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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本土社會工作歷史的整合
略論本土社會工作歷史的整合林順利
�。ê颖贝髮W政法學院，保定071002）
【摘要】社會工作的發(fā)展史與民國時期同步，可分為引入、高等教育的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與社會工作實務在民間組織嘗試推展、體制化的探索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后該專業(yè)在高等教育和社會實務領域內被取消。1987年以后又被重新引入，形成專業(yè)社會工作和民政系統工作雙軌運行的一種現狀�；趯W科的完善和當前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現實需求，對這兩個歷史片段必須進行整合和重構，而這種工作必須建立在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反思和知識梳理的前提下，并且形成對三個核心問題的思考。
【關鍵宇】本土社會 工作歷史 片段整合
【中圖分類號】C916【文獻標識碼1 A【文章編號】1672-4828（ 2012 ）10-0007-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0. 002
對歷史的尊重和充分的發(fā)掘是一個學科成熟的特征之一。自1987年社會工作專業(yè)在高教系統恢復以來，無論是本土教材還是學術文獻，似乎都急于引進西方當代的社會工作知識和經驗，而有意無意地疏忽了社會工作在20世紀初期到建國前的那一段歷史。在一定意義上，力爭迎頭趕上是發(fā)展中國家常有的心態(tài)，但適當回顧歷史卻無疑可以使這種動力更充實和更顯得有基礎。在當代社會轉型話語體系中，反過頭來發(fā)掘民國時期那一段由傳統向現代艱難“蛻變”的歷史，可以在同樣的社會解體和重構中做一個印證——呈現歷史真相固然重要，但無論是用當今的話語來敘述歷史，還是以歷史的視野來反思現實，加之這份工作長期以來的缺位，都導致了書寫本土社會工作歷史，實際上帶有著一定的“重構”的色彩。
一、1912—1949:與民國同步的發(fā)展史
民國的發(fā)展史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這一階段延續(xù)了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內憂外患”，即外有列強的軍事和經濟入侵，內有民族和階級矛盾；而另一方面，社會轉型的基本動力，包括對西方的借鑒和自身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都開始“結果”。這就造成了在國內資本主義政權確立后，以“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為目標的諸種社會力量和社會運動積極致力于社會改良和社會改革，希望以來自西方的“新思潮”來解決頻發(fā)與激化的社會矛盾，恢復社會治理。這種特殊性，為社會工作的引入和發(fā)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而“國家”統治上的“乏力”與“失靈”，則為社會組織的勃興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制度背景，因而使得社會工作作為社會組織開展活動、參與社會建設的工具，與當時西方的“民主”和“民治”思潮一起被“拿來”。
筆者認為，這一時期的社會工作實際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引入。西方教會在傳教活動之余，輔助性開展社會服務和社會教育活動，也就自然地將當時西方先進的社會救濟和社會救助理念及手法引入到了中國，包括社會調查與社會診斷。比較有代表性的比如步濟時（ John.Stewafi，Burgess）的“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活動（彭秀良：2010:4），以及基督教青年會等組織開展的社會救濟和社區(qū)教育活動（左芙蓉，2009:231-249）。這一階段的社會工作在理念和方法上其實并沒有得到有效澄清，依然依附于廣義上的社會福利救助活動。第二個階段是高等教育的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與社會工作實務在民間組織嘗試推展的階段。1920年步濟時開始在北大設置社會工作專業(yè)，此后短短幾年社會工作專業(yè)就在當時多所高校普及。與此同時，教會組織和歸國知識精英，比如晏陽初等人也積極在農村開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加上長期活躍在城市的一些專業(yè)醫(yī)療機構和社會福利機構的社會救助活動，都可以算作社會工作在社會組織平臺上的一些應用。正是在這一階段，中國本土的社會救助和社會慈善事業(yè)逐步完成了由傳統賑濟模式向現代“救養(yǎng)一體”模式的轉變。第三個階段則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在特定區(qū)域實際上開始穩(wěn)固并向基層滲透，“國家”力量強化，并嘗試將社會組織的社會治理功能納入到政府的社會事業(yè)治理體制中來。1941年“社會部”改組成立后，開始在其統治范圍內下設“社會處”，積極收編和創(chuàng)設政府辦福利機構，并積極推進民間組織登記注冊。(社會學論文 www.gymyzhishaji.com)這一階段，社會工作的影響逐漸擴大，在民間組織廣泛采用的基礎上，最終被政府采納為社會事業(yè)治理的專業(yè)技術一。
二、1987至今：從重新引入到雙軌運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1952年社會學作為一門專業(yè)在高校被取消，直到1987年社會工作專業(yè)設置恢復，這段歷史直接造成了現代社會工作作為一門社會服務技術和社會管理技術的斷裂。盡管不能否定這一段時期以民政工作為主導，由政府和單位承擔的那些社會福利和社會行政性實務的功能和歷史貢獻，但自20世紀初期引入的西方的當時已經呈現出較高專業(yè)性的社會工作的歷史延續(xù)性的的確確被阻斷了。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進入加速轉型期，市場經濟的確立和政治體制改革瓦解了計劃經濟以來的單位制社會，貧富差距的拉開和社會結構的瓦解與重構影響下，中國進入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突發(fā)的歷史階段。在這個背景下，變革社會服務和社會政策運行機制，加大社會保障和投入力度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需求。社會工作的專業(yè)特質又被重新提起，并納入到政府視野中。1987年9月民政部在北京市馬甸召開《社會工作教育發(fā)展論證會》，促成了國家教委決定從1988年起在幾所高校試辦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yè)的意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被批準試辦，廈門大學也開始社會工作專門化教育（鄭杭生，2008）。至此，社會工作教育在高教中恢復�；謴椭蟮纳鐣ぷ鲗I(yè)化職業(yè)化進程，實際上走了一條“雙軌運行”的道路：第一條軌道是“教育先行”，即高等教育先發(fā)展，引入西方先進的社會工作理念和知識體系，做人才培養(yǎng)的鋪墊工作；另一條軌道是民政部主導的社會工作實務，或者說體現政府職能轉變的新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供給體系的改革，二者在目標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同年，民政部在武漢召開會議，倡導在全國推進社區(qū)服務，并且2000年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qū)建設。這些證據表明，中國社會工作在1987年以后，盡管表面上是“教育先行”，但實際的推動力來自于政府。2006年，民政部和人事部聯合推行社會工作職業(yè)水平評價機制，將社會工作的職業(yè)化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僅就長期以來社會工作崗位供應和市場培育不足的狀況來看，考試評價機制對職業(yè)化的推動并沒有業(yè)內人士預期的大。2007年深圳出臺《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社會工作發(fā)展的意見》及其附屬文件（“1+7文件”），將社會工作職業(yè)化具體到了試點城市，并嘗試開始“購買服務”。至此，中國內地社會工作服務體制雛形得以呈現。
三、片段的整合與重構
結合民國時期社會工作發(fā)展的那段歷史，實際上可以說中國社會工作的發(fā)展史是被割裂的兩段碎片，而這兩段碎片之間既分裂，又彼此聯系。前一段碎片，代表了社會工作在一個處于世界體系從屬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發(fā)展歷程，從“外來”到被“拿來”，從“后發(fā)”到“自發(fā)”的過程。后一個片段則凸顯了政府主導的特征，即由政府在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需求背景下放開，由知識和教育系統引入，并被納入到現有體制中的過程。
整合這兩個片段的基礎在于兩個方面的客觀需求。第一個需求來自于學科完善的需求。如前所述，一個學科的完善和成熟的標志之一在于對歷史的尊重和充分的發(fā)掘。將本土社會工作的歷史切實地從1987年回溯到1912年，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長短的問題，也不僅僅在于充分尊重那一歷史時空社會工作專業(yè)發(fā)展的事實以及老一輩知識分子和實務工作者的努力，還在于那一段歷史時空所發(fā)生的經驗可以作為開放的文本供汲取，用以完善當前一段時間以來對社會工作知識和方法體系所做的本土化的努力。本土化實際上是一個歷史命題，從西方教會組織開始使用現代社會救助理念那一刻，實際上就開始了本土化的事實和知識積累。來自西方的社會工作理念和方法是如何“嵌入”中國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體系的，是如何能夠融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能夠充分發(fā)揮其緩解和應對社會矛盾與問題，是如何實現“助人自助”以及提升民眾福祉的——就這些問題，實際上歷史和現實的訴求并沒有本質區(qū)別。而這些問題，在一個學科的本土化知識積累和學科發(fā)展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從1912年到今天，從內外交困的民國時期到當代，才是一個相對完整的考察路線，并且能夠在歷史和現實的對接中向前延伸。
第二個需求來自于當前的現實需求，也即如何從歷史中發(fā)掘能夠為現實所借鑒的經驗和教訓。當前的中國社會工作發(fā)展，同樣是在社會轉型背景下進行的，社會解組和制度重構的一些問題具有相同或者相近似的需求。比如當前的中國，同樣面臨著道德建設和價值觀引導、健康生活方式建設、文化建設的問題，也同樣面臨著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與社會支持的問題。而與當時的社會矛盾相對應，貧富差距的拉大和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實際上也具有相似性，也即同樣也面臨著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全面提高公共服務供給和社會政策調整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歷史回溯方面，社會工作領域的經驗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fā)掘。
學科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現實需求要求整合社會工作發(fā)展的兩個片段。但同時不應該忽視的是另一個社會工作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社會組織。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社會組織是社會工作運行的基本平臺。民國時期的社會組織的蓬勃發(fā)展，并且接納社會工作為社會服務和社會救助的專業(yè)方法，是和早期國家控制的弱化和缺失密切相關的；而在中后期，“政府”收編和開設福利機構，并嘗試將民間組織登記注冊，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法團主義”的取向。對比當前我國社會工作發(fā)展的組織化不足的現狀，這段時期的歷史是值得關注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整合或者說重構這兩個歷史片段。王思斌（ 2012）在《社會工作學術文庫》的序言里談到：“如果考察一個復雜的社會工作實務過程，我們同樣要關注歷史。這里的歷史有兩重含義：一是任何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有其歷史背景，這使得社會工作者只能解決那一歷史條件下的問題。二是在許多社會工作實踐中歷史是以持續(xù)性因素的形式出現的。不知道某一事件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就難以找到合理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痹谶@里，筆者遵循這種思路，認為實際上整合民國時期和1987年以后至今的兩個歷史片段，必須將文獻的搜集和分析，以及后續(xù)的對歷史的敘述與建構集中在一條線索：社會工作的本土化。
圍繞這一線索，是一種集中的反思意識，突出體現在三個核心而具體的問題：第一，來自西方，以基督教文化和資本主義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為理念的社會工作，在民國時期的歷史片段中是如何處理與本土文化以及制度的沖突的，這種沖突與調試在第二個歷史片段中以何種方式呈現，有哪些新的因素參與進來？第二，社會工作的本土適應與發(fā)展在這兩個片段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怎樣的，也即社會工作是如何介入到國家與社會的“治理格局”中的，是如何和“民主”以及“社會建設”相聯系，與市民社會相聯系，從而參與社會變革與社會轉型的，前者的經驗能否對后者形成借鑒或者構成反思的基礎？第三，在社會工作自身的知識和實踐系統中，社會工作教育、社會工作實務、社會工作職業(yè)化三個子系統在前一個歷史片段中是如何推進的，這種成果在第二個歷史片段中為什么被割斷，而沒能得到充分發(fā)掘？第三個問題涉及到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智識傳統的問題，民國時期的社會工作引入與1987年以后的第二次引入的對象實際上都是西方的知識體系，對象本身是延續(xù)的，但以本土化的延續(xù)性假設為基礎，民國時期的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到底有沒有形成對第二個歷史片段的實質影響呢？或者確實像王思斌（ 1994:397）在《社會工作學新論》里面說的那樣，在與國民黨政權對立時期，共產黨領導的蘇區(qū)的社會工作實踐，對中國建國后的社會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以至于建國后到今天的社會工作本土化進入了一種對“蘇區(qū)”傳統或者社會主義本土特色的延續(xù)，而徹底改變了第二次引入的文化和制度土壤？
但不管怎樣，兩個歷史片段及其中間的所謂“斷裂期”，實際上都是社會工作作為一種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專業(yè)化運行機制在中國本土的嘗試，在本土化的線索中，歷史從根本上雖幾經波折，但實際上并未斷開。在這種結構性的關照下，對第一個片段，也即民國時期那段歷史的考察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性，這也是需要回過頭來重新解讀和構建這段歷史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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