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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叫魂》有感
讀《叫魂》有感（一）
焦帥帥
這本書講的是1768年（清乾隆32年），一個叫做"叫魂"的妖術在全國范圍內爆發(fā)。首先出現(xiàn)在大清帝國最富裕的江南地區(qū)，隨后由于農民百姓大多相信可以通過人的發(fā)髻來盜取他人的靈魂為自己服務，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散布著這種恐懼。文中講的每一個叫魂故事的發(fā)生都表達了某一特殊群體的恐懼，乾隆皇帝怕自己的權利受到威脅，各級官員怕自己的烏紗帽所丟，以及民眾對習俗的盲目恐懼。最后，在許多百姓和官員丟掉烏紗帽和性命后，案情才真相大白，所謂的叫魂只是皇帝自導自演的一場鬧劇。
從叫魂這件事來看起背后隱藏的矛盾。對于同一事件，不同群體對于這件事的運作方式以及信息來源不同。民眾由于對眼前和未來生活缺乏一種安全感，生活得不到保障，對叫魂采取恐懼的方式，對陌生人的恐懼，對和尚，道士的恐懼。而官僚階層則采取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的轄區(qū)和職權范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消息。對于皇帝本人來說，則認為由于滿漢民族矛盾和地方官員本身存在著對皇帝權力的威脅，讓乾隆皇帝處處感覺到其對皇位的危機。所以，當乾隆聽到叫魂事件時，認為這件事一定是為了顛覆清朝，對皇權的威脅。而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開始下令各級官員抓和尚，道士。因為無論是和尚還是道士，其流動性非常大，所以被當作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同樣，官僚的態(tài)度讓皇帝感覺到危機，開始罷免官員，打擊僵化的官僚體制，促使官僚體制進行改革。而作為官僚階級的地方官員剛開始積極抓和尚道士，造成許多冤假錯案，草芥人命。后慢慢出現(xiàn)抓帶疲勞，消極對待，變相與皇權抗爭，體現(xiàn)出官僚體制的內部矛盾。或者說從一開始皇帝其實就把矛頭對準官僚系統(tǒng)，來表達自己對僵化官僚體制的不滿。
孔飛力先生
這件事其實是故意把事情擴大化，這也能體現(xiàn)出康乾盛世下人們的一種悲哀�？登⑹啦⒎嵌际翘幪幮佬老驑s，其矛盾也是非常尖銳。在當時一個人口劇增，到處充滿著競爭，而且非常擁擠，農民百姓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他們害怕厄運會降到自己的頭上，對陌生人采取一種警惕的態(tài)度。這也告誡我們以前以前慣用的歷史思維都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盛世，從統(tǒng)治階級角度思考問題。其實，我們也應該從微觀的角度，去看盛世掩蓋下的農民的生活狀態(tài)，來看社會存在的矛盾。
叫魂最后作為一場鬧劇而草草收場，可以說，叫魂恐懼就是一場皇帝自導自演的丑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沒有一件事妖術，只不過是人們人們的心里在作祟。而在康乾盛世以后，發(fā)生類似叫魂恐懼的事件在民間也發(fā)生過多次，但是沒有一個像叫魂一樣擴展范圍如此之大，沒有一個皇帝抓住這些事大做文章。這很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思考？這就必須從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皇帝的心里活動來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競爭壓力大，社會道德墮落，人們的社會生活得不到保障，思想迷信僵化，皇帝對官僚體制的不滿等等。而后期，皇帝對官僚控制越來越困難，督撫勢力強大，漢人地主階級進入統(tǒng)治系統(tǒng)，外來勢力的介入等，所以發(fā)生類似的鬧劇越來越少。
焦帥帥寫于2017年1月14日
讀《叫魂》有感（二）
郭迪
前幾天看了《叫魂》這本書，有一些感想和體會，現(xiàn)在就用讀書筆記的形式表達出來。
《叫魂》是一本非常有特點的歷史研究著作，其中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的寫作風格。一般的歷史研究著作都是針對問題或者現(xiàn)象，直接進行史料方面的研究論證。但是在《叫魂》中，孔飛力開題首先從講故事開始。在書的開篇，作者先講述了幾個發(fā)生在弘歷年間的的叫魂故事，而且在描寫的過程中也盡量追求文學語言的生動，以求能夠吸引讀者的注意力。這樣的風格在其它的一些歷史著作中也能見到。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歷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年，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物流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江水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難免。只要小事未曾云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傊跉v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①]
我想給咸豐帝奕詝作傳，決非出于對他的景仰，因為他太平庸了，毫無文華武英之姿；也并非是對他的同情，因為他沒有大業(yè)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讓后人掉眼淚的情事。我只是可憐他。一個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絕大多數(shù)人那樣平常，只因為登上了絕大多數(shù)人都夢求的皇位，結果送掉了性命。死的時候，只有三十歲，正是古人所謂"而立"之年，他卻一頭倒了下去，命歸黃泉。[②]
想到戴笠對諸葛亮這個《三國演義》中最核心而且最曖昧的人物的崇拜，人們不禁回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時，對自己在亂世之中畢生致力于平息反叛勢力的反思。"萬事皆有天意",眼看天斗之中的一星搖搖欲墜，諸葛亮無可奈何地嘆道："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新漢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無法挽救他，隨著他將星的隕落，周圍的魏兵鼓噪不止，這位臥龍逝于軍帳之中。6個世紀之后，詩人杜甫寫道："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諸葛亮終年54歲，而戴笠死時49歲。[③]
以上這三段文字也體現(xiàn)了這種有些文學語言風格的描寫。(www.gymyzhishaji.com)這樣的的敘述風格更能夠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也可以促進歷史學科作為一門社會學科的推廣。只有讓更多的社會大眾了解一門學科的作品，了解一門學科的研究成果，這么學科才能在社會上產生更深刻的影響，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點，在本書的34到36頁，作者分析了弘歷治下的時代特征，作者把當時的中國盛世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這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任何的社會都是和整個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個社會不論在發(fā)展還是后退，都是與整個世界的環(huán)境和周圍的地域環(huán)境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只有把眼界放寬，才能找到事件背后真正的的景象和原因。
第三點，"江南社會已經高度商業(yè)化，其市場網絡則與農民的家庭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說那里存在著‘與世隔絕的’或‘單個的’地方經濟，簡直是不可想象的。"（38頁）這段話表達了作者的一個不同以往的觀點，就是在弘歷年間，中國江南農村已經高度商業(yè)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經不占主體地位，人們之間的商業(yè)聯(lián)系已經非常緊密。這同以往的歷史教學中講到的觀點有著明顯的不同，以往我們的教學中聽到的觀點都是認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是我國農村經濟的主體。這種觀點上的創(chuàng)新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只有在這樣的不斷地創(chuàng)新當中，我們的歷史研究才能不斷前進。
第四點，"對于這些法令（除賤為良的法令）為什么會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發(fā)布的確切原因，我們仍不是很清楚。"（40頁）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任何人都會遇到自己不懂的問題，這些問題也許是因為自己學術水平不夠，也許是因為科研發(fā)展還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不管因為什么原因，相當一部分人在著書立說或者教書育人的過程中，極力回避自己不清楚的方面，這本無可厚非。但如果避無可避的時候采取蒙混過關的態(tài)度和方法，就明顯有違學術精神。在實際中，如果真的遇到自己不懂得問題，勇于承認并不是已經可怕的事，承認自己的缺陷，只是說明自己并不是萬事通，這代表了一種正確的科學研究態(tài)度和方法。
第五點，"北京人很久以來便習慣于將一般乞丐叫做‘叫花子’，這種叫法便是來自于‘募化’一詞——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討活動。"（59頁）這是作者在分析叫魂事件中的兩個主體——乞丐和僧人的社會來源時做的一個分析。這點提醒我們，在就某一個問題進行分析的時候，不要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環(huán)節(jié)，科研往往就是于細微之處見成果。牛頓因為一個蘋果砸在腦袋上進而總結出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我們已經聽了幾十年了，但往往都是過目就忘，從來沒有把它記在心里。做學問，就要有不斷汲取別人成功經驗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六點，文章采用由小見大的寫作方法。開始的時候先講了發(fā)生在弘歷年間的江南地區(qū)的叫魂事件，然后從這個事件出發(fā)，引申到清朝開國年間辦法的剃發(fā)令的實施，這一法令引起了滿漢之間的激烈沖突，弘歷在面對叫魂事件的剃發(fā)問題時，剛開始的回避態(tài)度，后來的嚴查行為。作者就通過這樣的寫作方式，一步一步分析弘歷年間的社會問題，最后給我們成現(xiàn)了一幅眾生百態(tài)的社會圖畫和官僚機制的運作形式。其中的一個小點就是文章認真分析了叫魂事件的兩個主體——乞丐和僧人的社會成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生態(tài)環(huán)境變化和人口增長造成的人口流動，這種流動的主要形式是向社會下層的流動，乞丐和僧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增多，成為了一種社會不安定因素。
《叫魂》是一本非常有特點的作品，非常值得我們細細體會，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學到很多的知識和能力，對于我們今后的科研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由于時間有限，而且本人理解能力和歷史學專業(yè)知識掌握的缺陷，使得我對《叫魂》的理解和分析還存在很大的問題和很多的不足，這些都有待于我在今后的學習中不斷提高。
[①] 黃仁宇 《萬歷十五年》
[②] 茅海建 《苦命天子——咸豐帝奕詝》
[③] 魏斐德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讀《叫魂》有感（三）
《叫魂》一書講述的是一個關于"盛世妖術"的故事。在中國千年帝制時代，乾隆可謂是空前絕后的一人。他建立并鞏固起大清帝國達到權利與威望的頂端。然而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搞得天昏地暗。幾個月里，這場妖術竟然沖進半個中國，百姓為之惶恐，官員為之奔命，連乾隆也為之寢食難安。本書就是用紀實和生動的語言再現(xiàn)了1768年的那段歷史。
《叫魂》一共有十章，每個章節(jié)按照邏輯層層深入剖析叫魂的現(xiàn)象和大清帝國的官僚機制。通過一系列的分析和闡述，揭露了叫魂危機的現(xiàn)象和本質。"專制權利是如何凌駕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法律的限制？","官僚機制如何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tǒng)治者？","最高統(tǒng)治者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作者就是通過叫魂事件來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的。
第一章-中國竊賊的傳奇。重點敘述叫魂案的開端。1768年是百年康乾盛世的頂峰，就在盛世這年春天，江南發(fā)生了幾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辮叫魂的案件，從江西小縣德清開始，最終發(fā)展成半個中國清剿妖術的大恐慌，皇帝震怒，官員惴惴，百姓惶恐，大清帝國的根基，原來脆弱得經受不起一縷"叫魂"的風。作者通過簡述了幾個事件來引出整個叫魂時間的開端。
第二章主要講述了叫魂危機發(fā)生的整個社會背景。百年康乾盛世，交通和經濟在江南地區(qū)異常地發(fā)達。經濟的發(fā)達是否給讓百了姓過的更舒服和安逸？這個答案是否定的。書中有一段提到：商業(yè)的發(fā)展大概并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并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同時，盛世中人口的增加使糧食與人口的矛盾加劇。社會生活各方面競爭的加大會讓百姓更加缺失安全感。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動，使一部分人無法通過個人努力而維持生計，因而只能淪為乞丐或者游僧。這一群體的人數(shù)的增加使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加劇。在這樣社會的背景下，導致了"叫魂"案中民眾過激乃至于近乎于神經質的心態(tài)。
第三章闡述了叫魂案的相關政治和文化背景�；仡櫞笄宓蹏鞣䴘h人初期，因為漢人習俗和滿人的差異無法得到統(tǒng)一，漢人深受儒家：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的思想影響，因而形成了一種損傷頭發(fā)就是侮辱的心理。此外，剃發(fā)在中國的歷史上往往還與懲罰和恥辱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漢人對前額剃發(fā)存在恐懼。但是，滿族統(tǒng)治者需要用一個明顯統(tǒng)一的標志來象征自己的勝利。剛好，滿漢發(fā)型的不一致就得以讓他們在上面做文章了。削發(fā)蓄辮作為一個漢人無條件臣服的標志被滿人強行推廣。這種推廣最終是成功的，漢人逐漸接受這種現(xiàn)象。但是，作為臣服的一種象征，一旦有與這種象征有關的任何異樣的現(xiàn)象，就足以深深觸動乾隆的神經。另一方面，漢人文化與滿人文化的沖擊。乾隆認為江南一直是經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相伴的是腐敗的漢人文化。官員沉迷酒色，吟詩作賦，疏于政務。這也讓乾隆感到不安和危險。這都是有形無形的威脅——清朝初年剃發(fā)、易服等強制行為激起的滿漢沖突、亡明遺黨曾經不屈不撓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繼位也依然在民間傳遞的"反清復明"的口號，使?jié)M族征服者一直保持著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叫魂"案一經觸動這根敏感的神經，朝廷上下便欲罷不能。
第四章講的是罪的界定。作者通過對《大清律例》、《刑案匯覽》等史料查證，清朝法令中祭祀、十惡等條目下，都有對"巫師、邪術、魘魅、妖言惑眾"等行為的格外警惕和嚴厲處置措施，并嚴格限制妖術的擴展。乾隆不愿意把叫魂危機看做是與政治相關的反叛運動，他極力不想把叫魂與政治危機扯上關系。在刑法完備遠勝于民法的帝制中國，妖術被列入刑事犯罪的范疇，這似乎為乾隆推動"叫魂"案的糾查提供了政策依據(jù)。
將社會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交代清楚之后，作者在第五章開始闡述妖術大恐慌的由來。所謂的要妖術是指：通過對精神世界的操縱來強化個人力量。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著關于魂魄的理念：中國人相信，靈魂是既可以通過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過非自愿的手段與軀體分離的……魂實際上還可能會被其他人或某種超自然的力量竊取。的作用，普通人詛咒與避邪的手段，以及因此引起的官民士紳對奸僧妖道的厭惡和恐懼心理——心理上的極度恐懼，往往以極端的方式來發(fā)泄：所以，才有那么多無辜的游僧和乞丐被恐懼的民眾當作術士妖人而打死。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叫魂危機牽動了乾隆的神經，在君主集中制的政治體制下，乾隆通過朱批奏折操縱和牽引他的精英官吏。作者依據(jù)朱批奏折進行推理，正是由于乾隆皇帝親自干涉，嚴厲地苛責地方官員，使得對"妖道淫僧"的聲討，形成了"蝴蝶效應",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感受到了這股妖術氣流帶來的震動，國家整個法律機器為之迅速轉動起來。
雖然各地官員在乾隆的重壓之下為叫魂之事奔命，但是效果不甚明顯。在拷問一堆乞丐游僧之后，并沒有得出事件的線索和來源。他們沮喪地發(fā)現(xiàn)，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偽證，沒有頭緒的瑣屑細節(jié)，以及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莫須有的"妖黨蹤跡"就像隱在云后掩在霧中一樣難以捕捉。
最后，當一系列的"妖黨蹤跡"變得難以捉摸的時候，官僚集團開始懷疑妖黨是否真實存在。這時，國家的最高權利機關的大臣們終于挺身而出，澄清這起叫魂危機是無須有的。
這起持續(xù)了半年多得危機終于在一紙不光彩的官文的公布下結束。中國的官僚體制和君主集權制是這起危機的重要根原因。如果乾隆不那么敏感，那么整個事情的發(fā)展態(tài)勢就會完全不同。但是慶幸的是，也是在這樣的官僚體制下，以使這場叫魂危機得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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