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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
> 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錢文亮(以下簡稱錢):洪老師,最近,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 史》的《作品選》和《史料選》,感覺從總體框架到具體篇目,與其他同類選本相比,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例如,報告文學您一篇都沒選;八九十年代的雜文也沒選。但 詩歌的篇幅有較大的增加!鞍籽蟮碓娙骸钡亩喽嗪兔⒖,還有比較靠近的詩人柏樺、 王家新和張棗等,都進來了。小說部分,有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王朔的《動物 兇猛》、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等。您還選了“八個樣板戲”中的《紅燈記》和《沙家 浜》。有許多是以前大多數(shù)選本未選過的。其中有些在文學史界還會有爭議。當然,您 在“編選說明”中提示說,這套書是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配套讀本,作品入選, 主要以“文學性”為標準,也會適當考慮體現(xiàn)文學思潮上的價值(或者說文學史價值)。 盡管如此,正如您曾經(jīng)說過的,面對當代文學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現(xiàn)象,如何確認、取 舍和處理,是一個需要很好考慮的問題。
洪子誠(以下簡稱洪):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已經(jīng)有很長時間了,許多學者都做出了大量 努力。史料和作品選編也一樣,已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不可能、也不應該推翻重來。選什 么,不選什么,有時是有很具體、實際的考慮。比如容量的問題。因為是教學用書,不 能太厚,否則,對學生來說,精力和經(jīng)濟都難以承擔!皥蟾嫖膶W”并不是不重要,但 它們的篇幅都很長,涉及內(nèi)容又有非常強烈的時效性。八九十年代的詩我增加了一些分 量,因為一直感到近年文學界對詩的冷遇,這不公平;這也是想表達我的看法。編當代 文學作品選會遇到很多矛盾、問題,其中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是,如何處理作品的文學價 值和文學史價值的關系。它們有的是統(tǒng)一的,或比較一致的,有時就有差別,不統(tǒng)一。 在這里,選入的“作品”是具有獨立的文學“文本”性質(zhì),還是更多具有文學史的“史 料”價值,是有區(qū)別的。我編的這個選本,這兩方面都會兼顧。這種“兼顧”,肯定會 出現(xiàn)矛盾,看起來一定有不很協(xié)調(diào)的地方。
錢:目前有的選本,感覺挺亂的,沒有自己的一個尺度。比如有的還在選《班主任》 、《喬廠長上任記》等,詩歌仍選郭沫若的《駱駝》、賀敬之的《回延安》、《三門峽 ——梳妝臺》和大躍進時期的《新民歌》,還有《天安門詩抄》。只要在當時轟動過的 都選。所以,您特別標明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作品選和史料選,而不是“當代文學 作品選”,給人一種“畫龍點睛”之感——正好體現(xiàn)出您的判斷,和諸多的選本有了區(qū) 別。這一點在選入的詩歌、雜文方面特別明顯。
洪:五六十年代的雜文選了一些,80年代以后就沒有選。因為雜文在五六十年代是一 個特殊的體裁,在特定時期,它是一種重要的表達方式。80年代以后,表達的通道和可 能已經(jīng)增多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而且它本身在藝術形式的積累和創(chuàng) 新上,也不是那么明顯。當然,如果篇幅允許,也還是可以適當選一點的。
錢:您剛才所說的“矛盾”,應該不是指在“文學性”的標準本身上有什么不統(tǒng)一的 地方,而是取舍作品時,在“文學性”(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這兩種標準之間的困惑 。要依據(jù)文學史的標準,按張志忠的一個說法,實際上考慮的是文學效果史。
洪:跟“效果史”有關,但也還有其它因素。包括作品在當時文學思潮中的位置,發(fā) 表、出版的當時和后來產(chǎn)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又包含復雜的方面。
錢:說一個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文學史價值,很大程度上指他是開風氣之先的,或者說 是具有某種文學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現(xiàn)在來作當代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 躍進民歌。《班主任》、《喬廠長上任記》等,當時影響都很大,在文學潮流上也可以 說是“開風氣之先”。這類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間。對它們處理起來比 較難。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評價的距離也很大。也有人對郭小川50年代的敘事詩評價 很高。這些敘事詩,在當時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視角,情感內(nèi)涵。在探索當代具有對抗性 ,或差異性(相對于當時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達方式上,是很重要的。不過,如果說到 建立一種風靡一時的詩歌“體式”(“政治抒情詩”)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
錢:有沒有一種更好的處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學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說一個詩人, 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學史著作一定 要寫到它。而編作品選時,則可以選另外的東西——在他經(jīng)過較長的藝術實踐、自我的 磨礪以后寫出的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它們在發(fā)表時也許沒有很大的影響。
洪:這其實是你的文學史和作品選主要要解決什么、突出什么的問題。理所當然地應 該有不同的文學史,不同的作品選。是重視文學(文化)思潮變遷、文類沿革?是注重精 神沖突?還是更重視作家、作品的文學獨創(chuàng)?側重點的不同,決定文學史不同敘述方法, 和作家作品的選取標準。你所說的以“文學性”作為基準的文學史和作品選,在處理時 間很靠近的當代文學時,有時有一定難度。不僅藝術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斷,更重要的 是,有一些問題和現(xiàn)象(從藝術的角度也許乏善可陳)需要“當代人”去處理。所以,我 主張在處理時間很靠近的文學現(xiàn)象時,尺度相對放松一些,這是有好處的。
錢:文學史,如果獨尊文學性,會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在?轮螅羞@樣的 質(zhì)疑:誰的文學性,從哪一種標準來的?
洪:你說的有道理,當然也不能絕對化。這關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我還是相 信存在著某種共同性的經(jīng)驗的。雖然在今天,歧見、差異、分裂是更容易被我們所感知 和把握的東西。
錢:對“文學性”的判斷,八九十年代以來,大家可能更多地是從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標 準來的,那些叛逆性的、虛構性的東西,容易被認為是“新的”、“獨創(chuàng)性”的,因而 是“文學性”強的,容易被文學史家所重視、接納;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現(xiàn)代的 、解構的、調(diào)侃一類的東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變化。什么樣的詩歌、小說是好的?古詩和新詩的標準是完全一樣的嗎?就 是不同的新詩詩人、流派,有關新詩的“想象”,也各不相同。同樣的詩人、批評家, 不同的時候也發(fā)生變化。馮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種表達“集體”的情感 、意志的詩,鼓動的、朗誦的詩。這和寫《十四行集》時的馮至對詩的想象,變化很大 。我想,文學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這種變遷,揭示穩(wěn)定的和變動的之間的復雜 關系。因此,文學價值的標準形成也是一個不斷積累、變化、爭辯的過程。我們在對待 既有的藝術經(jīng)驗,和對這些經(jīng)驗的“反叛”(創(chuàng)新)的關系問題上,肯定會遇到難題。但 是,絕對的穩(wěn)定和絕對的新異,都不應單獨成為尺度。再說,文學史寫作從來都不是非 !凹兇狻钡摹R驗槭鞘,并不是說找一些作家作品分別分析、評價一下就可以。寫文 學史得承認一個前提,即作家與作家之間、作品與作品之間存在有聯(lián)系。如果否認這種 聯(lián)系,文學史就不需要了。新批評傾向于堅持文本的獨立性、自足性,在這種情況下, 文學史就沒有辦法實現(xiàn)。
錢:我覺得,作為一種文學史著作,而不是作品選,它提到的一些作品不一定是文學 性很高的,但它一定要進行比較、分析,處理時要考慮總體的藝術發(fā)展脈絡。作品選應 該在文學史之后,因為經(jīng)過歷史的辨析之后,才會發(fā)現(xiàn)哪些作品真是好的,不僅在當時 ,而是具有長久的藝術魅力,有藝術創(chuàng)新和貢獻,可以把這些作品選進來。這套書的意 義,在于它把文學史價值、文學價值作了一些基本的區(qū)分。至少在思考這個問題;反映 在名字上,肯定有對“史”的照顧,根據(jù)您的文學史思路,實際上是以文學性為主,又 有史的眼光。以前的當代文學史,個人的、獨立的色彩有時不太明顯,體現(xiàn)在作品選上 ,也大同小異,整個的在框架上沒什么改變。這回的選本不大一樣,能夠全面地體現(xiàn)出 您對當代文學整個發(fā)展過程中藝術積累的一種觀照。
洪:我不知道你的這種說法能不能成立。這個選本自然有我的一些想法,但我不愿意 夸大它和過去選本的不同。我前面說到,特別在時間靠近的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上,總的 說來都是屬于摸索的、探索性質(zhì)的。說到我們多次提到的“文學性”,陳思和先生的當 代文學史,還有他和李平合編的作品選,也是強調(diào)這個方面。但在當代,對這個問題的 理解,有時會偏向政治、思想“對抗”的“非主流”的含義,把這看成是“文學價值” 高的一種標志。我也經(jīng)常有這種想法。
錢:文學性,應該還是在藝術形式的積累、藝術經(jīng)驗的貢獻上,不宜過分偏向那些在 政治或文化對抗意義上的因素。如今30歲以上的人,都存有文革記憶,對主流政治的東 西有一種本能的排斥,都很強調(diào)文學性,強調(diào)一種“美的啟蒙”,對審美的現(xiàn)代性有強 烈訴求。80年代就有美學熱。但這本身未嘗就不包含政治啊。
洪:我們是在特定時代的框架中來形成有關文學的觀念的。拿我來說,在“十七年” 中,會認為和政治、和現(xiàn)實社會緊密關聯(lián)的作品才是好的,美的;在80年代,相反會推 重和社會政治疏遠的作品。看起來觀念、標準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其實仍然是在這一觀念 框架內(nèi)的運動。當然,說“十七年”和文革文學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包括境界、 體驗的深度、語言等,還是能夠成立的。
錢:藝術是綜合心智的結晶,包括知識結構、人文視野、世界觀、藝術修養(yǎng),都綜合 進來了。“十七年文學”是封閉的,借用植物學術語,即單性繁殖,這一點是致命的。 但作為中國人整個的這種集體心理,它記錄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作為一種激進 的思潮,它不會從此以后就消失掉,不見了,它在不同時期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它會構成自己的歷史。這種狀況在文學史敘述中出現(xiàn),但在作品選中可以少。
洪:文學可能跟繪畫不太一樣。我翻過類似20世紀中國文學大典之類的巨型畫冊,里 頭也收入文革期間的宣傳畫,工人、農(nóng)民、紅衛(wèi)兵等,不是后來仿作的政治波普。這種 入選的標準和文學選本顯然不同。是跟藝術形式有關,還是跟觀念有關?包括1958年的 大躍進時期的壁畫,戶縣農(nóng)民畫等。文學作品這樣選可能就不行了。
錢:文學作品與美術作品不太一樣的地方是,視覺上,左翼繪畫提供了一種新的感知 空間。而左翼文學在最初雖然顯現(xiàn)出了叛逆性,但后來卻成為了主流的聲音,體制化了 。對了,同樣是體制化的產(chǎn)物,這套書卻把“樣板戲”選進來了,這是令人費解的,也 是別的選本所不敢做的。
洪:恐怕不是敢不敢的問題。很多人還對樣板戲抱有惡感,有敵意;它們和江青,和 當時的政治路線,和對一些知識分子的迫害聯(lián)系在一起,無法剝離。這主要涉及政治上 的判斷,當然其中也有審美層面的。所以不愿意選,不見得是不敢。但我覺得這在當代 是難以回避的問題。有的“樣板戲”也還是可以的吧?傳統(tǒng)的形式,經(jīng)過了許多改造, 包括情節(jié)編排、唱腔、音樂、舞臺美術等。現(xiàn)在有的京劇演出也在“現(xiàn)代化”,搖滾化 ,但我覺得遠不如文革做得出色。在保持傳統(tǒng)的格局里頭,加入很多新的東西,又不使 它支離破碎。這里面有許多努力,作了很多嘗試。
錢:可以將“樣板戲”某些精粹的部分看做民族傳統(tǒng)藝術形式繼承序列的一部分。作 為一種藝術形式,它的磨練達到一定高度以后,會有獨立性,獨立于當時的政治語境, 而喚醒某種深遠的種族記憶。有人稱之為“形式記憶”。它本身會滿足一個民族甚至人 類某種源遠流長的審美要求和審美期待。我們現(xiàn)在不還在期待中西詩學的匯通嗎?
洪:所以江青是文藝革新者,探索傳統(tǒng)形式怎么適應現(xiàn)代政治,現(xiàn)代革命。即使對它 們持否定態(tài)度,也不能回避對這種重要文藝現(xiàn)象的考察。
錢:也許再過一些年,不僅是這一代經(jīng)歷過的人會有新的認識,后來的更年輕的讀者 也會覺得這里面有能引起興趣的東西。它對中國傳統(tǒng)藝術,如語言的歌唱性、詞的色彩 和音韻的搭配等,繼承轉化得很好。有的作品雖然為政治服務,但也有藝術性,并不是 說政治性強的,就沒有藝術性。跟政治聯(lián)系緊密的,一時會受到排斥,也是人們自我防 御的本能。
作品年代的認定與處理
洪:這套作品選、史料選存在的較大問題之一,是有的作品年代的認定存在矛盾。“ 作品年代”,主要指寫作年代。這里存在幾種情況,一是有一些標明是寫于五六十年代 或文革期間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才發(fā)表的。另一種是,當時曾以不同方式“發(fā)表”過 ,如“手抄本”,如手稿的相互交換閱讀,或在一定場合朗讀過。但當年以這類方式發(fā) 表的“文本”,現(xiàn)在已不存在,不可能成為可以考察的對象。對這樣的作品,現(xiàn)在通常 的處理方式,是按照作品發(fā)表時篇末注明的寫作日期,或按照作家、作家親屬的說明, 來確定其寫作年代。比如流沙河寫于60年代和文革期間的詩,曾卓、牛漢的一部分詩, 食指的一部分詩,“白洋淀詩群”中多多、芒克等寫于文革間的作品,舒婷、顧城、北 島的一部分作品,《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我在這套作品選中,基本上也作這 樣的處理。但這樣做,心里總是不踏實。我不是懷疑作家的說明,而是從歷史研究的基 本要求上來考慮這個問題的。也就是說,從歷史研究的實證要求上,我們并沒有辦法取 得確證。況且,這些作品發(fā)生“影響”,也是在它們發(fā)表的80年代,即只有到了80年代 之后,它們才成為“文學事實”。所以,我在寫當代文學史時,曾設計過“文學化石的 挖掘”這樣一節(jié),來處理類似的情況,包括傅雷的家書。傅雷家書當初是私人的東西, 它產(chǎn)生過文學影響,是在80年代。但最終還是沒有這樣做。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本 書里講到:“對50~70年代,我們總有尋找‘異端’聲音的沖動,來支持我們關于這段 文學并不單一,蒼白的想象!(《問題與方法》,三聯(lián)書店2002)。現(xiàn)在這個作品選, 這方面沒有處理好。穆旦的許多詩寫在文革后期到結束的交界那個時間,讀者見到是80 年代,作品選也還是放在文革……
錢:換一個角度,從話語方式、藝術風格來講,穆旦的詩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樣的詩,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離譜。他能寫出的。
洪:現(xiàn)在這些問題處理起來比較復雜。作家,或音樂家,經(jīng)常有一些未發(fā)表的手稿發(fā) 現(xiàn),一般都要經(jīng)過認真考證,以確定它的寫作時間。穆旦的情況比較好辦一點,作品發(fā) 表的時候穆旦已經(jīng)去世了,他不會再修改了(當然別的人是否修改過我們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詩的編輯者會有原稿作為根據(jù))。我曾問過一位詩人,他寫于文革期間的詩80年 代發(fā)表時有無修改,他說當然修改。這個事情就變得麻煩。修改的程度什么樣,是幾個 字,個別的修飾、調(diào)整,還是很大的改動?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說還是寫于文革?而且 也沒有辦法考證。
錢: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則他的藝術手法、話語方式就都不具有寫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樣的文學史意義。更不用說藝術上的獨創(chuàng)性了。
洪:作品寫作時間,早幾年、晚幾年有時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當代有它的復雜性。這 些寫于文革或更早一點時間的作品,在文革后發(fā)表時,強調(diào)的是它們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質(zhì),和表現(xiàn)了作家當時所達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寫這樣的作品,它的價值 、意義,會受到削弱,會有另一番評價。林子的詩《給他》寫在50年代,它繼承了浪漫 主義、“愛情至上”的東西,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錢:英國浪漫主義的東西。借鑒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現(xiàn)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寧夫人抒情詩的影響,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讀者。
錢:至少是林子她那種氣質(zhì)、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經(jīng)養(yǎng)成。
洪:這是作品選中沒有處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這是當代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現(xiàn)象 ,過去的作品可能也有這樣的情況,但沒有從這方面來關注。另外,編作品選、史料選 ,研究當代文學史,牽扯的重要的問題是:這個時段的文學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價值?有些問題會考慮到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們不可能討 論這個問題。
錢:您所說的價值是否指精神意義上的終極的東西?這是屬于個人性的本體論焦慮。其 實科學研究是一種“無用之用”。它是一個民族、整個人類文化積累的基本工作,認識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學”的意義也在這里——即使它有病,也應該找到它 的發(fā)病機制和文化“病灶”。我覺得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這一點上最令人鼓舞, 通過扎實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學”背后的文化生產(chǎn)機制和它的精神“譜系”。
當代文學的史料的整理和編纂
錢: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學”,包括整個當代文學,最大的困難反而是史料的問題。 特別是當代這種與現(xiàn)實政治休戚相關的特殊情況,導致很多關鍵性資料的獲取幾乎不可 能。我們國家現(xiàn)在似乎還沒有決策層的資料解密的規(guī)定……
洪:文藝方面的第一手資料都很難得到。就像公劉的一首詩里說的,多少事包在餃子 里。編纂、公開出版的當代文學方面的史料選,大都是過去公開發(fā)表的文章、文件。
錢:以前中國文聯(lián)組織的《新文藝大系》編有《理論集》和《理論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規(guī)、文件,還有理論思潮類的東西,主要圍繞文藝運動、文藝論爭來選文章 。就整個當代文學的史料收集與整理而言,這個工作進行得很不理想?梢哉f還沒引起 足夠的重視。
洪:文學史的研究、寫作不可能離開史料,史料不僅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工作,也具有 推動學科發(fā)展的作用。當然,在當代的史料發(fā)現(xiàn)、搜集受到許多限制的情況下,這方面 也還是有許多工作等待我們?nèi)プ。在一般的想法里,會覺得“當代”離我們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問題。這造成了當代文學研究出現(xiàn)過多的籠統(tǒng)的、“宏觀”敘事 的東西。用類乎“主流話語”、“國家意識形態(tài)”等概念代替具體分析。當代文學的史 料很有意思。當代是比較特殊的,它有很多運動,到80年代后期以后,運動就少了,我 們會更多關注作品,精彩的評論。而“十七年”當中,文革當中,政治和文學之間有錯 綜復雜的關系。所以,史料的問題帶有一種時期的特點。什么時期關注什么樣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樣的。
錢:這也跟文學史家的治史思路有關。因為您比較關注當代文學背后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 生產(chǎn)機制和國家制度、政治權力對文學的現(xiàn)實規(guī)約,所以《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 對史料選取焦點和別的選本就不同。
洪:是有側重點。這種側重點也因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羅萬象!笆吣辍焙臀 革,確實也有許多作家作品的評論很重要,比如細言(王西彥)、茅盾、侯金鏡的評論等 ,但選不進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覺得還是要稍微單純一點,不可能把很多問題都納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問題是文學體制的建立。文學內(nèi)部的很多問題都 會牽扯到文學體制。其實,當代的史料,即使是公開發(fā)表的部分,還有許許多多很有趣 、很有價值的資料值得關注。舉個小例子說,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計劃,一年里要寫多少部長篇、多少部中篇、短篇,還有話劇、 詩歌,當時強調(diào)要敢想敢干,而且要當“多面手”。
錢:《史料選》把時間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從1945年選起,好像有侵占“現(xiàn)代 文學”領地之嫌了。
洪:這也和我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相關。因為那本文學史研究了“當代文學 ”的發(fā)生!爱敶膶W”是如何“出現(xiàn)”的,在“構造”的過程中,各種文學力量、派 別是怎樣的關系,“當代文學”與它的“源頭”的延安文學又存在哪些重要區(qū)別,等等 。
錢:這是當代文學的發(fā)生史。我經(jīng)常在想,當代文學形態(tài)(包括組織機構、書報刊的審 察制度、發(fā)表與發(fā)行方式等等)的策劃與設計,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參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樣的?每一個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上е两穸紱]有解 密或得到當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當代文學的特征、形態(tài)是怎么建立起來,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這個問題 的解決,并不是說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開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點,是從戰(zhàn) 后、二次大戰(zhàn)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經(jīng)在進行了。這并不是我的一種推想,不要說左翼,包 括自由主義作家當時都提出了“中國文藝向何處去”的問題。戰(zhàn)后有一個“文藝重建” 的問題。中國文學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新格局,性質(zhì)是什么樣的,各種文學力量、派別在文 壇上建立起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圍繞這些問題,形成了40年代后期的緊張關系。解放區(qū) 的文藝領導,在這個時期也開展許多活動,如對蘇聯(lián)文藝政策的介紹。在1948年和1949 年,蘇聯(lián)的許多文藝方面的文件,報告,像日丹諾夫的那些報告,蘇共中央關于文藝問 題的決議等,都幾乎同步地翻譯過來,結集出版了。我原來以為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的《蘇聯(lián)文學藝術問題》是最初的譯介,事實上不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區(qū)已經(jīng)在為新 中國的文學(文化)政策做設計、準備工作了,F(xiàn)在雖然有專門研究解放區(qū)文藝的刊物、 學術機構,但在研究的觀念和方法上存在很大問題。總是站立在“辯護”、“捍衛(wèi)”的 立場上。這也影響到材料搜集上的視野。
錢:這是缺乏“史識”所致。沒有自成一家的獨立的文學史觀,就沒有穿透力、攝取 力,面對資料時就只有跟著最初形成的“前理解”(或思維定勢)來了。
洪:史料的挖掘,究竟什么樣的史料是重要的,會發(fā)生變化,和我們的觀念有關系。8 0年代我看《文藝報》的時候,就不大注意有關通俗文學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說說唱 唱》、《民間文藝》、《故事會》這類刊物。通俗文學在20世紀文學的地位等問題被重 新關注之后,才逐漸認識其中一些史料的價值。如解放初丁玲他們主編《文藝報》時, 召開過一個通俗小說家的座談會,明確提出如何占領“小市民讀者”這一塊的問題。參 加的既有“舊通俗小說家”,也有趙樹理這樣的新通俗小說家。這反映了當時在吸納、 改造“通俗小說”上的一種設想。但后來實際上沒有完成這種設想。
錢:我們八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實踐中所遇到并引起爭論的問題,實際上在以前的文學 探索中很多都觸及過。說到通俗文學,我記得90年代聽到一個觀點,說“通俗文學就是 針對所有人的欲望”。當時激動得不得了,以為是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后來與蘇州大學 研究通俗文學的專家徐斯年談起來,他哈哈大笑,告訴我民國的時候誰誰誰就這樣講過 。當時我就感到,歷史感、歷史意識真是很重要。文學史家真是令人敬重。
洪老師,說到文學史研究,我看到李楊在評價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時,認為90年 代以來,文學研究者算是為“外部研究”恢復了名譽(大意吧)。
洪:不知道他是在哪說的?所謂“外部研究”,近十多年來,許多人都在做,而且做得 很出色,如王曉明對現(xiàn)代社團、刊物的研究,陳平原對晚清小說的發(fā)表、作家身份、稿 酬制度的研究,孟悅對商務印書館的研究,等等。李楊的評價,其實也包含了批評我的 成份,就是在“內(nèi)部”上,文本分析上,下的功夫不夠。這是存在的。當然,原先我還 是想做好的,也花了很多力氣,但看來不怎么行。
錢:我認為您在內(nèi)外兩方面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在當代一些藝術形式本身的問題上, 您就曾經(jīng)做過專門研究。而像文化生產(chǎn)機制、當代文學精神氣質(zhì)的譜系,這些既是外部 的,但更是內(nèi)部的。你無法想象一部沒有內(nèi)部把握的文學史研究將如何進行。成熟的文 學史家,應該有內(nèi)外兼修、打通歷史的硬功夫。從歷史的眼光看,總能發(fā)現(xiàn)一些沒有終 極答案的文學問題反復出現(xiàn),而且它常常就是內(nèi)部的。文學史的研究其實離不開具體的 文學內(nèi)部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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