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春秋》筆法”論及其文論建構(gòu)

劉勰“《春秋》筆法”論及其文論建構(gòu)
　　
　　作者/張金梅

　　摘要：受“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影響，劉勰將“《春秋》筆法”——《左傳》、杜預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義”由經(jīng)學領(lǐng)域引入文學領(lǐng)域，具體表征為“簡言達旨”和“隱義藏用”，使“《春秋》筆法”作為文化話語在經(jīng)學、史學、文學三方面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為基礎建構(gòu)出中國文論話語中處理繁簡和隱顯關(guān)系準則的語言家園，對中國文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關(guān)鍵詞：《春秋》筆法；依經(jīng)立義；簡言達旨；隱義藏用；中國文論
　　
　　中圖分類號：I206.5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1－０081－０4
　　
　　“《春秋》筆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者指孔子修訂《春秋》的筆法，后者指經(jīng)學、文學、史學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深入研究和廣泛運用《春秋》筆法而形成的一種思維、表達、溝通與解讀的基本范疇和規(guī)則，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話語言說方式、意義建構(gòu)方式和話語解讀方式。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話語，“《春秋》筆法”經(jīng)過《左傳》、董仲舒、司馬遷、杜預的不斷闡釋、發(fā)揮和深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諸多領(lǐng)域都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劉勰的“《春秋》筆法”研究及其對中國文論的建構(gòu)在涉及面、縱深度、持續(xù)性上都顯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
　　
　　一、依經(jīng)立義
　　
　　李洲良先生指出：
　　
　　文法作為“春秋筆法”的第三種樣態(tài)，其文學性、藝術(shù)性受到關(guān)注并被作家運用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當在魏晉時期中國文學進入自覺時代以后。……文法作為修辭手法從“春秋筆法”產(chǎn)生之日起就已存在，并蘊含于經(jīng)法、史法之中。如果說經(jīng)法乃懲惡勸善、經(jīng)邦濟世之原則和法度，那么文法乃是昭示經(jīng)法、史法這些原則、法度的修辭載體。也就是說，經(jīng)法、史法所蘊含的深刻義理是通過文法的修辭形式來實現(xiàn)的�！抖Y記·經(jīng)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痹瓉怼洞呵铩房梢越袒�人們連屬文辭，排比事例，這恰好說明了《春秋》一書的修辭作用。①
　　
　　將《春秋》筆法的外延之一——文法歸結(jié)為一種修辭手法固然不錯，但并未能揭示《春秋》筆法作為文學（論）話語規(guī)則的基本內(nèi)涵。換言之，修辭手法只是《春秋》筆法作為文學話語及詩史相互融通的表征，其更重要、更內(nèi)在的則是中國文學（論）史上一以貫之的“依經(jīng)立義”傳統(tǒng)。
　　
　　“依經(jīng)立義”首見于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jīng)立義�！雹趧③碾m然是引用王逸的文獻而提出“依經(jīng)立義”，但是其首創(chuàng)者卻不是王逸，而是劉勰。因為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說得較為復雜：“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焉”，而劉勰則將其簡化，并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構(gòu)建的“道—圣—文”的話語模式中，為“《春秋》筆法”成為經(jīng)學話語、史學話語之后作為文學話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漢代士人曾掀起了一股研究屈騷的熱潮，淮南王劉安開其端，班固、王逸、揚雄承其后，且四家都“舉以方經(jīng)”，如劉安的“可謂兼之”，班固的“非經(jīng)義所載”，王逸的“依經(jīng)立義”，揚雄的“體同詩雅”，惟有班固認為“不合傳”。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班固雖持有異議，但參照的標準仍是“經(jīng)義”和“法度”。換言之，在這一研究潮流中，盡管四家由于各自的生存智慧與文化經(jīng)驗不同，對屈原及其作品“褒貶任聲”，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人都把儒學經(jīng)義作為屈騷評判的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無論是褒揚派的劉安、王逸、揚雄，還是貶抑派的班固，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把“合經(jīng)術(shù)”作為評判屈騷的首要標準，儒家經(jīng)義在他們那里都具有至高無上不可違背的權(quán)威性。也正緣于此，我們說“依經(jīng)立義”意義的生成方式是隨著漢代經(jīng)學的產(chǎn)生與興盛而出現(xiàn)的。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將中國文化圣人孔子所刪、定、著的典籍《詩》、《書》、《禮》、《春秋》、《易》確立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始出現(xiàn)經(jīng)學。誠如朱熹所說：“圣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書�！雹邸白x書以觀圣賢之意，因圣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雹苓@就分別從創(chuàng)作和接受兩個層面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道—圣—文”的密切關(guān)系：從創(chuàng)作方面看，“圣人”將其所理解明白的“道”通過“文”(經(jīng))表達出來；而從接受方面看，則是人們通過對圣人之“文”（經(jīng)）的接受和闡釋，從而明白了圣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獲得“道”的同時，人們還可以依據(jù)經(jīng)典闡發(fā)出經(jīng)典中沒有的新的意義，這樣便形成了中國“依經(jīng)立義”的意義生成方式。在這里，“經(jīng)”為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神圣經(jīng)典，“義”則屬于政治倫理的范疇�！傲x”以“經(jīng)”為基礎，故可以稱之為“依經(jīng)立義”；而“經(jīng)”從屬于“義”，則表明所謂“依經(jīng)立義”就是借助傳統(tǒng)儒家文化經(jīng)典闡發(fā)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shù)觀點的方式和方法。換言之，“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雖植根于儒家經(jīng)典文本，其意義走向固然受到經(jīng)典文本的規(guī)約，但最重要的還是取決于闡釋者當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成中英先生曾言：“詮釋是就已有的文化與語言的意義系統(tǒng)作出具有新義新境的說明與理解，它是意義的推陳出新，是以人為中心，結(jié)合新的時空環(huán)境與主觀感知展現(xiàn)出來的理解、認知與評價。它可以面對歷史、面對現(xiàn)在、面對未來，作出陳述與發(fā)言，表現(xiàn)詮釋者心靈的創(chuàng)造力，并啟發(fā)他人的想象力，體會新義，此即為理解。事實上，詮釋自身即可被看為宇宙不息創(chuàng)造的實現(xiàn)。”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王逸、劉勰總結(jié)的“依經(jīng)立義”與《左傳》、杜預注解的“《春秋》書例”（古文經(jīng)學對《春秋》筆法的解釋），董仲舒、何休解說的“微言大義”（今文經(jīng)學對《春秋》筆法的理解）在思維方式上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前者建構(gòu)的是儒家經(jīng)典文論，后兩者建構(gòu)的是儒家經(jīng)典文本。但是，伴隨著“原道”、“征圣”、“宗經(jīng)”三位一體的文論話語體系的形成，儒家經(jīng)典文本也隨之成為儒家經(jīng)典文論生成的有機土壤和語言家園。誠如楊乃喬先生所說：“當儒家詩學主體把語言的家園建構(gòu)在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上時，這也標志著儒家詩學對經(jīng)學的學術(shù)宗教地位的獲取。在這個意義上，儒家詩學生成與追求永恒的語言家園就是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而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也就是儒家詩學生存和追求永恒的語言家園�？梢哉f，儒家詩學的整個價值體系、全部范疇、最高批評原則及在價值論上設定的最高文學范本，均肇源于‘六經(jīng)’或《十三經(jīng)》，并且，也正是在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中承傳下去的�！雹迵Q句話說，隨著文學“征圣宗經(jīng)”觀念的確立，儒家經(jīng)典文本就成為中國文論家們“依經(jīng)立義”建構(gòu)文論的依據(jù)。也正緣于此，劉勰的“《春秋》筆法”作為文化話語在經(jīng)學、史學、文學三方面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融通，具體表征為“簡言達旨”和“隱義藏用”，對中國文論的建構(gòu)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二、簡言達旨
　　
　　對于“《春秋》筆法”，劉勰在《文心雕龍》的《征圣》、《宗經(jīng)》、《史傳》篇曾有三處明言，他將《春秋》之五例與《易》之十翼，《書》之七觀，《詩》之四始，《禮》之五經(jīng)齊列，并評《春秋》為“一字以褒貶”，“微辭以婉晦”，“一字見義”，“婉章志晦”，“褒見一字”，“貶在片言”，即是對《左傳》、杜預的“《春秋》五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懲惡而勸善”的簡化和發(fā)展。
　　
　　“《春秋》五例”最早見于《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⑦后來晉代古文學家杜預將其取而分疏：“故發(fā)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⑧而到《文心雕龍》中，劉勰則對《左傳》和杜預的解說進行了全面繼承和發(fā)展。
　　
　　首先，劉勰繼承《左傳》的“《春秋》之稱”和杜預的“為例之情有五”的基本內(nèi)涵，第一次將其簡稱為“《春秋》五例”、“五例”，自此之后，“《春秋》五例”得以定名。
　　
　　第二，對于“五例”，劉勰常常進行易名簡稱，如將《春秋》之前三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簡稱為“微辭以婉晦”；將《春秋》之第二、三例“志而晦，婉而成章”簡稱為“婉章志晦”即是。更不容忽視的是，劉勰還將“婉而成章”與“興之托諭”互釋�！段男牡颀垺け扰d》云：“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這里，劉勰對“興之托諭”的解釋實可與“《春秋》五例”之第三例“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相比照。
　　
　　第三，豐富發(fā)展了《春秋》之第五例“懲惡而勸善”，認為《春秋》“貴逾軒冕”的褒和“誅深斧鉞”的貶，也即孔子修撰《春秋》的旨趣不是依靠長篇大論而是僅借“一字”、“片言”來實現(xiàn)的，即劉勰所謂“一字以褒貶”，由此，劉勰明確指出“簡言以達旨”是《春秋》筆法的基本特征。
　　
　　最后，受“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影響，劉勰視《春秋》“簡言以達旨”為“文成規(guī)矩”之典范。換言之，“簡言達旨”不僅是儒家經(jīng)典文本《春秋》的書寫特征，也是中國文論建構(gòu)的語言家園。在前劉勰及劉勰時代，中國文論雖也有“尚繁”和“尚簡”之爭，如王充就在時人“貴約”、“尚省”的前提下大力倡繁�！墩摵狻ぷ约o》云：“或曰：‘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lǐng)。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⑨葛洪《抱樸子·鈞世》亦云：“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今之優(yōu)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穢博富也。”⑩王充立足于“為世用”，以為繁為上，簡為下；葛洪以為古詩之簡不如今文之繁，分別從理論闡述和作品實踐兩方面提倡繁化。而劉勰本人雖也在《熔裁》篇明確指出：“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在《章表》篇指出：“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并在《詔策》篇中盛贊“諸葛孔明之詳約”，還在《體性》篇對舉“精約”和“繁縟”，在《定勢》篇明言“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但是針對當時浮華“淫麗”的文風而言，他還是主張“尚簡”�！段锷�》篇云：“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边@可謂劉勰“尚簡”論的總綱。換言之，在劉勰看來，“簡言達旨”不僅是《春秋》筆法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審美趨向。如《文心雕龍》以“簡約”、“簡”、“約”論文隨處可見：《宗經(jīng)》：“辭約而旨豐”；“體約而不蕪�！薄墩�緯》：“圣訓宜廣，神教宜約�！薄稑犯�》：“故陳思稱‘李延年閑于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薄肚椴伞罚骸盀榍檎咭�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眲③恼撐摹吧泻啞保�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反對繁冗靡麗的文風，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簡并不等同于簡單，也不僅僅是簡潔，而是簡而有情，簡而有味，“辭約而旨豐”。以一當十，以少總多，以小見大，以簡寫繁，以有限的形式表現(xiàn)無限豐富的內(nèi)容。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梆ㄈ铡薄皣ば恰保�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
　　
　　這里，“桃花之鮮”、“楊柳之貌”、“出日之容”、“雨雪之狀”、“黃鳥之聲”、“草蟲之韻”；太陽之光華、星光之微小，都僅用“一言”、“兩字”就概括無余。且“雖復思經(jīng)千載，將何易奪”！這才是古人“尚簡”的真正意圖，即追求“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藝術(shù)效果。
　　
　　三、隱義藏用
　　
　　在《文心雕龍》中，劉勰不僅繼承、發(fā)展了以《左傳》和杜預為代表的古文家“《春秋》五例”思想，而且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義”旨趣也有所領(lǐng)悟和深化。
　　
　　認為《春秋》有“微言”，有“大義”，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家們皓首窮究《春秋》的宗旨，且淵源有自。早在先秦，《孟子·離婁下》即有載：“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漢代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開篇亦引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抖Y》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庇擅献拥摹案`義”到司馬遷的“道義”，《春秋》之“大義”經(jīng)歷了由“遮蔽”到“敞開”的歷程。而到董仲舒，其《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guān)經(jīng)義者多”，但其前半部分自《楚莊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以及《三代改制質(zhì)文第二十三》、《爵國第二十八》、《仁義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觀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等，對《春秋》“借事明義”之“微言”和“正名為本”之“大義”進行了詳盡論述。故清代大儒皮錫瑞先生說：“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于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為切要�！币簿褪钦f，在前劉勰時代，《春秋》之有“微言”，有“大義”已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春秋》之“微言”和“大義”并不是明白曉暢地彰明于眾的，其“竊”、其“道”、其“借事”、其“正名”等等都是一種特殊的手段。對此，劉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與孟子、司馬、董子等前賢一致，他也認為《春秋》有“微言”�！段男牡颀垺な穫鳌分赋觯骸埃ā洞呵铩罚╊Ｖ即嫱鲇碾[，經(jīng)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痹趧③目磥�，《春秋》經(jīng)文采取“婉約”的表達方式，因丘明與其同時，幸得“微言”。
　　
　　其次，與孟子、司馬、董子等前賢所謂《春秋》“竊義”、“道義”、“借事明義”等說法不同，他認為《春秋》“辨理見義”、“辭曉義隱”�！段男牡颀垺ぷ诮�(jīng)》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后顯旨……《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在劉勰看來，“五石六鹢”和“雉門兩觀”一以“詳備成文”，一以“先后顯旨”，都是《春秋》“辨理見義”的最佳注解。換言之，《春秋》之所以要詳細記載隕石和鹢鳥的數(shù)量為“五”、為“六”，之所以要以“雉門及兩觀災”代替“雉門災及兩觀”，是因為前者“記異”，后者“記災”；且前者“為王者之后”，后者“不以微及大”，兩者都蘊藏有“大義”。也正緣于此，劉勰得出了《春秋》“觀辭立曉，訪義方隱”的結(jié)論。
　　
　　第三，綜采古、今文家論述“《春秋》筆法”之優(yōu)長，劉勰融“《春秋》五例”和“微言大義”為一體，明確指出“隱義以藏用”是《春秋》筆法的又一基本特征�！段男牡颀垺ふ魇ァ吩疲骸八南缶�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
　　
　　最后，受“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影響，劉勰視《春秋》“隱義以藏用”為“文成規(guī)矩”之典范。換言之，“隱義藏用”不僅是儒家經(jīng)典文本《春秋》的又一書寫特征，也是中國文論建構(gòu)的又一語言家園。法國著名思想家弗朗索瓦·于連曾經(jīng)明確指出：“所謂春秋筆法是‘微而顯’，‘志而晦’，‘婉而辯’。在隱與顯兩極之間，二者分量相等，保持平衡�！�晦’與‘明’共分秋色，但又互相補償：明暗交接使色彩趨淡，晦暗的明亮使人猜測。這種筆法不是秘藏不露，也不是透明的；作家實際上是向所有人表達，但所用的方式是有保留的：因為正是在這二者之間，即隱約顯示這種筆法的地方，意義可能受到重視，同時一方很謹慎地形成�！币舱�緣于此，“顯”和“隱”的辯證關(guān)系不僅是“《春秋》筆法”的基本特征，也獲得了中國文學批評家們的青睞。如陸機《文賦》：“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闭�因為“顯”和“隱”是“本隱以之顯”，“言隱以至顯”的辯證關(guān)系，所以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隱”顯得更為重要。
　　
　　然而，何謂“隱”？劉勰《文心雕龍·隱秀》釋“隱”曰：“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隱以復意為工，……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fā)，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深文隱蔚，余味曲包�！痹趧③目磥�，“隱”有三個層面的含義：首先，“隱”要寓有“重旨”、“復意”。范文瀾注云：“重旨者，詞約而義富，含味無窮。陸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隱之謂也�！闭查A《義證》釋云：“‘重旨’就是‘復意’，就是說文章要有曲折重復的意旨。所謂重復的意旨，就是除去表面的一層意思外，還有言外之意，所以是‘文外之重旨’�！逼浯�，“隱”要有“義生文外”的觸發(fā)力量，就像《易》之卦象通過“變爻”即一爻之變形成相互包含的“互體”，而化成為“四象”一樣，使“文外之重旨”能互生復合。雖是“秘響”，卻可“旁通”；縱為“伏采”，亦可“潛發(fā)”。換言之，文學創(chuàng)作應采用一種曲折迂回的言說方式，即不能直說，而必須繞著彎兒說。第三，“隱”要有“余味”，“晦塞”、“深奧”非“隱”，隱義的探求當以品味得之，“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余味曲包。
　　
　　怎樣才能做到“隱”呢？《文心雕龍·諧隱》云：“隱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币簿褪钦f，“遁辭”和“譎譬”是實現(xiàn)“隱”的基本手段。何謂“譎譬”，劉勰雖未明言，但其釋“興”似乎與此相通�！段男牡颀垺け扰d》云：“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huán)譬以記諷�！睂ⅰ芭d”釋為“環(huán)譬”，雖與“譎譬”有一字之別，但其“隱”義似乎不差。這可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得到佐證。
　　
　　劉勰曾將比、興對釋，認為比顯興隱�！段男牡颀垺け扰d》云：“《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聞一多先生對此也有過明確說明：“隱在《六經(jīng)》中，相當于《易》的‘象’和《詩》的‘興’（喻不用講，是《詩》的‘比’），預言家必須有神秘性（天機不可泄露），所以占卜家的語言中少不了象�！对姟贰�—作為社會詩、政治詩的雅，和作為風情詩的風，在各種性質(zhì)的沓布（taboo，現(xiàn)譯‘塔布’，即禁忌)的監(jiān)視下，必須帶著偽裝，秘密活動，所以在詩人的語言中，尤其不能沒有興。象與興實際都是隱，有話不能明說的隱，所以《易》有《詩》的效果，《詩》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別�！�…隱語的作用，不僅是消極的解決困難，而且是積極的增加興趣，困難愈大，活動愈秘密，興趣愈濃厚，這里便是隱語的，也便是《易》與《詩》的魔力的源泉�！焙喲灾�，“隱”即為《詩》之“興”和《易》之“象”。
　　
　　從實踐上說，劉勰曾做過總結(jié)。在《文心雕龍·比興》中，劉勰慨嘆過興義之失：“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比绻麙侀_其政教色彩的偏頗，則劉勰對“興”的認識是極為深刻的。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自漢以來，詞人鮮用興義，固緣詩道下衰，亦由文詞之作，趣以喻人，茍覽者恍惚難明，則感動之功不顯。用比忘興，勢使之然。雖相如子云，未如之何也�！�…由此以觀，用比者歷久而不傷晦昧，用興者說絕而立致辯爭。當其覽古，知興義之難明，及其自為，亦遂疏興義而希用，此興之所以浸微浸滅也�！彪m然漢大賦多用賦、比是事實，而且漢大賦的產(chǎn)生亦有“緣詩道下衰”等多種原因，但恐怕“興義之難明”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興義之所以難明，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其具備“隱”的基本內(nèi)涵。
　　
　　總之，劉勰將《春秋》筆法由經(jīng)學領(lǐng)域引入文學領(lǐng)域，并以此為基礎建構(gòu)出中國傳統(tǒng)文論“簡言達旨”、“隱義藏用”的語言家園。
　　
　　注釋：
　　
　�、倮钪蘖迹骸洞呵锕P法的內(nèi)涵外延與本質(zhì)特征》，《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
　　
　�、诜段臑懀骸段男牡颀堊ⅰ罚�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頁。
　　
　�、邰芾杈傅戮帯吨熳诱Z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7、162頁。
　　
　　⑤成中英：《從真理與方法到本體與詮釋》，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51頁。
　　
　�、迼钅藛蹋骸躲Ａ⑴c整合》，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撷唷妒�三經(jīng)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3、1706頁。
　　
　　⑨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02頁。
　　
　�、鈼蠲髡眨骸侗�樸子外篇校箋》（下），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69-70頁。
　　
　　皮錫瑞：《經(jīng)學通》，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5頁。
　　
　　弗朗索瓦·于連：《迂回與進入》，杜小真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09頁。
　　
　　殷滿堂：《劉勰的情采說與英美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貴州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作者簡介：張金梅，女，1974年生，湖北黃梅人，文學博士，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湖北恩施，4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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