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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春秋》筆法”論及其文論建構
劉勰“《春秋》筆法”論及其文論建構
作者/張金梅
摘要：受“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影響，劉勰將“《春秋》筆法”——《左傳》、杜預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義”由經(jīng)學領域引入文學領域，具體表征為“簡言達旨”和“隱義藏用”，使“《春秋》筆法”作為文化話語在經(jīng)學、史學、文學三方面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為基礎建構出中國文論話語中處理繁簡和隱顯關系準則的語言家園，對中國文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春秋》筆法；依經(jīng)立義；簡言達旨；隱義藏用；中國文論
中圖分類號：I206.5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1－０081－０4
“《春秋》筆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者指孔子修訂《春秋》的筆法，后者指經(jīng)學、文學、史學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深入研究和廣泛運用《春秋》筆法而形成的一種思維、表達、溝通與解讀的基本范疇和規(guī)則，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話語言說方式、意義建構方式和話語解讀方式。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話語，“《春秋》筆法”經(jīng)過《左傳》、董仲舒、司馬遷、杜預的不斷闡釋、發(fā)揮和深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諸多領域都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劉勰的“《春秋》筆法”研究及其對中國文論的建構在涉及面、縱深度、持續(xù)性上都顯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
一、依經(jīng)立義
李洲良先生指出：
文法作為“春秋筆法”的第三種樣態(tài)，其文學性、藝術性受到關注并被作家運用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當在魏晉時期中國文學進入自覺時代以后�！姆ㄗ鳛樾揶o手法從“春秋筆法”產(chǎn)生之日起就已存在，并蘊含于經(jīng)法、史法之中。如果說經(jīng)法乃懲惡勸善、經(jīng)邦濟世之原則和法度，那么文法乃是昭示經(jīng)法、史法這些原則、法度的修辭載體。也就是說，經(jīng)法、史法所蘊含的深刻義理是通過文法的修辭形式來實現(xiàn)的。《禮記·經(jīng)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痹瓉怼洞呵铩房梢越袒藗冞B屬文辭，排比事例，這恰好說明了《春秋》一書的修辭作用。①
將《春秋》筆法的外延之一——文法歸結為一種修辭手法固然不錯，但并未能揭示《春秋》筆法作為文學（論）話語規(guī)則的基本內涵。換言之，修辭手法只是《春秋》筆法作為文學話語及詩史相互融通的表征，其更重要、更內在的則是中國文學（論）史上一以貫之的“依經(jīng)立義”傳統(tǒng)。
“依經(jīng)立義”首見于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jīng)立義�！雹趧③碾m然是引用王逸的文獻而提出“依經(jīng)立義”，但是其首創(chuàng)者卻不是王逸，而是劉勰。因為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說得較為復雜：“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焉”，而劉勰則將其簡化，并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構建的“道—圣—文”的話語模式中，為“《春秋》筆法”成為經(jīng)學話語、史學話語之后作為文學話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漢代士人曾掀起了一股研究屈騷的熱潮，淮南王劉安開其端，班固、王逸、揚雄承其后，且四家都“舉以方經(jīng)”，如劉安的“可謂兼之”，班固的“非經(jīng)義所載”，王逸的“依經(jīng)立義”，揚雄的“體同詩雅”，惟有班固認為“不合傳”。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班固雖持有異議，但參照的標準仍是“經(jīng)義”和“法度”。換言之，在這一研究潮流中，盡管四家由于各自的生存智慧與文化經(jīng)驗不同，對屈原及其作品“褒貶任聲”，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人都把儒學經(jīng)義作為屈騷評判的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無論是褒揚派的劉安、王逸、揚雄，還是貶抑派的班固，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把“合經(jīng)術”作為評判屈騷的首要標準，儒家經(jīng)義在他們那里都具有至高無上不可違背的權威性。也正緣于此，我們說“依經(jīng)立義”意義的生成方式是隨著漢代經(jīng)學的產(chǎn)生與興盛而出現(xiàn)的。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中國文化圣人孔子所刪、定、著的典籍《詩》、《書》、《禮》、《春秋》、《易》確立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始出現(xiàn)經(jīng)學。誠如朱熹所說：“圣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秩瞬粫裕止P之于書。”③“讀書以觀圣賢之意，因圣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雹苓@就分別從創(chuàng)作和接受兩個層面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道—圣—文”的密切關系：從創(chuàng)作方面看，“圣人”將其所理解明白的“道”通過“文”(經(jīng))表達出來；而從接受方面看，則是人們通過對圣人之“文”（經(jīng)）的接受和闡釋，從而明白了圣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獲得“道”的同時，人們還可以依據(jù)經(jīng)典闡發(fā)出經(jīng)典中沒有的新的意義，這樣便形成了中國“依經(jīng)立義”的意義生成方式。在這里，“經(jīng)”為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神圣經(jīng)典，“義”則屬于政治倫理的范疇�！傲x”以“經(jīng)”為基礎，故可以稱之為“依經(jīng)立義”；而“經(jīng)”從屬于“義”，則表明所謂“依經(jīng)立義”就是借助傳統(tǒng)儒家文化經(jīng)典闡發(fā)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觀點的方式和方法。換言之，“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雖植根于儒家經(jīng)典文本，其意義走向固然受到經(jīng)典文本的規(guī)約，但最重要的還是取決于闡釋者當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成中英先生曾言：“詮釋是就已有的文化與語言的意義系統(tǒng)作出具有新義新境的說明與理解，它是意義的推陳出新，是以人為中心，結合新的時空環(huán)境與主觀感知展現(xiàn)出來的理解、認知與評價。它可以面對歷史、面對現(xiàn)在、面對未來，作出陳述與發(fā)言，表現(xiàn)詮釋者心靈的創(chuàng)造力，并啟發(fā)他人的想象力，體會新義，此即為理解。事實上，詮釋自身即可被看為宇宙不息創(chuàng)造的實現(xiàn)�！雹菡窃谶@個意義上，我們說王逸、劉勰總結的“依經(jīng)立義”與《左傳》、杜預注解的“《春秋》書例”（古文經(jīng)學對《春秋》筆法的解釋），董仲舒、何休解說的“微言大義”（今文經(jīng)學對《春秋》筆法的理解）在思維方式上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前者建構的是儒家經(jīng)典文論，后兩者建構的是儒家經(jīng)典文本。但是，伴隨著“原道”、“征圣”、“宗經(jīng)”三位一體的文論話語體系的形成，儒家經(jīng)典文本也隨之成為儒家經(jīng)典文論生成的有機土壤和語言家園。誠如楊乃喬先生所說：“當儒家詩學主體把語言的家園建構在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上時，這也標志著儒家詩學對經(jīng)學的學術宗教地位的獲取。在這個意義上，儒家詩學生成與追求永恒的語言家園就是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而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也就是儒家詩學生存和追求永恒的語言家園�？梢哉f，儒家詩學的整個價值體系、全部范疇、最高批評原則及在價值論上設定的最高文學范本，均肇源于‘六經(jīng)’或《十三經(jīng)》，并且，也正是在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文本中承傳下去的�！雹迵Q句話說，隨著文學“征圣宗經(jīng)”觀念的確立，儒家經(jīng)典文本就成為中國文論家們“依經(jīng)立義”建構文論的依據(jù)。也正緣于此，劉勰的“《春秋》筆法”作為文化話語在經(jīng)學、史學、文學三方面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融通，具體表征為“簡言達旨”和“隱義藏用”，對中國文論的建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二、簡言達旨
對于“《春秋》筆法”，劉勰在《文心雕龍》的《征圣》、《宗經(jīng)》、《史傳》篇曾有三處明言，他將《春秋》之五例與《易》之十翼，《書》之七觀，《詩》之四始，《禮》之五經(jīng)齊列，并評《春秋》為“一字以褒貶”，“微辭以婉晦”，“一字見義”，“婉章志晦”，“褒見一字”，“貶在片言”，即是對《左傳》、杜預的“《春秋》五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懲惡而勸善”的簡化和發(fā)展。
“《春秋》五例”最早見于《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⑦后來晉代古文學家杜預將其取而分疏：“故發(fā)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⑧而到《文心雕龍》中，劉勰則對《左傳》和杜預的解說進行了全面繼承和發(fā)展。
首先，劉勰繼承《左傳》的“《春秋》之稱”和杜預的“為例之情有五”的基本內涵，第一次將其簡稱為“《春秋》五例”、“五例”，自此之后，“《春秋》五例”得以定名。
第二，對于“五例”，劉勰常常進行易名簡稱，如將《春秋》之前三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簡稱為“微辭以婉晦”；將《春秋》之第二、三例“志而晦，婉而成章”簡稱為“婉章志晦”即是。更不容忽視的是，劉勰還將“婉而成章”與“興之托諭”互釋�！段男牡颀垺け扰d》云：“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边@里，劉勰對“興之托諭”的解釋實可與“《春秋》五例”之第三例“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相比照。
第三，豐富發(fā)展了《春秋》之第五例“懲惡而勸善”，認為《春秋》“貴逾軒冕”的褒和“誅深斧鉞”的貶，也即孔子修撰《春秋》的旨趣不是依靠長篇大論而是僅借“一字”、“片言”來實現(xiàn)的，即劉勰所謂“一字以褒貶”，由此，劉勰明確指出“簡言以達旨”是《春秋》筆法的基本特征。
最后，受“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影響，劉勰視《春秋》“簡言以達旨”為“文成規(guī)矩”之典范。換言之，“簡言達旨”不僅是儒家經(jīng)典文本《春秋》的書寫特征，也是中國文論建構的語言家園。在前劉勰及劉勰時代，中國文論雖也有“尚繁”和“尚簡”之爭，如王充就在時人“貴約”、“尚省”的前提下大力倡繁�！墩摵狻ぷ约o》云：“或曰：‘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鹪唬河惺茄砸病Ｉw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⑨葛洪《抱樸子·鈞世》亦云：“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今之優(yōu)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睹姟氛�，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穢博富也�！雹馔醭淞⒆阌凇盀槭烙谩保詾榉睘樯�，簡為下；葛洪以為古詩之簡不如今文之繁，分別從理論闡述和作品實踐兩方面提倡繁化。而劉勰本人雖也在《熔裁》篇明確指出：“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在《章表》篇指出：“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并在《詔策》篇中盛贊“諸葛孔明之詳約”，還在《體性》篇對舉“精約”和“繁縟”，在《定勢》篇明言“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但是針對當時浮華“淫麗”的文風而言，他還是主張“尚簡”�！段锷菲疲骸笆且运男蚣娀�，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边@可謂劉勰“尚簡”論的總綱。換言之，在劉勰看來，“簡言達旨”不僅是《春秋》筆法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審美趨向。如《文心雕龍》以“簡約”、“簡”、“約”論文隨處可見：《宗經(jīng)》：“辭約而旨豐”；“體約而不蕪�！薄墩暋罚骸笆ビ栆藦V，神教宜約�！薄稑犯罚骸肮赎愃挤Q‘李延年閑于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薄肚椴伞罚骸盀榍檎咭s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眲③恼撐摹吧泻啞保环矫婀倘皇菫榱朔磳Ψ比呙饮惖奈娘L，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簡并不等同于簡單，也不僅僅是簡潔，而是簡而有情，簡而有味，“辭約而旨豐”。以一當十，以少總多，以小見大，以簡寫繁，以有限的形式表現(xiàn)無限豐富的內容。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梆ㄈ铡薄皣ば恰�，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
這里，“桃花之鮮”、“楊柳之貌”、“出日之容”、“雨雪之狀”、“黃鳥之聲”、“草蟲之韻”；太陽之光華、星光之微小，都僅用“一言”、“兩字”就概括無余。且“雖復思經(jīng)千載，將何易奪”！這才是古人“尚簡”的真正意圖，即追求“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藝術效果。
三、隱義藏用
在《文心雕龍》中，劉勰不僅繼承、發(fā)展了以《左傳》和杜預為代表的古文家“《春秋》五例”思想，而且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義”旨趣也有所領悟和深化。
認為《春秋》有“微言”，有“大義”，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家們皓首窮究《春秋》的宗旨，且淵源有自。早在先秦，《孟子·離婁下》即有載：“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淞x則丘竊取之矣。’”漢代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開篇亦引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抖Y》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由孟子的“竊義”到司馬遷的“道義”，《春秋》之“大義”經(jīng)歷了由“遮蔽”到“敞開”的歷程。而到董仲舒，其《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jīng)義者多”，但其前半部分自《楚莊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以及《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爵國第二十八》、《仁義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觀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等，對《春秋》“借事明義”之“微言”和“正名為本”之“大義”進行了詳盡論述。故清代大儒皮錫瑞先生說：“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于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為切要。”也就是說，在前劉勰時代，《春秋》之有“微言”，有“大義”已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春秋》之“微言”和“大義”并不是明白曉暢地彰明于眾的，其“竊”、其“道”、其“借事”、其“正名”等等都是一種特殊的手段。對此，劉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與孟子、司馬、董子等前賢一致，他也認為《春秋》有“微言”�！段男牡颀垺な穫鳌分赋觯骸埃ā洞呵铩罚╊Ｖ即嫱鲇碾[，經(jīng)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在劉勰看來，《春秋》經(jīng)文采取“婉約”的表達方式，因丘明與其同時，幸得“微言”。
其次，與孟子、司馬、董子等前賢所謂《春秋》“竊義”、“道義”、“借事明義”等說法不同，他認為《春秋》“辨理見義”、“辭曉義隱”�！段男牡颀垺ぷ诮�(jīng)》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后顯旨……《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在劉勰看來，“五石六鹢”和“雉門兩觀”一以“詳備成文”，一以“先后顯旨”，都是《春秋》“辨理見義”的最佳注解。換言之，《春秋》之所以要詳細記載隕石和鹢鳥的數(shù)量為“五”、為“六”，之所以要以“雉門及兩觀災”代替“雉門災及兩觀”，是因為前者“記異”，后者“記災”；且前者“為王者之后”，后者“不以微及大”，兩者都蘊藏有“大義”。也正緣于此，劉勰得出了《春秋》“觀辭立曉，訪義方隱”的結論。
第三，綜采古、今文家論述“《春秋》筆法”之優(yōu)長，劉勰融“《春秋》五例”和“微言大義”為一體，明確指出“隱義以藏用”是《春秋》筆法的又一基本特征�！段男牡颀垺ふ魇ァ吩疲骸八南缶x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
最后，受“依經(jīng)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影響，劉勰視《春秋》“隱義以藏用”為“文成規(guī)矩”之典范。換言之，“隱義藏用”不僅是儒家經(jīng)典文本《春秋》的又一書寫特征，也是中國文論建構的又一語言家園。法國著名思想家弗朗索瓦·于連曾經(jīng)明確指出：“所謂春秋筆法是‘微而顯’，‘志而晦’，‘婉而辯’。在隱與顯兩極之間，二者分量相等，保持平衡�！蕖c‘明’共分秋色，但又互相補償：明暗交接使色彩趨淡，晦暗的明亮使人猜測。這種筆法不是秘藏不露，也不是透明的；作家實際上是向所有人表達，但所用的方式是有保留的：因為正是在這二者之間，即隱約顯示這種筆法的地方，意義可能受到重視，同時一方很謹慎地形成�！币舱売诖�，“顯”和“隱”的辯證關系不僅是“《春秋》筆法”的基本特征，也獲得了中國文學批評家們的青睞。如陸機《文賦》：“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闭驗椤帮@”和“隱”是“本隱以之顯”，“言隱以至顯”的辯證關系，所以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隱”顯得更為重要。
然而，何謂“隱”？劉勰《文心雕龍·隱秀》釋“隱”曰：“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隱以復意為工，……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fā)，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蛴谢奕麨樯�，雖奧非隱；……深文隱蔚，余味曲包�！痹趧③目磥�，“隱”有三個層面的含義：首先，“隱”要寓有“重旨”、“復意”。范文瀾注云：“重旨者，詞約而義富，含味無窮。陸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隱之謂也�！闭查A《義證》釋云：“‘重旨’就是‘復意’，就是說文章要有曲折重復的意旨。所謂重復的意旨，就是除去表面的一層意思外，還有言外之意，所以是‘文外之重旨’。”其次，“隱”要有“義生文外”的觸發(fā)力量，就像《易》之卦象通過“變爻”即一爻之變形成相互包含的“互體”，而化成為“四象”一樣，使“文外之重旨”能互生復合。雖是“秘響”，卻可“旁通”；縱為“伏采”，亦可“潛發(fā)”。換言之，文學創(chuàng)作應采用一種曲折迂回的言說方式，即不能直說，而必須繞著彎兒說。第三，“隱”要有“余味”，“晦塞”、“深奧”非“隱”，隱義的探求當以品味得之，“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余味曲包。
怎樣才能做到“隱”呢？《文心雕龍·諧隱》云：“隱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也就是說，“遁辭”和“譎譬”是實現(xiàn)“隱”的基本手段。何謂“譎譬”，劉勰雖未明言，但其釋“興”似乎與此相通。《文心雕龍·比興》云：“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huán)譬以記諷�！睂ⅰ芭d”釋為“環(huán)譬”，雖與“譎譬”有一字之別，但其“隱”義似乎不差。這可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得到佐證。
劉勰曾將比、興對釋，認為比顯興隱�！段男牡颀垺け扰d》云：“《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聞一多先生對此也有過明確說明：“隱在《六經(jīng)》中，相當于《易》的‘象’和《詩》的‘興’（喻不用講，是《詩》的‘比’），預言家必須有神秘性（天機不可泄露），所以占卜家的語言中少不了象�！对姟贰鳛樯鐣姟⒄卧姷难�，和作為風情詩的風，在各種性質的沓布（taboo，現(xiàn)譯‘塔布’，即禁忌)的監(jiān)視下，必須帶著偽裝，秘密活動，所以在詩人的語言中，尤其不能沒有興。象與興實際都是隱，有話不能明說的隱，所以《易》有《詩》的效果，《詩》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別�！[語的作用，不僅是消極的解決困難，而且是積極的增加興趣，困難愈大，活動愈秘密，興趣愈濃厚，這里便是隱語的，也便是《易》與《詩》的魔力的源泉�！焙喲灾�，“隱”即為《詩》之“興”和《易》之“象”。
從實踐上說，劉勰曾做過總結。在《文心雕龍·比興》中，劉勰慨嘆過興義之失：“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比绻麙侀_其政教色彩的偏頗，則劉勰對“興”的認識是極為深刻的。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自漢以來，詞人鮮用興義，固緣詩道下衰，亦由文詞之作，趣以喻人，茍覽者恍惚難明，則感動之功不顯。用比忘興，勢使之然。雖相如子云，未如之何也�！纱艘杂^，用比者歷久而不傷晦昧，用興者說絕而立致辯爭。當其覽古，知興義之難明，及其自為，亦遂疏興義而希用，此興之所以浸微浸滅也�！彪m然漢大賦多用賦、比是事實，而且漢大賦的產(chǎn)生亦有“緣詩道下衰”等多種原因，但恐怕“興義之難明”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興義之所以難明，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其具備“隱”的基本內涵。
總之，劉勰將《春秋》筆法由經(jīng)學領域引入文學領域，并以此為基礎建構出中國傳統(tǒng)文論“簡言達旨”、“隱義藏用”的語言家園。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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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金梅，女，1974年生，湖北黃梅人，文學博士，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湖北恩施，4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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