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萬葉假名”、“吏讀文”與漢字間的關系

論“萬葉假名”、“吏讀文”與漢字間的關系
尹允鎮(zhèn)(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作者簡介：尹允鎮(zhèn)，男，吉林省延吉市人，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朝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韓國古代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韓國語的一種方法。因為這種書法往往使用在官場的官吏之中，所以，叫“吏讀”，又叫“吏道”、“吏文”、“吏書”、“吏吐”、“吏札”，雖有新羅的薛聰所造的記錄，但不確切。吏讀又可叫“鄉(xiāng)札”，“鄉(xiāng)札”是“吏讀”的一種。
摘 要：日本的“萬葉假名”與中國的漢字有著密切的關系，它是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日語。而韓國的“吏讀法”類似于“萬葉假名”，韓國的“吏讀文”也是利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韓國語。韓國從公元前后開始學習漢語，用漢字記錄了本民族的語言，韓國人采用了“口訣式”、“書記體”、“吏讀文”等多種方式。日本人也效仿這種方式創(chuàng)出了屬于自己的文字�？梢娫谌毡镜摹叭f葉假名”的形成過程中，“吏讀文”給予它很大的幫助，可以說沒有“吏讀文”就很難想象“萬葉假名”，同樣沒有漢字也很難想像“吏讀文”和“萬葉假名”。
關鍵詞：萬葉假名；吏讀文；漢字
中圖分類號：H0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007 (2010)04-0006-07
所謂的“記紀歌謠”是收錄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詩歌。它作為日本最古老的文學形式，給予“萬葉詩歌”以及后來的日本詩歌文學以深刻的影響，因此，在日本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記紀歌謠”還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而且使用的是“萬葉假名”，而這個“萬葉假名”則與中國的漢字、韓國的“吏讀文”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試以“萬葉假名”、“吏讀文”與漢字的關系人手，著重探討“記紀歌謠”與中國、韓國的古代文字之間的關系。
日本大和民族與其他國家的許多民族一樣，上古時期沒有文字，所以無論是歌謠還是神話都“口口相傳”，一代代流傳了下來。但漢字傳到日本后，他們的文化生活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不僅利用漢字記錄了口口相傳的各種神話傳說和歌謠，而且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漢字創(chuàng)制出了適合于自己的語言文字“萬葉假名”，“記紀歌謠”就是利用“萬葉假名”寫成的。
所謂的“萬葉假名”，就是記錄《萬葉集》時使用的文字，“萬葉假名”這一詞匯就來自《萬葉集》。但是，日本的“萬葉假名”其實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萬葉假名”是指日本在9世紀創(chuàng)制“片假名”和“平假名”之前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日本語的假名，包括《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以及各種《風土記》中使用的假名；狹義的“萬葉假名”是指記錄《萬葉集》時使用的假名。正如有些日本學者所說的那樣：“使用在《萬葉集》中的文字叫假名。”但是，因為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記紀歌謠”，所以本文所說的“萬葉假名”是指廣義的“萬葉假名”。
廣義的“萬葉假名”類似于韓國的“吏讀文”。韓國的“吏讀文”是利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韓國語時所使用的文字。和日本一樣，韓國上古時代也沒有文字，所以，他們的書寫生活全靠漢字。漢字什么時候傳人韓國現在尚難以確定，但是，從各種情況推斷，絕不會遲于衛(wèi)滿朝鮮時期（公元前194年一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世紀，韓國人已經藏有《詩經》、《書經》、《尚書》、《春秋》等中國的古典文獻�？梢�，那時漢文在韓國社會相當普及，水平也相當高。但是，漢文畢竟不是他們本民族的文字，因此用它記錄韓國語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便創(chuàng)出了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韓國語的一種方法，這就是“吏讀”�！袄糇x”是借漢字的音和意書寫韓國語的，所以它使用的盡管是漢字，但卻不是漢語�，F在韓國語中的許多漢字詞也是由此而來的。下面我們引用《大明律直解》中的一段文字試解釋如下：
凡奴婢毆打家長者借斬，投者皆凌逞虎死，遏失者絞.（漠文）
凡奴婢家畏乙把打屬在乙良，并只靳齊，致投在乙良，并只卓裂死齊，失錯投害屬在乙良絞死齊。（吏讀文）
引用句中的上一段是漢文，下一段是吏讀文，是用吏讀文來翻譯上一句的。其中“乙”、“為在乙良”、“并只”、“齊”等等就是借用漢字的音標記韓國語的，所以，用漢語來解釋是解釋不通的。
下面，再引用韓國古代的鄉(xiāng)歌和日本古代的和歌來看它們之間及其與漢字的區(qū)別，例文如下：
柬京明期月良，夜入伊游行如可
入良沙寢矣見昆，腳鳥伊四是良罹
二胯隱吾下於叱古，二胯隱誰支下焉古
本矣吾下是何焉於隠，奪叱良乙何如屬理古。（榔歌）
（詩歌大意是：東京城下月明，游玩深夜晚歸。乘興推開門去，炕上竟四條腿。兩條理應屬我，多余兩條是誰？女人本是我妻，強奪我有何哉。）
這是韓國著名的新羅鄉(xiāng)歌《處容歌》的原文。雖用的是漢字，但不是漢語。文中的“良”、“伊”、“如可”、“良沙”、“昆”、“羅”、“隱”、“於叱古”、“焉古”、“是何馬”、“於隱”、“良乙”、“理古”是借漢字音的韓國語的詞尾，表意的只有“明”、“月”、“夜”、“人”、“游”、“行”、“寢”、“見”、“四”、“吾”、“誰”、“為”、“奪”、“何”、“如”等幾個字。
和歌一開始也采用了這種方法，請看一首：
勿念跡，君者難言
相時，何峙跡知而加
吾不戀有牟。（和歌）

（譯文：君言毋念君，言出多方便，再會知何時，焉能無眷戀。）
這是著名的萬葉詩人柿本人麻呂的《依羅娘子與人麻呂相別時歌》。和韓國的《處容歌>一樣，用漢語是解釋不清的，因為其中的“跡”、“者”、“而加”、“乎”是日本語的詞尾，和“吏讀文”中的“良”、“伊”、“隱”等一樣，只借用它的音，而不借用它的意。由此可以推斷“萬葉假名”和“吏讀文”有類似之處。
“萬葉假名”和“吏讀文”的相似之處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一、無論是“吏讀文’’還是“萬葉假名”，都借用漢字的音和意，記錄了本民族的語言，而且其記述方式非常相似。
所以，李寧熙認為：日本的“萬葉假名”是“吏讀文”的翻版，用“吏讀文”可以解釋《萬葉集》中的部分詩歌。比如，在《歡歌的歷史》一書中，李寧熙用“吏讀文”解釋了《來目歌》、《日本書紀》、《怕物歌》、《萬葉集》等詩歌，

二、日本應神天皇時期，百濟給日本送去了《論語》和《千字文》
從歷史記載看，公元285年，日本的應神天皇時期百濟送給日本《論語》和《千字文》，《古事記》較詳細地記錄了這一段歷史過程：
此之御世，定賜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勢部也赤作劍池，亦新羅人參渡來。是以建內宿禰命引率為役之堤池而，作百濟池。亦百濟國主照古王，以牡馬壹匹，付阿知吉師貢上。（此阿知吉師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貢上橫刀及大鏡，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貢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又貢上手人韓鍛，名卓素，亦吳服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漢直之祖，及知釀酒人，名仁番，亦名須須許理等，也參渡來也。
這段記錄證明，應神天皇執(zhí)政時期已有漢籍開始傳人日本。③文中的“劍池”，就是現在的奈良縣橿原市石川町，百濟池在奈良縣北葛城郡。
《日本書紀》中，也有類似的記錄：
十五年秋八月壬戍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兩匹。即養(yǎng)于輕阪上廄。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yǎng)馬之處，日廄阪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于是，天皇問阿直岐日，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日，有王仁者，是秀也。時譴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于百濟，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達。
這則記錄與《古事記》略有差異，如《古事記》中的阿知吉師成了王仁，可是無論是《古事記》還是《日本書紀》，都對這一段歷史進行了幾乎相同的記錄。由此可以斷定，王仁在韓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的文化啟蒙運動中他所起到的作用是無人能夠比擬的，所以日本決心要世代傳頌和紀念王仁�！稇扬L藻》的“序”寫道：“王仁始導，蒙于輕島”，文章博士橘直干也指出：“五彝教化將開，博士遠自海來，永言于難波海，日域文化之魁”。日本儒學大家狄生徂徠則主張王仁和吉備真?zhèn)�、菅原道真、藤原惺窩一道應世代受祭于日本學校。可見，王仁在日本啟蒙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釋日本紀》里還有應神天皇派使臣去新羅學習韓國文字的記載。這說明日本起初的漢字是通過朝鮮半島傳人的。但是應該看到，這時韓國的漢字已經跟漢語有所不同，開始具有韓國化的趨勢。換言之，這時的漢文、漢字毫無疑問是中國的，但是韓國人在使用它時，卻發(fā)生了部分變異。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在這里再舉一段韓國古代學習《論語》的例子。
學而時習之面，不亦樂乎阿，有朋是自遠方米面，不亦粢乎阿。
人不知而不慍是面，不亦君子乎阿?（論語學而）
在這里，畫橫線的漢字是韓國語的詞尾，無意，只有音，是為了更好地閱讀文章而加進去的。這種方式后來也有變化，因為“面”、“阿”等字由于筆劃多寫起來麻煩，于是他們造出了只用其字的一個簡單的筆劃或部首來代替其字的方法，比如“面”字，不寫全部，只取“面”字的上半部“T”來代替“面”字，讀作韓國語的“*(mean)”，“阿”只取前半部“*”，讀作“* (a)”，“是”字只取最后一筆“、”，讀作“*(ha)”等等。其結果是，上述的句子就成為了“學而時習之T，不亦樂乎*……”，這在韓國語里叫“口訣式詠讀法”�，F在由于資料的匱乏，我們不能完全肯定日本的漢字是王仁傳去的。不過應神天皇派人到韓國學習漢字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三、韓國的“吏讀文’’幾經變化，但“萬葉假名”卻幾乎沒有發(fā)生太大的變化。
漢語和韓國語、日本語最明顯的區(qū)別之一在于它們的語順，漢語是主謂賓結構，韓國語、日本語則是主賓謂結構。然而，初期的“吏讀文”是漢文式的，包括語法。但后來出現了按韓國語的語順書寫的漢字方式，這種方式叫“書記體”。試舉566年的一段“書記體”文章如下：
丙戍二月中，漠城下後部小兄文逹莭，自此西北性涉之。（大意是：丙戍年二月，漢城下后部的叫小兄文達者，負責修建了自此到西北的地方。）
從這段文字的內容看，這是一位古代的建設者留在石頭上的一句話，表示自己負責修了某一段。這類似于一些低級的旅游者所涂寫的“某年某月某日××到此一游”的文字。但是，這個石頭出土后，價值倍增，因為這是研究韓國語書寫方式演變過程不可多得的資料。在使用漢字記錄韓國語方面，韓國長時間以來使用的是“倒裝法”。所謂“倒裝法”，就是用漢文的倒裝句，使用這種倒裝句的目的是使用漢字寫成的文章符合韓國語的句式、語序、語法結構或者習慣用法，試舉例如下：
漢語 書記體
自今三年以後 今自三年以後
孰持忠道 忠道執(zhí)持
誓無遏失 過失無誓
若失此事 若此事失
誓得天大罪 天大罪得誓
顯然，漢字、漢文在這里已經發(fā)生了變化，為書寫韓國語創(chuàng)造了不少有利條件。換言之，這里的漢字根據韓國語的語序進行了重新組合。
綜觀漢字、漢文傳播到韓國的過程，可以說是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或稱幾種方式。第一，用漢字的音記錄韓國語的方式，如把韓國語的“*”記錄為“弗矩內”，“*”記錄為“徐羅伐”等等就屬于這一類；第二，前文詠讀《論語》時所用的漢字里加上韓國語詞尾的“口訣式詠讀法”；第三，上述的書記體；第四，“吏讀文”。
日本的上古歌謠也采用了類似的方式。綜觀日本古代使用漢字和漢文的方式，大體上有三種。一是用漢字的音記錄本民族語言的方式。這種方式常常使用于“記紀歌謠”中。所謂的“記紀歌謠”就是如前所述，記錄一些收錄于《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歌謠以及收錄于《琴歌譜》和各種<風土記》中的一些詩歌，其中以《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歌謠為主。據日本學界的統(tǒng)計，收錄在《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古代歌謠共計191首，而這些歌謠幾乎全都采用這種借音法。二是上述的柿本人麻呂的詩歌《依羅娘子與人麻呂相別時歌》，部分借漢字的意，外加日本語詞尾。三是日本學界所說的所謂的“返字”或“倒轉法”。所謂的“倒轉法”就是類似于韓國的“書記體”，是把漢文中的賓語和謂語位置倒置過來使用的書寫方式，其目的就是為了符合日本語的語序和語法結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中的“感時”變?yōu)椤皶r感”、“濺淚”變成“淚濺”、“恨別”變?yōu)椤皠e恨”、“驚心”變?yōu)椤靶捏@”。而這種簡單的“倒轉法”，為后面用漢字和漢文記錄日本語開辟了一條成功的道路，使許多日本古典文獻流傳了下來。由此可見，無論是日本的“記紀歌謠”還是“萬葉詩歌”，其記述方法和標記方法都很有可能是以韓國的“吏讀”為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加工、改造而成的。但無論是韓國的“吏讀”還是日本的“萬葉假名”，如果沒有中國文化這一巨大的文化大環(huán)境和強大的輻射力是難以想象的�？傊�，日本的上古文字和書寫方式受到了韓國的影響，而韓國的“吏讀”及其書寫方式也是以中國文字和文化為背景的。
說到中韓日古代文字關系，還應提到佛教。佛教的淵源是印度，但它是通過中國再傳到韓國和日本的。韓國接受佛教是在公元372年。這一年，中國前秦的國王符堅派使臣和僧人到高句麗傳輸佛像和佛經，此后高句麗大興佛教。384年佛教傳到了百濟，527年又傳人了新羅，然后再經百濟傳到了日本。《日本書紀》中的552年“欽明天皇條”里詳細記載了佛教從百濟傳人日本的過程。但有趣的是，韓國的“吏讀”使用的漢字和日本的“萬葉假名”所使用的漢字均與佛教有密切的關系。據呂元明先生的考察，日本《古事記》中的許多假借漢字與佛經有關。他說：“《古事記》許多假借漢字的字音，很多是源自漢譯佛經。如婆、阿、波、陀、毗、菩、摩、牟、那等，都是在漢譯佛經中看到的。在日本元興寺的《露磐銘》、《丈六光背銘》，觀心寺的《阿彌陀佛光背銘》、《天壽國曼荼羅瀟帳銘》中出現的伊、沙、彌、迦、吉、斯、多、爾、尼、由、久、比、羅、剎等字，也都常見于佛教行文。上述一些文字，少見于《毛詩》、《尚書》、《論語》等，倒是經常為佛經使用�！倍鴧卧�明先生列出的有些字常見于韓國的佛經中，如“迦”、“彌”、“婆”，“羅”、“陀”等；有的字是新羅王名上常見的，如“婆”、“彌”、“尼”等；還有些字常見于“吏讀”中，如：
阿一一阿莫（媽媽）
阿旦（兒子） 阿慘（早晨）
波一一波旦（大海）
波兮（巖石）
伊一一伊（嘴）
伊伐支（鄰居）、（鳥伊麻）
那一一那（溪水）
那（白天） 那莫（樹）
沙一一沙伏（凌晨）
沙尸（鳥） 沙會（丈夫）
斯一一古斯（玉）
鳥斯（豬） 夫斯（松樹）
吉一一吉（長）
姑吉（肉） 吉林（油）
菩薩一一漢菩薩（白米）
田菩薩（粟） 菩薩（米）
（括號里邊的是前邊漢字所表示出的意思）
另外，“斯”、“那”、“尼”是韓國語的固有名詞；“沙”、“吉”、“阿”、“波”、“斯”、“彌”、“牟”等字也是韓國語的固有名詞。日本學者木下禮仁的研究結果也大體與之相仿。他在《<日本書紀>與古代朝鮮》一書中、引用了“百濟人名表記體系表”，其中舉了在百濟人名中常見的40個漢字，其中有十個字，即“阿”、“多”、“羅”、“摩”、“沙”、“牟”、“彌”、“比”、“毗”、“斯”是呂元明先生所列舉的字，占四分之一。在這本書里，木下還對“稻荷山鐵劍銘文”和韓國的金石文進行了比較，他認為日本的銘文受到了韓國金石文的影響，并列舉了韓國金石字音假名用例表，其結果也大體與之相仿。但所有這些，都和上面所說的“吏讀”一樣離不開漢字，也離不開中國文化。所以，結論也是非常明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記紀歌謠”如果離開中國文化也很難流傳到現代。
到了“萬葉時代”，日本的假名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當時，日本開始使用“訓假名”。而這個“訓假名”與前一時期的“記紀假名”有所不同。有些學者對“訓假名”和“記紀假名”進行比較后指出，“訓假名”開始舍棄“記紀歌謠”中常用的漢字，使用一些新的漢字，而這些新漢字成了日后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基礎。北原美紗子說：“對《萬葉集》的假名和《古事記》、《日本書紀》的假名進行比較的話，一般來說，由于《萬葉集》晚于‘記紀，，更接近于片假名和平假名時代，所以所使用的漢字比起‘記紀’更接近于平安時期的假名。比如‘記紀，中常用的漢字有阿(*)、意(*)、淤（才）、斯（*）、那（*）、弊（*）、罹（*）等等，可是到了《萬葉集》，常用安(*)、於（才）、之（*）、奈（*）、敝（*）、良（*）等等。而這些在<萬葉集》中使用的漢字成了平安朝時代造出的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字源�！边@就是說，“訓假名”作為古代日本語重大轉折時期的文字，表現出了“萬葉假名”的一種重大變化。
四、“萬葉假名”與韓國“百濟史料”、金石文之間的關系。
在談論古代韓日關系時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文獻，那就是《日本書紀>中常常提到的《百濟史料》。《百濟史料》包括《百濟記》、《百濟新撰>和《百濟本紀》這三部“遺史書”。據有些學者的考證，《百濟記》是用一般的敘述體記載的，它記錄了百濟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到二十一代王蓋鹵王共九代130年的歷史（公元346年-475年）�！栋贊�新撰》以紀年體的形式記錄了百濟第二十一代王蓋鹵王到二十六代王武寧王共五代70多年的歷史（公元455年-523年）�！栋贊�本紀》則以編年體的形式記錄了百濟第二十六代王武寧王到二十八代王威德王初年共三代50多年的歷史（公元501年-557年）�？梢�，這些都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百濟斷代史。難怪這些《百濟史料》不僅被《日本書紀》的編撰者所經常引用，而且還成為他們編撰史書的重要范本，在《日本書紀》的編撰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說到《百濟史料》，就有必要談談《百濟史料》與日本上代金石文之間的關系以及日本上代金石文與百濟、新羅金石文之間的關系。因為這關系到日本最初的漢字和后來的“萬葉假名”。
據日本學術界統(tǒng)計，在日本流傳到現在的上代金石文并不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稻荷山鐵劍銘》、《江田船山古墳大刀銘》和《隅田八幡鏡銘》。據日本學者木下禮仁的考證，這些金石文中使用的漢字和百濟、新羅乃至整個朝鮮半島出土的金石文中所使用的漢字有著密切的關系，尤其是有關人名、國名、都名、城名等固有名詞基本上沿用了百濟、新羅金石文中使用的漢字。就拿《稻荷山鐵劍銘》來說，所舉的24例漢字中，有9例是韓國金石文中經常使用的，而且使用頻率也非常高。不僅如此，木下禮仁認為，《百濟史料》和日本的《推古期遺文》在字音假名的標記法和標記體系上非常相似，他指出：“《百濟史料》是屬于推古期文化類型的歷史產物，是寫《推古期遺文》的文化擔當者們完成的”。他進而對《百濟史料》中的漢字和日本金石文中的漢字、標記法等進行了逐一的、詳細的比較。他的研究結果是：日本金石文中常見的是“…XX月中”式的標記法，他還列舉出幾代人的敘述方法，認為完全和朝鮮半島出土的金石文中使用的標記法相同。還有《稻荷山鐵劍銘>上標記的人名、地名、城名、官名的方法也和韓國的標記法完全吻合，而《江田船山古墳大刀銘》的書寫者張安就是從中朝鮮半島“渡來”的人。由此，他又得出結論說：“當考慮到《上代三金石文字音假名字》的時候，幾乎不能否定那里有過渡來人的文化活動�！比绻�木下禮仁的結論正確，那就說明，即便日本的古代漢字不是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的，也一定和朝鮮半島或日本史書上所說的那些所謂的“渡來人”有著密切的關系。
漢字的傳播徹底改變了日本人的文字生活。據《古語抬遺》載：日本“上古之時，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而漢字的傳人不僅結束了“未有文字”、“口口相傳”的時代，而且使他們利用漢字創(chuàng)造出了適合自己語言文字生活的所謂的“萬葉假名”，迎來了日本古代一個值得紀念的文化繁榮期。很顯然，在這里如果沒有中國文化，尤其是漢字的輸入，這種繁榮是不可能的；同樣，如果沒有朝鮮的媒介作用，這種繁榮也是難以想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古代東亞的文化交流史上，乃至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今天，日本始終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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