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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代“大一統(tǒng)”理念之比較
摘 要：中西方歷史上，隨著地域遼闊的帝國的建立，都曾產生過“大一統(tǒng)”的理念，但各自的發(fā)展結果則不盡相同。中國的“大一統(tǒng)”思想不僅變成了無數(shù)次的事實，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國家處于政治分裂之時，地不分南北，人不論民族，人們都以實現(xiàn)政治統(tǒng)一為己任。相比之下，歐洲的“大一統(tǒng)”自羅馬帝國滅亡之后，始終處于理念思維的階段，很少將之變成政治現(xiàn)實。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人們在歷史上同樣懷抱著“大一統(tǒng)”的觀念，但結果卻是如此之不同，確實值得深思。本文力圖較系統(tǒng)地考察中西古代“大一統(tǒng)”理念的形成、發(fā)展和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異同，以便對上述問題做一解答。
關鍵詞：大一統(tǒng)； 帝國；連續(xù)性
從辭源學上說，中國“大一統(tǒng)”一詞的正式提出，始見于《春秋公羊傳》的第一句話，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薄|漢經學家何休在注解《公羊傳》時，將其解釋為：“大”乃為“推崇、重視”之義；“一統(tǒng)”乃“元始”之義，是根基、基礎的意思�！按笠唤y(tǒng)”就是強調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視重建政統(tǒng)和法統(tǒng)的根本。也就是說，“大一統(tǒng)”一詞最早主要是解釋王朝更替的理論，是對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論基礎所做的說明。后來，更進一步引申為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統(tǒng)一。
中國和歐洲古代史上，在經過長期的戰(zhàn)亂和紛爭后，都曾經建立過地域遼闊的大帝國，大帝國不僅給后來的政治家以無限幻想的空間，也給了軍事家們以馳騁疆場的追求目標。中國人長期生活在美麗的“大一統(tǒng)”光環(huán)之下，歐洲人也不時地為歐洲的一體化而構思。各自所處的環(huán)境不一樣，“大一統(tǒng)”的光環(huán)所帶來的結果也迥然不同。中國的“大一統(tǒng)”思想由理念到現(xiàn)實，經過無數(shù)次的政治上的鍛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歐洲，自羅馬帝國滅亡后，“大一統(tǒng)”的思想一直處于理念思維的階段，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體表現(xiàn)，直到現(xiàn)在歐洲聯(lián)盟的產生和發(fā)展才使我們看到“大一統(tǒng)”的歐洲的現(xiàn)實可能性�！∫�
中國的“大一統(tǒng)”觀念可謂源遠流長，自國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隨著階級社會的發(fā)展而日臻完善，不僅在歷史上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仍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王權的政統(tǒng)和法統(tǒng)觀起源于我國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啟繼其父禹為帝建立國家，到周朝的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的合一，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國家管理體制，王統(tǒng)觀念日趨成型。其中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原始社會的氏族血緣關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內王統(tǒng)是靠父子相繼的嫡長子繼承制來延續(xù)的，“當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一個特定的王室成員手中的時候，人們可以、也才會認為這個最高權力是合法的；反之，人們便可以指責它為非法�！盵1](P.321)而且整個國家的管理也都納入到血緣關系極為濃厚的宗法關系之中。例如周人通過分封制將他們的宗族組織擴大為政治組織。周天子作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諸侯以一國的大宗兼一國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內也是如此�！把壣戏Q‘宗’，地緣上稱‘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長又是君主，恰好體現(xiàn)了族權與政權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時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統(tǒng)理論。如果說夏啟是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奪取政權的話，那么商湯滅夏時，人們對王則作了德行方面的規(guī)定。即王的行為不合理時，人們有權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湯起兵反夏時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毕嗵栒俚�，而且歷數(shù)夏王罪行“率遏眾力，率割夏邑”，以至“有眾率怠弗協(xié)”，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商湯才振臂高呼“夏德若茲，今朕必往。”[3](湯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樣，商王帝辛（即商紂王）的“暴虐”成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對地方勢力商紂王濫加殺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對王室成員和貴族也肆意迫害，如殺比干、囚箕子、廢商容。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紂王眾判親離，如紂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滅商時便降周了，太師疵、少師彊、內史向摯則直接投奔了周人�！斑@再次表明，關于國家統(tǒng)治合法性的觀念，在中國早期國家發(fā)展過程中，已經融進了關于統(tǒng)治者德行的評價內容�！盵1](P. 400)三是與特定地域相聯(lián)系的國家正統(tǒng)觀。夏朝建國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漸成了標志國家主體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在我國歷史上造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tǒng)，即建立一個真正的、被承認的國家，就必須占據(jù)特定的地域，并有相應的中央權力。[1](P.393)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國”即中原地區(qū)。占據(jù)中原地區(qū)便獲得一種強烈的自尊意識，就可以向四周發(fā)號施令，進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權的，千方百計躋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認同。只要中原統(tǒng)治勢力稍弱，四周勢力強者就會相繼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權。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贏得正統(tǒng)地位的。這三者的有機結合便是“大一統(tǒng)”。但是，三代時期的“大一統(tǒng)”觀念只是人們的一種模糊意識，還沒有系統(tǒng)化、理論化，所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盵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們的一種模糊意識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時代局限的。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社會雖然動亂，卻造就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時代。諸子百家身處亂世卻在規(guī)劃著未來的“一統(tǒng)”天下。他們不僅將原有的“大一統(tǒng)”觀念系統(tǒng)化理論化，而且還增加了新的內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礎上諸子百家更加強調國內政治秩序的統(tǒng)一問題。春秋末年，孔子針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和“陪臣執(zhí)國命”的混亂局面，提出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此后，孟子說：君仁臣義，君民同樂，風尚淳樸，百姓親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5](萬章章句上,P.215)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是禍亂的原因�！秴问洗呵铩费裕骸巴跽邎�(zhí)一，而為萬物正�！粍t治，兩則亂”。[7](執(zhí)一，P.590)管仲說：“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薄笆固煜聝商熳�，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堯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紂之民非生而亂也，故治亂在上也�！盵8](P.229) 管仲甚至還提出了具體制度上的大一統(tǒng)，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8](P.194)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盵9](尚同上第十一，P.68－69)顯然這都是對國內政治秩序的“大一統(tǒng)”觀念的不同表述，強調自上而下的政令統(tǒng)一。論文中西古代“大一統(tǒng)”理念之比較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這一理念最終由“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10](秦始皇本紀)的秦朝變成了現(xiàn)實。從秦始皇開始，“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10](秦始皇本紀)直至封建社會末期的清朝，這一傳統(tǒng)從未斷絕。[11](P.218) 大一統(tǒng)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最終表現(xiàn)為政治上的高度統(tǒng)一，即使在分裂時期，割據(jù)政權的統(tǒng)治者，也多視統(tǒng)一為己任而為之作不懈的努力。農民起義軍在建立政權后，其領袖也同樣志在統(tǒng)一全國�！按笠唤y(tǒng)”的觀念如此深入人心，竟變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凝聚力，至今還對中華民族的政治統(tǒng)一起著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二1 ?MvP86P"E(T( vq^y.uiH/I?dV?yC? EyZ畢業(yè)論文], \uaiPn ,?JzhB~? ;bN_C
西方的“大一統(tǒng)”觀念，萌芽于古希臘城邦制衰落時期的公元前四世紀，是作為挽救城邦危機的理想提出來的，曇花一現(xiàn)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帝國將其變?yōu)楝F(xiàn)實，羅馬帝國將其打造成揮之不去的長期縈繞歐洲人的觀念。但是，這一理念在歐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體表現(xiàn)。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后，眾多的希臘人被逐出了傳統(tǒng)城邦。“過去，在舊城邦，生活比較簡單。法律、道德、宗教和義務全有明確規(guī)定，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現(xiàn)在，所有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一個無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臘化城市常因種族、文化以及階級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 在新的生活環(huán)境中人們感到不知所措。面對亂世，思想家們提出了各自的濟世良方。伊壁鳩魯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煩惱和憂慮，使心身安寧；西諾普的第歐根尼則認為明智的人應當是完全自我滿足的，除了道德品質以外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顯然，伊壁鳩魯和第歐根尼的哲學都是放棄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這可視為在動亂中無奈的人們的嘆息。亞里斯多德則極力宣傳城邦制的優(yōu)越性，要求人們回到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很明顯，這是一種倒退。
在思想家們爭論不休的時候，政治家卻在行動。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將希臘人重新納入自己的統(tǒng)治之下后，立刻揮師東進，志在建立一個希臘人、馬其頓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聯(lián)合的共同體”。[13](上冊,P.178-179)盡管亞歷山大所建立的帝國是短暫的，但是，“由于亞歷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臘人在公元前5至4世紀黃金時代許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務。一種以合希臘和東方因素為基礎的新型的文明出現(xiàn)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國著名作家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中所說的：“亞歷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們有時間對他進行考慮時，關于一個世界性的法律和組織的想法在人們心目中已是一個切實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P.403)斯多噶學派的“大一統(tǒng)”思想便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斯多噶學派是芝諾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創(chuàng)立的。該學派認為，宇宙間本來不存在人們之間的等級差別。任何人（不論是奴隸還是自由人，野蠻人還是文明人）只要順從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對周圍發(fā)生的事情淡然處之，那么他就能夠得到幸福。國家能夠為行善的智者保證幸福的到來�！ぁぁぁぁぁぜ热蝗祟愂且粋�整體，那么就應該只有一個國家，即世界國家；只有一種公民，即宇宙公民。而這個國家應當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師來統(tǒng)率。[16](P.66)這種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義適合帝國統(tǒng)治的需要，在羅馬帝國時期頗為流行。[13](上冊,P.191) “從斯奇比奧經西塞羅、凱撒、奧古斯都一直到圖拉真以后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闡述其統(tǒng)御萬民的理想�！盵17](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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