的時候，他內(nèi)心中人性的一種覺醒與反抗。在K孤立無援的時候，這兩個女性角色表現(xiàn)出了K對于傾聽、同情與愛的渴望，刻畫出了現(xiàn)代人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孤獨與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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