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義

進入1990年代之后，中國執(zhí)政黨內(nèi)外一些敏于思考的人士認識到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失效，急需尋找它的替補者，于是民族主義便成為首選。然而，民族主義究竟能否擔負起如此重任，是大可以懷疑的。

從歷史上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主流派先是追隨共產(chǎn)國際反對帝國主義，與共產(chǎn)國際決裂后又反對赤色帝國主義，這就迫使他們眼睛向內(nèi)，以文化民族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說：“五四以后，自由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nèi)。他們對于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其流風之所在，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各成派別，是由于外國不止于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各國的學說，既不斷的變遷，所以他們無論那一派的學說，也是不得不隨之不斷的變化的。他們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時，他們的主張，也能鼓動民眾。但是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在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而在主觀上更并無什么根，不過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隨時搖擺，隨時變化，而其所變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東西�！薄斑@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薄皣�民革命的現(xiàn)階段，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貫徹�！倍�欲完成民族主義，首先要進行心理建設和倫理建設�！敖窈髧�民的心理建設，應以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為基礎。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發(fā)揚民族固有的精神，講求科學真實的智識。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則中國智仁勇之三達德，及其所以行此達德之‘誠’字，實為我民族德性的結晶�！薄芭囵B(yǎng)國民救國道德，即恢復我國固有的倫理而使之擴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發(fā)揚我國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這種德性，即四維八德之所由表現(xiàn)。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實為我們中國教忠教孝的極則。”[1]蔣介石以傳統(tǒng)主義與民族主義抗衡共產(chǎn)主義與自由主義，結果共產(chǎn)主義和自由主義先后在大陸和臺灣戰(zhàn)勝了國民黨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這表明了民族主義的脆弱性。

從現(xiàn)實中看，民族主義思潮泛濫的負面后果已經(jīng)充分顯現(xiàn)。對外，軍國主義、擴張主義、復仇主義的叫囂模糊了中國政府歷來昭示的對外政策的可信性，引起發(fā)達國家和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警覺，削弱了中國綜合實力中的軟力量。對內(nèi)，民族主義不僅不能整合各種不同的政治主張，反而加劇了意識形態(tài)的爭斗。激烈的民族主義者總是把矛頭首先指向所謂的“漢奸”，要求輿論一律，步調(diào)一致，全忠大孝，壓制思想創(chuàng)新、個性表現(xiàn)和個人自由�！摆w薇事件”、“姜文事件”就是這些民族主義者的小試鋒芒。

事實上，家族主義、部落主義、族群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根本不能成為普世價值觀的對手。原始部落的文化只有在與先進文化隔絕的狀態(tài)下才能起到一種統(tǒng)攝作用，一旦接觸到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這樣的普世價值觀，它們就會迅速地消融。特殊價值（情感、效忠等等）只能在普世價值體系中求得自己的棲身之地，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之。在思想史上真正有意義的是不同的普世價值體系之爭，而不是特殊性價值（個人價值、地方性價值）與普適性價值之爭。

但是，中國大陸顯然也不能再吃回頭草，重新?lián)炱鹗澜绺锩�的意識形態(tài)，因為這種突出世界上不同階級、不同國家、不同陣營之間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不符合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流。取代世界革命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應當是世界公民主義。從宏觀上說，它是一種世界主義、一種普世價值觀，不同于只在本族群（中華民族還是漢族？）中有效的特殊價值觀；從微觀上說，它是以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為出發(fā)點，不同于否定個人自由的國權至上主義。但是作為中國人，畢竟有自己的獨特情感與立場，因此我們主張的是“中國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義”。

什么是“中國人本位”

“中國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國人的情感，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基于中國人的特殊境遇解決中國人所面臨的具體問題。

作為一個中國人，他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和表露的情感部分來源于普遍的人性良知，部分來源于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尊重中國人的情感就意味著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19世紀末以來的“先知先覺”們大多對傳統(tǒng)缺乏足夠的敬意，一方面固然是中國漫長的歷史造成了本身多變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則是“三千年未有之劇變”所造成的強烈心理震蕩。“倫理革命”、“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提出，加深了知識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的精神鴻溝。古代中國在樞軸時代的“超越突破”不同于西方，政教分離后沒有形成全民性的宗教信仰與宗教體制，士大夫階層中流行的上層文化（如儒學與佛學）與以薩滿（巫術）傳統(tǒng)為基底的下層文化長期脫節(jié)。大小傳統(tǒng)、新舊傳統(tǒng)的混雜，使人們難以把握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但無論如何，與傳統(tǒng)徹底決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對傳統(tǒng)“一分為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說法已經(jīng)為人們所熟悉，現(xiàn)在應當進一步指出，要盡可能地以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取代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只有在確實沒有本土資源的情況下，才以外來文化中的精華取代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也就是說，要盡可能地對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造性解釋”而不要“全盤西化”。秋風指出：我們今天關于傳統(tǒng)的認識有兩個缺陷：第一，這些傳統(tǒng)幾乎都是反傳統(tǒng)的人講述給我們。從所謂的科學的歷史學傳入中國以來，研究中國傳統(tǒng)的人，差不多都已經(jīng)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不如西方，所以，他們的研究，其實主要是證明中國為什么不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中國所提出、并且最熱烈地探討過的問題，比如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等等，最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那些最熱衷于講述傳統(tǒng)（國學）的人，卻并沒有自由主義的理念。結果，他們所發(fā)掘出來的東西，往往都是反自由主義的因素。由此而導致的虛驕之氣，當然更是自由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而中國向來所缺少的，正是自由主義的歷史敘事。因此，如果自由主義是一套整全的知識體系，那么，也應該有一套自由主義的歷史敘述。這套敘述不僅具有知識上的價值，也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底蘊，它能對于中國未來的自由憲政政體給予某些正當性論證。“我們必須重新講述歷史和傳統(tǒng)。按照自由主義的理念重新講述講出歷史的脈絡。按照這種理念，我們應該發(fā)掘傳統(tǒng)政治體制中的分權設計，發(fā)掘知識分子限制皇權的理念，儒學、佛學等等知識分子的學術、觀念共同體是如何實現(xiàn)自治的，應該探討鄉(xiāng)村社會是如何自治的，探討商人是如何在民間自發(fā)的組織下向城鎮(zhèn)提供公共品的，探討宗教組織如何分散了政治權力，如何承擔起了社會保障的功能，如何凝聚民眾的信仰。研究合法的非法的貿(mào)易是如何改進沿海民眾的生活的，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如何增加新物種、提高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的。研究家族制度是如何保護貧弱，教育是如何經(jīng)由民間的組織而不斷擴展的。等等等等。”[2]論文中國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義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最深厚的傳統(tǒng)是民間自然而然地長期形成的，對這種傳統(tǒng)只能潛移默化地改變，而不能用官方干預的手段來強行剪裁，例如有關岳飛是否民族英雄的最新事件。南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元王朝與清王朝不會主動褒獎漢族的民族英雄，岳飛的歷史地位主要是由民間士人乃至說書人、戲班子等底層人士塑造起來進而深入人心的。如果認為岳飛的“精忠報國”有一個忠于什么樣的“國”的問題，可以采用馮友蘭所倡導的“抽象繼承法”。如果認為現(xiàn)在應當提倡各民族的團結，則可以采用“加法”，在表彰漢族英雄的同時表彰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的英雄，逐漸形成“多元一體”的國族觀念；而不應當采用“減法”，以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的方式將各民族的英雄一概抹煞。gK/{K~ :y_^jN~!v7L?$, JY.B ps66wen.comiM$J?Z$&x? HlW );0

普世價值觀只是給世人提供了一套衡量公正與正義的標準，而不是向人們推銷任何一種具體的利益分配方案。當代的主流價值觀承認每一個個人與群體均具有合法地爭取自身利益的平等權利。因此，即使我們接受更多地源于西方的價值體系，也不意味就要在利益關系中向西方國家讓步或傾斜。在冷戰(zhàn)時期兩種價值觀體系、兩個國家陣營、兩個世界市場對峙的情況下，具體利益的重疊與糾紛其實是很少的，雙方是你死我活的關系；在全球一體化和與國際接軌的新形勢下，利益摩擦、斤斤計較的現(xiàn)象反而會屢見不鮮。何家棟指出：“承認共同價值，不等于要否定個人、群體以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以及爭取各自正當利益的博弈和斗爭。一群人喜歡吃桔子，一群人喜歡吃蘋果，他們的價值不同，但也不存在利益沖突；如果他們都改為喜歡吃香蕉了，價值觀一致了，反而會出現(xiàn)利益沖突——較多購買者的競爭會抬高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中國認同國際慣例，融入世界市場后，與發(fā)達國家在經(jīng)濟利益上的摩擦和沖突反而比閉關鎖國時更多、更頻繁了，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從這里推不出自由、民主、博愛等普世價值具有‘虛偽性’的結論，更不應導致拋棄普世價值而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強權政治在國際政治領域當然是存在的，這是‘國家利益’的沖突而不是價值觀的沖突�！盵3]

現(xiàn)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中國要用開放國內(nèi)市場來換取先進技術，要用犧牲經(jīng)濟利益來換取制度轉型。前半句話的意思是清楚的，這是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基于各自利益的一種交換。后半句話的意思是含糊的，為什么要犧牲經(jīng)濟利益？犧牲誰的經(jīng)濟利益？制度轉型的知識可以無償獲取，制度轉型的權柄操在中國政府的手中，“制度使用費”支付給誰？“肥水先流外人田”絕對是一種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現(xiàn)象。給外國資本“超國民待遇”，給民營經(jīng)濟“二等公民”的待遇，這種狀況不可以用“愚蠢”二字來打發(fā)掉，其背后不乏精明的算計。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外資”不過是改頭換面的“權貴資本”，“肥水先流外人田”實際上就是“肥水先流自家田”，在制度轉型中犧牲經(jīng)濟利益的只是沒有權勢、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中國人。

無論南方國家還是北方國家，在世界范圍內(nèi)實現(xiàn)和平、發(fā)展、民主、公正、均富，最終實現(xiàn)全球多元一體化，這是一個共同的目標。但是各國的發(fā)展水平不一，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因而所面臨和有待解決的“真問題”也不同。秦暉指出：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還是“前現(xiàn)代”的問題，我們還得為那些在西方從保守黨到社會黨都認同的基本價值而奮斗，在我們的社會里發(fā)生過那么多哈耶克和馬克思都拒絕、而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干過的事情，這就是中國的基本現(xiàn)實，我們不能離開這個現(xiàn)實去空談或搬用西方的什么主義。中國正面臨著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沒有先例的歷史進程，因此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經(jīng)濟學對于解答“中國問題”作用有限。中國并不是在傳統(tǒng)的私有制國家的基礎上完善市場經(jīng)濟，而是在公共資產(chǎn)為主的基礎上進入市場經(jīng)濟，因此對政府的要求與傳統(tǒng)私有制國家的情形不同。由于中國是在公共資產(chǎn)高存量基礎上、通過產(chǎn)權改革進入市場經(jīng)濟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場競爭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恰當?shù)漠a(chǎn)權或交易權初始配置的問題。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消極自由主義”也不完全適合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哈耶克們的問題是捍衛(wèi)（“保守”）自由，而非建立自由。因此他的全部任務就在于告訴我們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則我們將失去自由。但他卻沒有講：我們應當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們本來并未享有的自由。從中國現(xiàn)實的“問題情境”出發(fā)，我們現(xiàn)在不是自由主義太多了或是社會民主主義太多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因此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fā)批判寡頭主義，從社會民主立場出發(fā)批判民粹主義，都是極為必要的。“在中國的環(huán)境中，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存在著主要的重疊之處，這代表著人類文明發(fā)展方向的基本價值。我就是從這些重疊之處出發(fā)，贊成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認同的那些基本價值，而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反對的那些價值�！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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