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魏晉之際的政治權(quán)力與家族網(wǎng)絡(luò)》有感

　　讀《魏晉之際的政治權(quán)力與家族網(wǎng)絡(luò)》有感

　　青衣秀士

　　仇鹿鳴先生此書早已經(jīng)人一再推薦，如張兄便反復提及。當然，取向略有不同，有的朋友和我興趣類似，重視方法與史料的結(jié)合，故而極推崇仇先生對理論的應(yīng)用，而張兄較為傳統(tǒng)，素重史料，講求史料掌握，故而推崇仇先生文獻引用之全面，涉及大陸、日、臺、美各地學者。因此，我便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抽時間讀完此書。

　　之前讀川勝義雄先生《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與宮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研究》時，就發(fā)現(xiàn)對于魏晉之際歷史他們有著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些矛盾，也激起了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仇先生的書在這方面無疑解決了我的一些困惑。此外，過去常聽別人說陳寅恪先生的錯誤很多，但閱讀量有限，陳先生具體哪里錯誤的文章還沒有看到過。仇先生此書可謂看到的第一本，對政治集團界限模糊的批評以及賈充等問題的研究都修正了陳先生的一些看法。

　　過去也聽過史源學的說法，但讀過的書中并沒有什么作者特別提到史源，而仇先生的書則是我看過第一本提到史源的書，且反復提及，這與仇先生在方法論上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即史料是史家照亮過去世界唯一的鏡子，但這面鏡子并不是完全客觀的，史料特別是正史的書寫絕非是沒有預設(shè)立場的，在編撰形成過程中早已受到了種種有意或無意的扭曲與改寫，因此，我們除了要繼續(xù)透過史料這面鏡子來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義務(wù)對鏡子本身的作用機制保持警惕，追問我們透過鏡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變形。這種主張并非泛泛而談，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素養(yǎng)，仇先生在討論史料的時候，處處注重對書寫的分析，也唯有清楚史源才更好的分析其書寫，這兩者是一體的。這種對書寫的分析無疑讓仇先生在史料分析的深度上比別人更進一步，從而從大家熟知的史料中，解讀出新的信息。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本書自第三章第四節(jié)始對西晉政治的分析極其精彩，這或許亦源于我對于此段歷史了解的不足。但仇先生此書也明顯有一些缺陷。首先是仇先生指出陳先生政治集團理論界限模糊的理論，并且對司馬氏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即提出司馬氏是新型文化家族而非過去我們認知中的世傳一經(jīng)的傳統(tǒng)儒家家族。可在我看來，仇先生這一論述雖然看起來更清晰，但實際上并沒起到什么作用，原因便在于仇先生并沒有對此展開，沒有說明這種新型文化家族與傳統(tǒng)儒家大族有何區(qū)別，表現(xiàn)有何不同，并產(chǎn)生了哪些作用。如果沒有這些說明，僅僅是注重史與注重經(jīng)的區(qū)別的話，那并沒太大意義。不過，這一點，陳先生反倒是提供了一條史料，那便是司馬氏雖然是儒家家族，但卻精于權(quán)謀，手段狠辣和汝南袁氏明顯不同（P14，黃山書社）。這或許便是不同之一，但在沒有其他新型文化家族作對比的情況下，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說明這是新型文化家族的特征，所以這點還是有待研究的。

　　仇先生注重具體的研究，對很多具體的事件都有廓清之功，如對司馬氏三代四人之別，淮南三叛之別，賈充形象的敘述，都非常精彩。對陳先生的框架作了很多補充以及修正。仇先生在學術(shù)史回顧中就指出了儒家豪族與法家寒族或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這種二元對立的缺陷，結(jié)尾中又再次提出，可見仇先生是有一個更大的野心的。仇先生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范式。并且進行了的一種力圖用政治史敘述來代替社會文化敘述的嘗試，如從人事而言，曹爽與司馬氏并無不同，實際上他們基于同樣的家族網(wǎng)絡(luò)（P155），又曹魏已經(jīng)儒家化，并非魏晉之別（P293）。這都可看出，仇先生想取消雙方在文化、社會上的對立，企圖從純粹政權(quán)轉(zhuǎn)手的角度來重構(gòu)這段歷史。這種嘗試應(yīng)該是可行的，如魏文帝時期重用儒家文人，又如夏侯玄這個本應(yīng)為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人竟成了名士的表率。這都說明陳先生的范式更多適用于曹魏初期（即曹操時期），而儒家大族的勝利也未必一定要通過政權(quán)交替、魏晉易代，曹氏自身的儒家化也是儒家大族勝利的一種表現(xiàn)。如此，魏晉易代的性質(zhì)便有了討論的余地。但很可惜的是，在我看來，仇先生的這一努力是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仇先生此書儼然一部司馬氏家史，處處以司馬氏為主體（具體而言則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一切分析都從此種角度出發(fā)，那自然便得出這樣一種結(jié)論：司馬氏勝利的過程是很不確定的，武力奪取的勝利以及曹爽的投降都是一種偶然，而司馬孚與陳泰只能被動的抵抗，而無選擇的余地。這是很有問題的。

　　曹氏與司馬氏作為以往分析范式的兩極，若想打破此種范式，也需從這兩極入手，如著手分析曹氏魏武、魏文、魏明、曹爽的區(qū)別以及曹氏的儒家化等等問題。遺憾的是仇先生書中對曹氏明顯沒有進行什么討論，而只當成被司馬氏團結(jié)力量打敗的一個對象，在魏晉易代的過程中，司馬氏極盡權(quán)謀，縱橫睥睨，而曹氏與其他家族只有被攻擊、配合、反對后輩處死的選擇，沒有其他選擇的余地。哪怕討論司馬孚、陳泰、賈充也更多是分析一個個人在面對一個政權(quán)力量時被動的抉擇而非將其當做一股自主地、有活力的政治力量進行分析，探究其意圖。這掩蓋了魏晉易代的許多面相，雖然對司馬氏的認識更加深入，但對整個時代的認識反而更模糊了。而這種以司馬氏為主體的視角并不是萬能的，在遇到諸如鄧艾、王濬、石苞這種人的時候，司馬氏便不能因他們的力量、功績、才能而予以對司馬氏最有利的對待，而不得不遷就各個重臣與家族看法、意見。這個現(xiàn)象表明，各個家族與重臣是有足夠的力量來影響其決策的，不止是簡單的被動承受而已。同時也因為只從司馬氏分析，我們只看到司馬氏在魏晉易代時的連橫合縱，仿佛一切均是因為司馬氏用了正確的計謀，團結(jié)了正確的力量而導致其勝利。而沒有注意到世家大族支持司馬氏背后復雜的思考，以及為何放棄曹氏，又為對抗司馬氏作出了哪些抗爭。仇先生沒有用這種多元視角進行觀察是極其可惜的。希望日后可以看到提及這些內(nèi)容的相關(guān)論述吧。值得一提的是，書末所附對司馬芳墓碑考釋一文也相當精彩，極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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