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心目中的喇嘛教

似乎沒有必要評論，喇嘛教一詞純粹是歐洲的發(fā)明并且在亞洲不為人知。伊薩克·加克·斯齊米德（ISAAC　JACOB　SCHMIDT），1985年。

因此，總的說來，“喇嘛教”對于西藏的佛教來說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名稱，并且正在失去用途。瓦德爾（L。A。WADDELL），1915年。

喇嘛教是印度、中國和日本的神秘佛教與喜馬拉雅的本土崇拜的結合。國立美術館（畫廊）說明書（NATIONAL　GALLERY　BROCURE）1991年。

在1992年于華盛頓特區(qū)舉辦的“國家藝術畫廊”（美術館）展覽中，題為“大約1492年：探險時代的藝術”中國明朝占據(jù)了4個展室。一位著名的亞洲藝術史家在評論明朝的一幅畫時寫道：“可是，個人（唐和宋）的動機被編入為一名非漢人的觀眾生產的著魔的意圖的灌木叢中。這里，中國的審美的財富被置于為西藏復雜的神學服務的地位�！�1這幅畫畫的是一個印度佛教僧人，他是佛陀的一名弟子。對于這位非漢人的觀眾來說，所制作的這幅作品或許包括蒙古或西藏佛教徒。但是，制作來充當中國的審美財富的這種復雜的神學并不等同于佛教，或者甚至不等同于藏傳佛教。這位藝術史家所使用的“喇嘛教”這一術語，是在藏語中并不曾出現(xiàn)的一個抽象的名詞，可是它在西方卻有著悠久的歷史，這是這個“國家畫廊”謹慎地企求贊美的來自探險和發(fā)現(xiàn)一段解不開的歷史。

“喇嘛教”通常被視為“藏傳佛教”的一個同義詞。然而，這兩個術語具有不同的內涵�！安貍鞣鸾獭敝傅氖且粋�世界宗教的一種地域說法，正如日本佛教或傣族佛教的區(qū)別一樣�！袄�嘛教”含有其他聯(lián)系。這位藝術史家的評論模仿了19世紀作為有點可怕的喇嘛教繪畫，這是一種缺乏原始佛教精神的非自然的系統(tǒng)的復合體。喇嘛教被看成是一種西藏獨一無二的變種，它的來源被印度（在英國印度學家的聲音里）和中國（在清帝國的聲音里）否認，這是一種在事實上如此奇特的變型，以至它最終將游離于其西藏的居所，并且那種居所將會消失。

我們發(fā)現(xiàn)，在基督教西方的論述中，在其許多聯(lián)系當中，是將“喇嘛教”與“羅馬天主教”相提并論的。例如，在《紐約時報》1992年的一則書評中，在談到藏傳佛教時稱：“它恰好可被稱為東方的羅馬天主教：古老的和復雜的，等級制度的和神秘的，具有一種精制的禮拜儀式，一種圣者的系統(tǒng)，甚至還有一位像至尊一樣傳道的領袖�！�2但是，這位評論者似乎不知曉特別相似的這一悠久的歷史，在奧格登·納什（Ogden　Nash）之前幾個世紀就開始提醒我們：“A一－喇嘛，他是一位牧師。A二－喇嘛，他是一只野獸�！�3就好像是某種已經(jīng)到來的遺忘癥，在這種情況下藏傳佛教的聯(lián)系，稱為“喇嘛教”，與羅馬天主教似乎有些自由，有些不言而喻，甚至被理解為也是被借助于因果理論、感化影響、借用采納和傳播的目標。但是喇嘛教與天主教的聯(lián)系，就像所有聯(lián)系一樣，是不自由的。

歐洲拒絕認同亞洲的喇嘛教的任何合法正統(tǒng)的祖先；這似乎與其他任何事都不同。并且，正是在（傳承）系統(tǒng)不存在的這種狀況下，最容易對喇嘛教進行比較，這可能開始將它像天主教一樣看待。在歐洲人的論述中，把“喇嘛教”一詞當作一個用于羅馬天主教儀式主義的代名詞來使用，并且用它來代替“西藏”，在其自身的方式中，與近來西藏作為一個國家的消失不無關系。在19世紀，西藏的存在既受到英國和中國的威脅，也受到它們的爭奪。并且，在20世紀，西藏的不存在成為在藝術展品和亞洲地圖中就像它被強行并入中國一樣體現(xiàn)的。隨著導致“喇嘛教”一詞的發(fā)明的這種特殊的變化，這些影響的歷史，通過一個過程，19世紀語言學家馬克斯·繆勒（Max　Muller），可能會稱之為“語言的蛻變”。

這一章將要追溯這個蛻變的過程。將從“喇嘛”一詞開始，這一術語今天聯(lián)想到一種微笑的、戴眼鏡的佛教僧人形象，但是實際上來自西藏的佛教傳入之前的過去。只是在9世紀期間，才出現(xiàn)了梵文術語“古如”（guru，上師）的正式的藏文翻譯。這個術語從西藏傳到蒙古和中國，在那里它最終成為不僅只是表示一位西藏佛教上師，而且還表示他的講經(jīng)說法的術語。這或許來自蒙古，或許來自中國，歐洲人衍生出“喇嘛教”這一抽象名詞，這將成為西藏宗教的名稱，到18世紀晚期，這個術語被用來充當一種范圍寬廣的信仰事宜。在這個階段的一個不變物（常量），是將喇嘛教與羅馬天主教進行比較。這種比較最初是由天主教教徒開創(chuàng)的，他們感到在解釋他們所觀察到的在這種信奉異教的形式和他們自己的真正信仰之間的許多共性時受到約束。后來，新教教徒將這種比較用來證明在西藏觀察到的腐敗墮落的僧侶的權術在歐洲具有它的對應物。隨著佛教的學術研究在歐洲的興起，喇嘛教成為被用來描述佛陀自圓寂以來已滲透到數(shù)個世紀的原始教義。正是由于歐洲人對于西藏的論述，西藏人已經(jīng)大量地從舞臺上消失：喇嘛教一詞在藏語中沒有對應詞。只是在達賴喇嘛和數(shù)以千計的西藏人于1959年逃亡到印度之后，他們才面臨這個術語，他們一般都把這個術語看成是輕蔑語或貶義詞，這樣的稱呼就意味著他們的宗教不應當稱作“佛教”。同時，這個術語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有時堅持（尤其是在擔心“西藏”這個術語的使用會引起現(xiàn)在已經(jīng)將西藏納入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憤怒），用“喇嘛教”來代替“西藏”，用“喇嘛的”代替“西藏的”。這一章將追溯這個術語的（演變的）一些軌跡。

藏文名詞“喇嘛”（BLA　MA）來源于兩個詞LA　和MA。LA的概念，一般被翻譯成“靈魂”、“精神”或“生命”，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這個概念就已經(jīng)存在。據(jù)說LA是一種個體的生命力量，是構成人的身體和大腦的根本支柱。它是運動的；它能夠離開軀體游蕩，或被神和妖魔帶走，它對人留下的危害，將會導致患病或大腦失衡的后果。因此，有圖謀將LA（神）呼喚回到軀體的儀式。4　甚至當LA適當?shù)乇贿�原到其在身體中的位置時，它可能同時存在于某些外在的居所，如像湖泊、樹木、山脈或動物。附于人體中的“神”。

詹姆斯·弗拉茲爵士（SIR　JAMES　FRAZER）將其稱之為與這些征兆有一種和諧的關系：如果“神”山被挖開，人就會患病。西藏史詩英雄林·格薩爾企圖征服某個女妖魔，他試圖砍倒她的“神”樹，抽干她的“神”湖；他失敗了，因為他沒有殺死她的“神”羊。這些外在的“神”的特征一般都是這樣被秘密地保存著，“神”的可以移動的住所，通常是某些種類（通常是一個綠松石）的一個珍貴的物體，被放置在特殊的容器里，并且被享有這個“神”的人藏匿起來。5或許與這個靈魂的這一概念有關，“神”這個術語也具有“上”或“高”的普通含意。論文西方人心目中的喇嘛教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K+3[}Ewt98 d(T`)=y9{8-$4Aa?,f:國際貿易論文9`wKYV!a@eMNwdB1a$

7－9世紀，隨著佛教的傳入，西藏僧人和到印度游歷的班智達承擔了將佛教文獻從梵文翻譯成藏文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創(chuàng)制了數(shù)百個新詞。當這些解經(jīng)學者決定創(chuàng)制一個與梵文“GURU”（上師）對應的藏文詞時，為了接近該梵文詞的意思，他們背離了自己嗜好的歷史故事，轉而選擇了“喇嘛”（BLA　MA）一詞。這里，他們將術語LA與MA相聯(lián)系，后者至少包含3層意思：作為一個否定的虛詞，意為“沒有”或“不是”，作為一個真實的、名詞的指示物（如像在NYI　MA，“太陽”中，或SRUNG　MA，“護法神”中一樣），以及作為表示“母親”的詞。接著是佛教詞源，將LA的意思演繹為“高”，而不是前佛教的用法“靈魂”，然后加以推論，將LA　MA的含意解釋成既是“最高的”（字面意思是“無上的”，即“至高無上的”），或“高尚的母親”。6喇嘛成為某個宗教上師的標準術語，一個人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在佛教庇護方式、信條上附加3倍：西藏人說，“我皈依喇嘛（僧），我皈依佛陀（佛），我皈依佛法（他的教義，法），我皈依僧伽（僧尼團體）�！�7

喇嘛一詞的其他普遍用法是將其作為一名化身的稱號�；�身（SPRUL　SKU）的慣例在西藏至少在14世紀起就已經(jīng)存在，當時剛剛圓寂的噶瑪巴僧人讓瓊多吉（1284－1338）在他的傳記中被認定為噶瑪帕希的化身（轉世）。8從那時起，藏傳佛教的每個教派都采用了認定一位偉大的上師為傳承再生的慣例，其中最著名的事例，當然是達賴喇嘛�？墒窃诓貍鞣鸾讨杏袛�(shù)千個化身（傳承）系統(tǒng)。在普通的西藏說法中，這類被稱為喇嘛的人物，是否表示他們本人在其今生當中作為學者、專家或上師的人的特征。要問一名特殊的僧人是不是一名喇嘛，等于問他是不是一個化身，并且，“喇窮”（BLA　CHUNG）和“喇欽”（BLA　CHEN）分別指的是小的化身喇嘛和大的化身喇嘛。作為一名宗教導師的“喇嘛”和作為一名化身的“喇嘛”的這種模棱兩可的用法導致現(xiàn)在的達賴喇嘛在他的說教中告誡他的信徒們，一名喇嘛（作為某個人的宗教上師）不需要成為一位化身，而一名化身也不必要成為一名喇嘛。9

一位西方學者聲稱，“GURU”（上師）被翻譯成BLA　MA（喇嘛）意味著“向往靈魂的母親”，這是為了“便于將佛教中上師（GURU）的角色同化為藏族人民中存在的薩滿教信仰�！�10無論西藏的信仰是不是“薩滿教”，很有可能喇嘛意指“一種賦予的靈魂”。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含意已經(jīng)在佛教語源學中消失，隨著佛教傳入西藏，作為“生命”或“靈魂”的LA（神）的含意已經(jīng)消失。

由于LA有時會離開人體，西藏喇嘛會離開西藏，前往蒙古汗王和滿族皇帝的宮廷。并且，正是在這些范圍內，超越西藏，“喇嘛”將成為“喇嘛教”。但是這個過程耗費了時間，因為當藏傳佛教的上師們從西藏啟程前往蒙古族和漢族的權力中心時，他們似乎不是被稱作喇嘛，而是以來自他們的東道主的語言來稱呼的。例如，馬可·波羅在談到忽必烈汗的宮廷中的西藏人時，就將他們稱之為BACSI（BAKSHI，蒙古語意為“上師”）：“做這種事（防止冰雹）的魔法師來自西藏和克什米爾，這是兩個偶像崇拜者國家的名稱……還有另外的由那些BACSI完成的奇跡，我一直在談論他們，就像知道很多魔法一樣……這些僧人的穿著比該民族的其他人都得體，并且還剃廣了頭，刮了胡子�！�12在明朝初期的漢族宮廷中，西藏僧人只是被稱為SENG，如像漢族僧侶，并且把藏傳佛教稱為佛教（FO　JIAO）。13

1775年，在滿族皇帝乾隆在位時期，我們發(fā)現(xiàn)或許是在漢文中第一次正式使用LAMA　JIAO（喇嘛教）這個術語，“喇嘛教”似乎來源于其中的文獻資料。JIAO是標準的漢文術語“教”，被使用的術語如“道教”，“儒教”，和“佛教”。在乾隆統(tǒng)治時期，“喇嘛”被當作形容詞來使用，用以描述西藏的宗教，在過去的社會背景中只使用“佛教的”這一術語。14　1792年，乾隆撰寫了《喇嘛說》，（用漢、滿、蒙、藏4種文字）將其鐫刻在北京雍和宮（今天旅游者所熟知的喇嘛廟）內的一座四方形的石碑上。在碑文中，乾隆以聲稱他的支持僅僅是手段的方式來維護他的一個西藏教派的施主，該教派在漢文中稱為“黃帽派”（格魯派），使其免收漢人的批評：“興黃教以安眾蒙古。這已成為一項重要任務，我們必須維護這個（宗教）。（在這樣做時）我們不得表現(xiàn)出任何偏見，我們也不希望像在元朝（所做的）那樣奉承西藏的僧侶�！�15下面是乾隆對“喇嘛”一詞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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