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發(fā)展的總趨勢

——附論古代的人治與法治

兩千多年來，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從總體上看，究竟是不斷加強，還是不斷削弱？按照一般看法，這一權力是不斷加強的，至明清而尤甚。可是如果仔細探究一下，便會感到歷史事實未必如此�！。ㄒ唬�

為了論述這個問題，首先得分清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體政治制度行使權力，這種政治制度，是在長期統(tǒng)治中經(jīng)過無數(shù)政治家、思想家反復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逐步固定下來的。

另一種情況是君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實際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來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隨時揚棄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換言之，他的權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約束。他可從“任心而行”（1）。

如果就后一種情況看，可以說，從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兩千多年全都一樣，并無變化。試看：

在秦始皇統(tǒng)治之時已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史記·秦始皇本紀》）。這話雖有夸張，天下小大之事極多，秦始皇一個人精力不管怎樣充沛，也是處理不過來的，可是它卻說明，皇帝擁有這種權力。至于他平時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說，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開周圍的“丞相、諸大臣”，為所欲為。早在戰(zhàn)國之時，申不害、韓非等已強調(diào)，君主決不能將手中權力分給臣下，必須最大限度行使，實行“獨斷”，宣揚“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2）。在秦始皇之后，李斯又總結(jié)說：君主必須“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后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這些表明，秦始皇“獨斷”所反映出來的制度，并非偶然出現(xiàn)，是有思想基礎、理論根據(jù)的（歸根結(jié)底，是封建經(jīng)濟基礎之產(chǎn)物，這里不論）。

如果認為秦代統(tǒng)治時間短，我們再來看漢代的君權：

《漢書·杜周傳》：漢武帝時為廷尉，“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寃狀”。有人責怪他“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條材料充分反映了一個根本事實：“人主意指”是凌駕一切的，君主愛怎么辦就得怎么辦，過去一切制度、律會，都必須依據(jù)在位君主承認與否，而決定是否繼續(xù)生效。《漢書·劉屈牦傳》。漢武帝時為丞相。戾太子起兵叛亂，戰(zhàn)敗，“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其實，自漢高祖以來便存在著官吏有罪先請制度（4）。當時，戾太子已敗，大局已定，暴勝之以為不當擅斬田仁，是對的。可是漢武帝困為是兒子造自己的反，憤怒已極，哪里管過去有什么制度，他認定這時丞相斬司直就合“法”，于是暴勝之便只得自殺了。這是杜周“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話的一個例證。試看漢武帝一生，除年青時受到大皇太后、皇太后一點約束外，完全是獨斷專行，為所欲為，宰相無不唯命是從。這不就是秦代“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制度的繼續(xù)嗎！

東漢也是一樣。史載漢光武“總攬權綱”，“政不任下”；明帝“總攬威柄，權不借下”（5）。以至有人說宰相（三公）變成“備員而已”（6）。這和李斯所說“明君獨斷，故不在臣也”，也沒有多少區(qū)別。

試問：秦漢兩代皇帝這種獨斷專行之權，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強了些什么呢？

當然，由于社會進步，經(jīng)濟發(fā)展，全國各地交通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后代一些愛攬權的皇帝，手伸得很長，所處理的統(tǒng)洽事務，數(shù)量增多，范圍擴大（7），為保證“獨斷”，控制臣屬的手段也進一步嚴密和多樣比，表面看來，似乎權力加強了。其實，這只是這一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在具體行使中，多行使一些，還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還是粗疏一些的發(fā)展變化，至于這一權力本身，自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形成以來所具有的至高無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約束的特點，并沒有什么變化。就是說，權力沒有任何加強，也不可能再加強。

后一種情況既然如此，要討論封建君權不斷加強與否的問題，便只能根據(jù)前一種情況來考慮。

如所周知，為了保證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護整個地主階級利益，兩千多年的具體政治制度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對于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擺脫，擺脫時便表現(xiàn)為“任心而行”，大權獨攬，出現(xiàn)上面我所提到的情況。可是就歷代王朝絕大多數(shù)一般君主言，還是遵守遠多于擺脫。如果考慮到這個基本事實，則應當承認：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其發(fā)展總趨勢，不是加強了，而是削弱了。（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個根據(jù)便是：隨著社會的進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歷史上各王朝興亡之經(jīng)驗教訓的反覆提供，地主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在總體上不得不擁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因為沒有新的生產(chǎn)關系和階級力量出現(xiàn)，只有這一制度能統(tǒng)一各地主階級統(tǒng)治集團的意志與行動），對它與皇位世襲制度結(jié)合所產(chǎn)生的弊病與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們在原則上幾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與大臣，虛心納諫，克制“私”心，遵守各種由長期統(tǒng)治經(jīng)驗凝固而成的具體政治制度特別宰相制度，實際上就是想限制（實即削弱）皇帝獨斷專行的權力，盡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們知道，皇帝并非自封，�？康刂麟A級通過官吏擁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決定，歸根結(jié)底得看能否適應整個地主階級利益之需要，而決定是曇花一現(xiàn)，還是較長期行用�，F(xiàn)在既然反映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治思想、輿論，越來越強烈地要求通過具體政治制度限制君主專制權力，則縱然少數(shù)英主、暴主例外，絕大多數(shù)君主就不可能不受這種思想、輿論的影響而遵守具體政治制度；而這些制度的發(fā)展變化，從總趨勢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權的。;^cntbGzvP_lml}R#(`Y&RjCn?l=!+?dwww.６6ｗeｎi=s3`KOHTF81qR3BSY9{g1Y

下面我們來看歷代有關這一問題的政洽思想。論文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發(fā)展的總趨勢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個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淪語·泰伯》）。戰(zhàn)國時孟子也引用了這話，并作了發(fā)揮（《滕文公上》）。后代儒家多理解為這是指君主之任務在于任賢使能，放手讓大臣去干，而不必親自參與具體政事之處理。將“而不與焉”之“與”，釋為參與（10）。這種理解大概是對的。因為荀子也宣揚同樣的思想。他說：“彼持國者，……強固榮辱在于取相矣”。如得到賢相，由他“要百事之聽”，自己便清閑了。這就叫“勞于索之（指賢相），而休于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例如“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工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齊恒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這一政洽思想是鑒于戰(zhàn)國時期各國變法以后，君位世襲雖無法選擇，然相位不世襲（變法廢棄了世卿世祿制），尚賢使能，可以選擇，這一基本情況提出的（12）。隨著漢代以后儒家學說逐漸在思想領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13），隨著秦漢以后不少世襲皇帝獨斷專行，胡作非為，帶給整個地主階級統(tǒng)治的嚴重危害日益明顯，上述政治思想便成為后代限制君權的一個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漢代曾經(jīng)流行天人感應說，宣揚“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春秋繁錄·王杯》），它的企圖之一便是用“天”，用“災異”來限制君主濫用權力（14）。這也是一個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為了限制君權，絞盡了腦汁。不過隨著社會生產(chǎn)發(fā)展，天文學進步，這種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魏晉以后，在不同的情況下，不斷被用來宣揚限制君權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歷史上的政治得失，經(jīng)驗效訓。

《三國志·高柔傳》：魏文帝即位，大權獨攬，三公（宰相）“希與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肖、曹之儔并以元勛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于下也。令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yǎng)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自今之后，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shù)以咨訪三公。……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謀劃策、把關，防止文帝專斷可能發(fā)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這話文帝無可反駁，只得“嘉納焉”。晉代儒學地位進一步尊崇，這種主張更加流行�！度簳�治要》卷二九引臧榮緒《晉書·百官志》稱：西晉裴頠“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shù)改”，上疏歌頌“堯舜勞于求賢，逸于使能，……無為而治……”，反對皇帝“親細事，躬自聽斷”，建議“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裴頠上疏時間已不可考，但要求用率相限制君權的意圖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獨斷專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钅監(jiān)》卷三記載：唐太宗便批評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種苦形，豈能—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即聽任他獨斷專行），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敦懹^政要》卷一又記他接著說：“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wěn)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同上卷二又記唐太宗對宰相房支齡等說：‘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一”。這些話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歡迎“極諫”，不敢“獨斷”，并非著眼于人民疾苦，而是總結(jié)歷史故訓，避免自己的統(tǒng)治垮臺，是從整個地主階級利益出發(fā)的，但他畢竟看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成了一個實行前述儒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對后代君主起著不小影響，同樣推動著限制君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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