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讀后感——一個寧大研一學生的口述史學習感悟

　　《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讀后感——一個寧大研一學生的口述史學習感悟

　　原創(chuàng)： 嚴佳媛

　　本學期選修了錢老師的口述史研究一課，經過一學期的學習，對口述史也有所改觀，結合本學期課余時間拜讀的溫州大學楊祥銀教授的《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對本學期的學習進行一個總結和思考。由于理論和實踐上的操作還不夠多，想要進行理論性的總結和提煉尚為困難，只能以讀后感的形式，來談一談自己課余的思考。

　　翻閱此書，共有八個章節(jié)，以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發(fā)展的基本脈絡與主流趨勢為主線，分別從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起源、發(fā)展歷程、國際背景、基本特征、理論研究、跨學科應用、口述歷史教育與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等問題做了較為全面而系統(tǒng)的梳理與研究。第一章"導論"從口述史學簡史、基本概念界定、美國口述史學研究的學術史回顧以及本課題研究的基本思路與框架等內容做了簡要的梳理與分析。第二章"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起源與誕生"主要追溯了1948年以前"oral history"這個術語在美國的起源與早期使用，并以個別例子來分析美國學者和機構對于口述訪談方法的早期倡導與實踐。而直到20世紀中葉，作為對技術侵襲造成歷史記錄重大缺漏的擔憂，美國著名史學家阿蘭·內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率先開啟這項影響深遠和具有重要意義的現代口述史學試驗。經過將近20年的艱辛努力，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逐漸發(fā)展成為美國乃至世界著名的口述歷史機構。第三章"精英主義、檔案實踐與美國口述史學"指出，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所開創(chuàng)的以精英訪談為主的口述史學試驗已經演變成為一場席卷美國各地和不同領域的口述史學運動。而這種精英口述歷史模式也反映了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興起與發(fā)展的最初動力，即基于精英人物的口述歷史訪談而獲得具有保存價值的原始資料，以填補現存文獻記錄的空白或者彌補其不足。簡單而言，這種模式強調口述史學的檔案功能與史料價值。第四章"美國口述史學與新社會史轉向"指出，受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新社會史思潮以及一系列社會激進運動的沖擊與影響，美國口述史學界開始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學家所主導的精英訪談模式而擴展口述歷史的搜集范圍與視野。正是如此，口述史學被廣泛應用于少數族裔史、女性史、勞工史、同性戀史、家庭（家族）史與社區(qū)（社群）史等新社會史領域。美國口述史學的這種"新社會史轉向"不僅為那些處于非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與弱勢群體記錄和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而且口述史學所具有的"民主動力"與"草根精神"很大程度上也挑戰(zhàn)和改變了傳統(tǒng)美國史學主要基于精英白人男性的傳統(tǒng)書寫模式。第五章"美國口述史學的理論轉向與反思"則從"記憶轉向"、"敘事轉向"與"共享權威":口述歷史關系反思"三個角度來分析和論述美國口述史學的理論轉向與反思。研究指出，進入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口述史學的理論轉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口述歷史生產過程復雜性的深度描述與全面反思。越來越多的美國口述史學家意識到，口述歷史的功能不僅體現在它作為史料的證據價值，同時也可以作為"文本"來理解其意義的生成與詮釋過程。對于美國口述史學研究的理論過度問題，一些口述歷史學家也表示要提高警惕，強調不能以純理論研究來代替口述歷史所記錄和呈現的真實生活與經歷。第六章"數字化革命與美國口述史學"將從數字化記錄、數字化管理以及數字化傳播與交流等三個方面來分別闡述數字化革命與美國口述史學之間的緊密關系。概括而言，數字化革命對于美國口述史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不僅極大地促進了更為廣泛而深入的國際交流，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改變著記錄、保存、編目、索引、檢索、解釋、分享與呈現口述歷史的方式與內容，這些都將嚴重挑戰(zhàn)以書寫抄本為基礎的美國口述史學的傳統(tǒng)模式。第七章"美國口述歷史教育的興起與發(fā)展"則在考察美國口述歷史教育興起與發(fā)展過程的基礎上，對當代（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口述歷史教育發(fā)展的基本特征做一概括性總結與評價。本研究指出，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發(fā)展與探索，口述歷史教育在美國已經步入一個良性的發(fā)展軌道。它或許不是擺脫現代教育困境的靈丹妙藥，可是對于那些實踐者來說，口述歷史教育確實是一種值得嘗試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第八章"美國口述史學的法律與倫理問題"以分別發(fā)生于1986年和2011年的兩個涉及法律與倫理糾紛的美國口述歷史案件為例來分析美國口述史學的法律與倫理問題，主要包括著作權、誹謗與隱私權侵犯、法律挑戰(zhàn)與"學者特權"、口述歷史倫理審查機制以及口述歷史參與者之間基于專業(yè)倫理的權責關系等等。本研究指出，隨著美國口述史學日益關注戰(zhàn)爭與沖突、突發(fā)事件、犯罪問題與特殊疾病等具有當代性、敏感性與隱私性的議題，(www.gymyzhishaji.com)同時也因為數字化技術的發(fā)展使得口述歷史資料的網絡傳播與應用變得更為容易與便捷，這些因素都導致口述歷史工作所面臨的法律與倫理風險進一步加劇。結語部分則以時間跨度長達將近100年的兩個經典口號——"我們時代的口述歷史"（An Oral History of Our Time）和"口述歷史的時代"（The Age of Oral Histories）來概括性總結美國口述史學發(fā)展過程所體現的時代與歷史的互動關系。

　　在翻閱此書的過程中，我感觸頗深的一點是，書中所講哥大口述歷史的訪談對象多以二戰(zhàn)將領、財閥等精英人物為主，"以填補現存文獻記錄和空白或者彌補其不足，即強調口述史學的檔案功能與史料價值。"自第31任總統(tǒng)胡佛以后，13任美國總統(tǒng)都有對應的總統(tǒng)圖書館與口述歷史計劃，它們較多地收集了與總統(tǒng)有關的口述歷史資料，再鮮明不過地體現了其精英主義特征。經過二十余年發(fā)展，這種精英主義口述歷史實踐自1960年代中期開始，已擴展成一場席卷全美的口述史學運動。但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能接觸到的口述史已經不是精英的史學，特別是錢老師提出將口述史放入公眾史學的一部分，我認為這能夠更加充分地體現和發(fā)揮口述史的價值，以我之前大略翻閱的一本記錄北侖30年變遷的20位市民口述史《見證》為例，對平凡的大眾進行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更高，特別是對于像我們這些剛入門的新手而言。

　　除此之外，楊祥銀教授在另一篇發(fā)表于鄭州大學學報的《關于口述史學基本特征的思考》中提煉概括了口述史的四個基本特征，分別為民主性、合作性、動態(tài)性和跨學科性。這四個基本特征也在此書中有所體現，如本書的第四、五兩章：美國口述史學與"新社會史轉向",美國口述史學的理論轉向與反思。隨著1960年代以來美國新社會史思潮和一系列社會激進運動的沖擊與影響，美國的口述史學被廣泛應用于少數族裔史、女性史、勞工史、同性戀史、家庭（家族）史與社區(qū)（社群）史等領域。由于楊祥銀教授的博士論文是《殖民權力與醫(y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yī)服務變遷（1894-1941年）》，對近代醫(yī)療衛(wèi)生史和新興學科如"敘事醫(yī)學"的鉆研與關注，使其能夠更好地論述美國口述史學的"新社會史轉向"特別是它在醫(yī)學領域（如艾滋病防治與老年醫(yī)學等）方面。

　　讀完此書最大的收獲是從口述史本身的起源地出發(fā)，了解了其發(fā)展的過程等。但所有的理論學習應該運用到實踐中，在上文中我也有提出，書中所述與我現如今的學習還是有一定的出入的。本學期進行了幾次口述史的實踐活動，一次是去鄞州老年大學采訪蔣主任，一次是去東湖花園采訪方祖猷老師。進行了兩次轉錄工作，分別是歷史系研究生黨支部的黨日活動，轉錄了錢老師的錄音，另一次是方祖猷老師采訪后的錄音轉錄，特別是對方祖猷老師的采訪和錄音轉錄，對我的啟發(fā)頗深。在采訪的過程中，已經高齡的老先生侃侃而談，作為一個采訪人的我沒有做過多的提問和引導。在訪問的將近兩個小時里，我對方老師的了解更加深入了，與之前從書中了解的不同，例如方老師在女權史和婦女史這方面研究成果也頗多。這也體現了口述歷史一個非常突出的優(yōu)勢：可以直接和研究的對象進行交流，這是因為將活人當做歷史采訪對象，研究活人的歷史。從研究的角度，我們提取了方老師的大腦記憶，將其轉化為了錄音錄像和文本，留下了方老師的歷史；從情感方面，通過面對面的交流，我更能直觀地體會到了老先生對學術的熱忱，筆耕不輟。

　　在轉錄過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問題。首先是語言的障礙，作為一個慈溪人，我對寧波地方方言還是一知半解，導致有很多地方轉錄有困難，特別是一些專業(yè)專有名詞，這也反應了口述史研究在實際操作中的問題。另一個其實是后期編輯的問題，就是在時間線的確定上。大家都習慣性的用階段來代替精準的時間點，例如"我初中的時候"、"我大學讀了兩年之后",如果采訪是嚴格按照時間線索下來得，問題還是比較小的，如果是有很多插入式的、顛倒了時間先后的，那么整理起來的難度就比較大，再加上如果是一般人，沒有留下文字記錄，那更是無跡可尋。此外我在課上看過錢老師已經出版的全國勞�？谑鍪凡稍L的片段，編輯成稿還是需要下大工夫，這方面我還沒有實際嘗試過。

　　在沒有進行口述史研究之前，我常常想的一個問題是口述史是信史嗎？這是我之前對口述史最本質的疑問。我這一疑問的最根本的來源有兩處：一是之前所接觸的歷史資料都是以文本文獻形式呈現的，對于這種當代人口述歷史的形式非常陌生，下意識的新鮮且不熟悉的形式產生的抗拒；二是沒有親身的實踐，只是觀望和紙上談兵。經過一個學期的理論和實踐的學期，我對這一個問題也有了答案。印象頗深的是，錢老師在課上對這一個問題的解答，其實口述史和歷史文獻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區(qū)別，我們能做的是將受訪者的記憶保存下來，成為一種文獻資料，至于這些資料是否有用，或者是否可信，那是使用者的事，使用者選取需要的部分，并對那血部分進行考訂。這其實和一般的歷史文獻引用并沒有什么區(qū)別。這番解答對我的啟發(fā)很大，實際上，大眾對時間的記憶是比較弱的，但是在主要經歷的記憶上是不會出錯的，我們通過口述的方式，將大腦記憶轉化為文本記憶。特別是對于大多數沒有文本記錄的小人物而言，建立歷史的方式就是大腦記憶。大腦記憶雖然是有缺陷的，但是所有的觀念都需要經過大腦加工，大腦記憶是我們唯一可以相信的。所以這也表明口述史也有一定的缺陷，特別是在時間的精準性方面。但不能夠因為這個而否定了所有口述史的工作，因為通過編輯最終呈現在大眾面前的文字是經過核對、考訂，是比較可靠的。因為口述史的任務是將有缺陷的大腦記憶轉化為可靠的文本。

　　我們要如何來概括一個時代或者一個階段的特征？那一定是從大眾的生活中來，而口述史所做的工作，正是為這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我們既然已經從過去只能依靠紙筆記錄言行的時期進化到人人都可以錄音錄像的現在，那為什么不能將此運用于歷史研究呢？歷史研究不應該是陳腐和刻板的代名詞，歷史研究也可以是與時俱進的，我之前對口述史的質疑也只是代表了一般人甚至是一些歷史研究者對歷史研究存在著"傲慢與偏見".所以本學期上了錢老師口述史研究這門課的收獲不僅是關于口述史研究上的一些專門的知識，更是深刻體會到了一句話"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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