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與外來政權——紀念成都大屠殺360周年

歷史記憶的中央集權化

1644年是舊歷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這一年成王敗寇，功虧一簣。在滿清異族統(tǒng)治的威脅下，漢人農(nóng)民軍的縱橫，就具有了民族主義視野下的某種正當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無限夸大。只要他們殺滿狗，他們同時殺漢人也就不打緊。漢人可由漢人來殺，川人可由陜?nèi)藖須ⅲ�但漢人卻萬萬不可被異族殺戮。這就是亂世之中的漢民族主義歷史觀�！皵橙说臄橙司褪俏覀兊呐笥选�，在這種與暴力革命如出一轍的民族主義邏輯下，不問青紅皂白亂殺一氣的屠夫，就被某種大一統(tǒng)的記憶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對被殺戮者而言，區(qū)分劊子手的種族卻是沒有意義的。死就是死。良民們橫死在刀槍之下，是一樁極端個人主義的遭遇，而不是某種被假想的集體主義獻祭。敵人的敵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煙塵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個真實而殘忍的答案是：敵人的敵人張獻忠，不過是更兇殘的敵人。

1644年亂賊張獻忠入川，9月成都淪陷，獻賊稱帝，隨即在成都平原拉開了一幕四川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大屠殺。張獻忠不但殺官紳，也殺士民。更可恨的是上承秦始皇，后接毛澤東的焚書坑儒，他以科舉為名，騙進士、舉人、貢生一萬七千人于青羊?qū)m中，盡數(shù)殺戮。古蜀以來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兩河“尸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頓成曠野，天府之國數(shù)年之間竟虎狼遍地。這些基本史實在1949年前的史學界，在海外漢學界都有定論。如蕭一山在東北大學流亡我的家鄉(xiāng)四川三臺時撰寫的《清代史》，和詹姆斯•b•帕森斯1957年的論著《一次中國農(nóng)民起義的頂點：張獻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寫了張獻忠登峰造極的恐怖統(tǒng)治。幾十年后的劍橋中國史也采納了詹姆斯的觀點。但1949年后的大陸，出于抬高農(nóng)民起義之合法性、進而彰現(xiàn)中共農(nóng)民革命之合法性的“唯物主義”需要，史書關于這場大屠殺的史實，均被無良之史家說成是滿清對抗清義軍的造謠侮蔑。如王綱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睜眼說瞎話，稱張獻忠部為萬民敬仰、英勇抗清的義師。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來每逢成都城區(qū)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現(xiàn)身說法。如《荒書》記載，獻賊入城后“先殺衛(wèi)所指揮千、百戶，后殺僧人、道士、匠作、醫(yī)士，皆令州縣解入成都。殺則投南門外大橋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門大橋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記載中的萬人坑。我曾聞訊前往河邊觀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鑒。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與悲情，迄今仍在歷史教科書的謊言中被子孫抹煞和遺棄。一旦想及此節(jié)，令人欲哭無淚，欲泣無聲。

中央集權主義最可怕的一層，就是我們的歷史記憶和知識系統(tǒng)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權化。統(tǒng)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犧牲地方服從中央，犧牲今天服從將來；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犧牲地方記憶，服從宏偉敘事。于是就連我們的苦難都是中央集權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統(tǒng)一到一個相同的哭泣聲中來，四川人的哭泣就會被歷史省略，被民族主義敘事一筆勾銷。一個四川人可能很真誠的為“揚州十日”而垂淚，但他對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殺卻可能一無所知。正如我曾經(jīng)在四川的鄉(xiāng)下特意詢問那些小學生，他們知道中國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誦中國歷史所謂正統(tǒng)朝代的整個譜系。但他竟不知道家鄉(xiāng)的河流和山脈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來的歷史脈絡。因為我們的知識譜系，我們的情感方向，從小就是被按照一種中央集權的模式來塑造和培養(yǎng)的。這種模式一步步教會我們愛遙遠的事物勝過愛眼前的花草。教會我們?nèi)绾螌Ξ斚碌目嚯y保持麻木，而對抽象的詞匯保持亢奮。

這種模式，成功的培養(yǎng)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權體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記憶，地方的知識，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實上被編排，就是在價值上被藐視。這使眾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個人情感上，成為了地方主義的癡呆癥患者，和集權體制的發(fā)燒友。然而地方主義，是鏈接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中介。沒有地方主義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為民主首先是一個地方概念，首先意味著政治權力及其來源的本土化。沒有地方記憶的凸現(xiàn)和地方情感的養(yǎng)成，就沒有一種健康的集體主義和政治共同體的立足之地。我若沒有作為一個四川人的驕傲，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就是虛妄的。我若沒有對四川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對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就是危險的。如同婚姻是一種最小單位的社會共同體，地方主義也是一種最小化的政治集體主義。地方主義的政治觀是一種中道，既能抗衡無政府的個人主義，又能適度消解虛妄的天下觀與狂熱民族主義。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歷史觀中，張獻忠的抗清被賦予太多的民族大義，被給予李自成之后太多絕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張獻忠的入川和大屠殺，卻是蜀文化三千年歷史最悲慘的一場浩劫。在這一年，四川人的敵人是張獻忠，而非滿清。因此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義，是與其之于中國之一般的意義截然相反的。而與中國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義，是否就是沒有意義？如同與全體利益相悖逆的個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當?shù)睦�益？大�?0年經(jīng)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確立了個人利益及其權利主體的正當性。而我們未來政治轉(zhuǎn)型的目標之一，則是要進一步確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當性。

中國歷史上的地方主義和某種自治傳統(tǒng)，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為李家的人顯然不會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會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義就是培養(yǎng)地方主義的情感，培養(yǎng)一種源遠流長的本土價值傳統(tǒng)，即宗族與城邦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曾經(jīng)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后中央集權體制的有效性。但1949年，中共建立了一個依托烏托邦意識形態(tài)的、徹底的中央集權政治。在共產(chǎn)黨政權出現(xiàn)之前，人類社會并沒有徹底的集權主義體制。因為只有現(xiàn)代極權主義才能徹底的消滅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從而帶來徹底的中央集權。當古典的地方主義被消滅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政治上都拜同一個生祠（黨啊母親），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黃子孫。最近大陸也開始流行祭祀黃帝，因為你若已沒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黃帝。如果說祭宗廟是古典地方主義的文化儀式，那么祭黃帝就是中央集權主義的文化儀式。

因此凸現(xiàn)地方的真相，在文化上伸張地方的苦難，就與在政治上伸張地方的利益幾乎同等重要。都是在一種屈辱的政治生活中，對于中央集權主義的反抗。IH\:GH_QAI!bz{/yh,E;p6Ej`HN9WZS畢業(yè)論文格式JE9FJT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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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政權的兩種模式

某種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殺，只是四川兩千年來外來政權模式的一個必然結局。就像專制主義國家總會發(fā)生饑荒一樣，專制主義國家也總會發(fā)生屠殺。阿馬蒂亞森的研究，發(fā)現(xiàn)民主國家從未發(fā)生過大饑荒。事實上民主國家也從未發(fā)生過對本國民眾的屠殺。因為民主正是一種根植于地方主義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講述美國政壇秘訣的書，作者透露的秘訣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種自下而上獲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義，并不能保證杜絕異族侵略者的屠殺，但卻能徹底化解本土執(zhí)政者發(fā)動大屠殺的可能性。論文大屠殺與外來政權——紀念成都大屠殺360周年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360年前的張獻忠大屠殺，特征之一就是執(zhí)政者對民眾的屠殺。獻賊在成都僭位稱帝，建號大順。一般而言，從流寇變成坐寇后，統(tǒng)治者都會開始一個較為開明和溫和的階段。因為涸澤而漁顯然是非理性的。但統(tǒng)治者的理性卻不能給民眾的安全一個包票。因為獻賊大屠殺的另一個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殺模式中，通過屠殺進行暴力威懾，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頑強抵抗，傷亡慘重，于是屠城以報復。這是兩種常見的情形。張獻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時間，隨即進行了三日的屠殺。這還可以歸入報復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獻賊在隨后兩年中進行反復的屠殺，士農(nóng)工商無一幸免。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盡管張獻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顯然沒有信心，知道自己強弩之末，無力改變滿清入關后的大勢。加上坐寇的理性終敵不過流寇的習氣。于是殘忍乖戾，以屠殺為樂。成為中國史上與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讓的兩大民賊之一。

這也是成都大屠殺與揚州十日或南京大屠殺不同的地方。異族入侵者是否進行屠殺，主要取決于入侵者，而不取決于被屠殺國的國內(nèi)政治制度。但國內(nèi)執(zhí)政者會否屠殺民眾，卻顯然和政治制度密切相關�？v觀四川史，古蜀王國自殷商以來，就是一個獨立于中原的政治文明。先后有魚鳧王朝，杜宇王朝和開明氏王朝。成都發(fā)現(xiàn)的殷商時代城市遺址，以今日市區(qū)內(nèi)十二橋為中心，有大約7平方公里的建筑物面積，城市規(guī)模不但在中國，在當時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公元前310年，秦惠王滅蜀開明王，張儀筑成都城。以秦國公子（一說古蜀王后裔）為虛君，置蜀相和太守分掌實權。從此開啟四川的外來政權模式。再到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徹底摧毀封建主義和城邦制的多元政治文化，建立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從此四川的歷史就成為一個被外來政權反復侵入的歷史。除了趙廣、雍道、李順、王均等幾次本地農(nóng)民起義短至數(shù)月、長不過數(shù)年的零星混亂；近2300年的漫長時間，四川人始終臣服于外省人的統(tǒng)治或割據(jù)。四川也從一個政治概念下降為一個地理與行政的概念。從此2300年的時間，幾乎沒有一個四川人能夠成為四川的政治領袖，四川的“第一把手”，都由一個千里之外的中央負責供應。

這一點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四川在政治上實行了2000余年的“計劃經(jīng)濟”。意味著四川在長達2300年的時間，竟沒有一個本地人有能力領導四川，或者意味著四川人永遠缺乏能力去推舉一個能夠領導自己的領袖？一個千萬人之巨的龐大共同體，就像一個弱智者永遠需要監(jiān)護，就像一個受災區(qū)需要救濟。但四川從來不需要中央給它空投糧食和藥品，四川需要的似乎是政治救濟，它愚昧不堪，所以需要中央不斷的給它空投太守、知府、監(jiān)軍、觀察使、節(jié)度使、巡撫、總督、省委書記和特派稽查員。防止本土化政治領袖的出現(xiàn)，這就是外來政權最核心的一個行政目標。什么是外來政權？在合法性的來源上非本土化，在地方首長的籍貫上非本土化，在地方首長的遴選上非本土化。有此三點就是典型的外來政權。無論這個外來者是異族還是同族，它的權力都和本地社會、和每一個被統(tǒng)治者沒有血肉的關系，因此也就極易導向一種不負責任的政治。

秦惠王之后四川2000余年的政治，就是完全符合這三條的外來政治。四川的外來政權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中央集權體制有效時的“異地為官”，一種是中央集權體制崩潰時的地方割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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