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我國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機制

我國古代，長期存在著吏胥制度。

所謂吏胥，不少古代學者理解為吏與胥，以為大體相當于《周禮·天官敘官》中的“府、史”與“胥、徒”，二者地位有高下之別[1]。但唐宋以后這二字多連用，作“吏胥”、“胥吏”[2]，在正式文書中則作“吏員”或“吏”[3]。主要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在官員指揮下，負責處理具體政務(wù)，特別是經(jīng)辦(整合、保管、查檢、具體處理)各類官府文書的低級辦事人員[4]]。僅大體相當于《周禮》中的“府、史”。他們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平民，作為承擔國家“役”的一種[5]，由官府直接選拔，或考以吏能后錄用，被稱作“庶人之在官者”[6]。因而在身份上便與一般經(jīng)科舉，考經(jīng)學、詩賦入仕的官員，截然不同，政治、社會地位都相當卑下[7]；但由于經(jīng)辦各類官府文書，事涉人事、刑獄、錢谷等，熟悉王朝法、例，在當時種種條件下，他們必然又不同程度地握有一定權(quán)力甚至是相當大的權(quán)力。清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七引楊蕓士曰：“……胥吏……，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紐也。見《集韻》卷七)。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這話雖有夸張，但足可證明，地位卑下的吏胥確實握有不可忽視的權(quán)力。

本文所論述的，便是這一特殊對象在唐宋以后統(tǒng)治機構(gòu)中所發(fā)揮的特殊作用，和當時政治、社會背景下所形成的官、吏制衡機制。一

對于吏胥，唐宋以后予以嚴厲抨擊，以至咒罵的言論、文章，不勝枚舉。主要指責他們利用職權(quán)，蒙蔽官員，舞文弄法，貪污受賄，敲詐勒索，為害極大。

宋葉適說：“……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8]

明黃宗羲說：“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9]

清儲方慶說：“今天下之患，獨在胥吏�！盵10]

可是為什么這一制度始終無法廢除或徹底改革？直到清末，李慈銘仍在說：“蓋國朝胥吏，偷竊權(quán)勢，舞弄文法，高下在心，實以黑衣下賤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此最國家之一蠹也。”[11]原因何在？

原來這一吏胥制度具有一種特殊機制，它的存在、延續(xù)，是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伴隨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進一步發(fā)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必然結(jié)果。

如所周知，我國古代社會，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復雜，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緩慢，各地交通聯(lián)系薄弱，可是政治上實行的卻是君主專制制度。如何方能進行有效統(tǒng)治？首先當然是向各地區(qū)、各部門委派官員；其次，為防止官員各行其是，特別是地方官員分裂割據(jù)，以保證全國政令的統(tǒng)一，和以皇帝為首的最高統(tǒng)治集團之意志得到貫徹實行，這一統(tǒng)治集團便要針對全國千差萬別，千變?nèi)f化的情況，不斷頒布大量的法，要求各地區(qū)、各部門官員嚴格遵守。唐宋以后，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越快，社會面貌變化越大，新事物出現(xiàn)越多[12]，與之相應(yīng)的法也就越大量地頒布。

關(guān)于君主專制制度與法的這一關(guān)系，明顧炎武清楚地說：“……后世……盡天下一切之權(quán)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quán)乃移于法。于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13]

在他以前，宋葉適論及宋代君主專制制度也早說過：“國家因唐、五季之極弊，收斂藩鎮(zhèn)，權(quán)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14]

可是當時畢竟還談不上是法制社會[15]，所以所謂“多為之法以禁防之”或“廢人而用法”，其主要目的就不在于規(guī)范全國廣大人民的行為(在自然經(jīng)濟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里，絕大多數(shù)人民是文盲，“死徙無出鄉(xiāng)”，實際上被緊緊束縛在土地上，也沒有或基本上沒有“多為之法”以規(guī)范其行為之必要)，而是為了限制官員各行其是。

宋神宗曾明白說：“天下守令之眾至千余人，其才性難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16]

明顧炎武則從另一個角度出發(fā)說：“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奸宄(指貪官等)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指有才干，想有作為的官員)而失之者，常十七矣。”[17]又說：“今之君人者，……(對地方長官)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設(shè)之監(jiān)司，設(shè)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18]

很明顯，這是反對“廢人而用法”的言論，雖有很大夸張，但從中卻可看到，君主專制制度下“多為之法以禁防之”的主要對象是官員，這與宋神宗的話比起來，角度、態(tài)度雖正好相反，然就這一問題言，二者則是一致的。

可是對于最高統(tǒng)治集團來說，同樣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證各級官員，特別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員，確實奉行這些“法”，這些“科條文簿”呢？除了御史的糾劾，上級官府的行政監(jiān)督、考課這些主要制度外，還實行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制度，同樣體現(xiàn)保證官員奉法的機制，這就是吏胥的存在與特殊作用，盡管歷代統(tǒng)治者，未必個個都明確認識到這一點。

關(guān)于吏胥制度的這一機制，明顯地體現(xiàn)在歷代官府的“判案”過程中。

試以唐代為例。《唐律疏議》卷五《名例》“同職犯公坐”條規(guī)定：XEtT"Jx({sn(s?Ts=,f^_LMO3\)!Sg幼兒教育論文E[q\P0QI ''.=?bN !P8@q#0U

“諸同職犯公坐者，長官為一等，通判官為一等，判官為一等，主典為一等，各以所由為首�！�

“公坐”，指并非出于私心(如因受賄而故意陷害或包庇被審判者等)而形成的工作失誤。犯公坐，要受處罰，但責任不同，即所謂“各以所由為首”。意思是，這“四等官”在誰那里首先出錯，誰就負主要責任，其他人等而下之。這樣便形成一個判案整體。這四等官，前三等是長官、通判官、判官，都是“官”(即流官或曰流內(nèi)官)，第四等則是“主典”，都由流外官(當時主要指吏胥)充任[19]。根據(jù)大量史料包括敦煌、吐魯番文書，可以看到，在判案過程中，最初的也就是最基礎(chǔ)的一道程序便是：在“官”的命令下，由“主典”將涉及某一案件、事務(wù)的有關(guān)資料(前后情況、問題所在等)收集齊全，整合成文書，送呈官員，供他們參考、分析；同時還需查檢應(yīng)該適用的法、例，提供給官員，由他們據(jù)以決斷。這些就叫“檢”或“檢案”[20]。由于主典熟悉法、例和本地風土好尚，有時也需在文書中直接引申提出應(yīng)該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供官員參考、斟酌，這就叫“請”[21]。根據(jù)主典的“檢、請”，判官、通判官、長官便依次下“判”，作出“判斷”(如刑事案件，即判決被告是否犯罪；如犯罪，判幾年等)。如果處理錯了，是官員的“判斷”錯了，就由官員負主要責任；若是主典的“檢、請有失”[22]，主要責任就由主典承擔。由此可見，“檢、請”是官府在判案過程中吏胥的主要職責，而它正是官員依次“判斷”的基礎(chǔ)。水平再高的官員，如果主典提供的有關(guān)資料不齊全或法、例不準確，則所作“判斷”也就決不可能正確。論文試論我國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機制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明、清律和唐律比，在“同僚犯公罪”條，作了一點變動，規(guī)定“凡同僚犯公罪者，并以吏典(即唐律之主典)為首。首領(lǐng)官(即唐律之判官)減吏典一等。佐貳官(即唐律之通判官)減首領(lǐng)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為什么作此變動？清人解釋說：“承行在于吏典，故并以吏典為首。由吏典而首領(lǐng)，而佐貳，而長官遞減一等，非以職之崇卑，為罪之輕重。蓋任重者責大，官微者事勞，而署案判事，則卑者尤須慎密也�！盵23]意思當是，對例行公事除要求吏典認真整理有關(guān)資料，提供法、例外，還要求他們在“承行”文書時，仔細檢查，如發(fā)現(xiàn)“署案判事”內(nèi)容有違法、例，還需建議官員斟酌修改。就是說，以此來督促吏典“慎密”，否則出了錯，將遭到“為首”的懲罰。然而這樣一來，實際上吏典的責任比唐代更加重了。

以上還是就一級官府(如縣)而言的。實際上某些重要官府文書必須申報上級官府，甚至中央官府核誰。在這過程中，如明、清律規(guī)定，下級官府官員、吏典全無異議的官府文書，到了上級官府，仍然適用“同僚犯公罪”的律條，首先由這一級官府的吏典審核，檢查是否合乎法、例，再經(jīng)同級官員“判斷”。如果“(上司)不覺失錯準行者，各減下司官、吏罪二等；……亦各以吏典為首”[24]。

除此之外，吏典還在多種情況下承擔著同樣的責任，這里不必備述[25]。

所有這些，充分表明，各級吏胥一方面固然像古來任何具體辦事人員一樣，需要在官員指揮下經(jīng)辦例行官府文書；但另一方面則還需要向官員提供有關(guān)法、例，和對官員在此基礎(chǔ)上做出的“判事”，核查是否違反法、例，從而在頒布大量法、例對官員“禁防”的君主專制制度下，發(fā)揮著督促官員奉行這些法、例的特殊作用。

清朝嘉慶帝在一道上諭中說：“朕……孜孜圖治，不敢暇逸。奈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諾成風，皆聽命于書吏。……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國事尚可問乎！”[26]

可是嘉慶也不想想，慣于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百官，特別是第一、二、三品的高官，為什么甘心“聽命”于卑賤的吏胥呢？

原來奧妙就在于吏胥熟悉法、例，而官員并不熟悉(道理見后)，如果官員不考慮吏胥意見，一意孤行，違反法、例，就會受到懲罰。所以所謂“聽命于書吏”，實際上是“聽命于”法、例，歸根到底，是出于害怕頒布法、例的君主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

這種情況，歷代可以說基本上全都一樣。

早在宋代，葉適已明白指出：“夫以官聽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在另一地方他又指出：“廢人而用法”也就是“廢官而用吏”[27]。

明顧炎武也明白說：“今奪百官之權(quán)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胥史之權(quán)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28]。

毫無問題，葉適也好，顧炎武也好，所說吏胥“柄國”、“廢官而用吏”之類的話，具有相當大的夸張性(上引嘉慶所謂官員皆“聽命于書吏”的上諭也是如此)，關(guān)于此事，下文還將專門討論；但這些話卻清楚反映，卑賤的吏胥握有權(quán)力，而且在不少情況下權(quán)力相當大，甚至凌駕官員，這是歷代王朝大量頒布法、例的必然結(jié)果。而如前所述，由于大量頒布法、例，又是我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為了保證全國政令的統(tǒng)一不可避免要采取的基本措施，因而吏胥制度的存在并具有特殊機制，吏胥發(fā)揮著督促官員奉行法、例的特殊作用，也就是歷史的必然。唐宋以后，許多人嚴厲抨擊吏胥制度，力主加以改革，一直到清末都毫無結(jié)果，原因就在于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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