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著名詩人白居易稱病辭去刑部侍郎職，由長安東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時年58歲�；氐铰尻栔�后，詩人一直住在早年購置的洛陽履道坊宅，直到75歲(武宗會昌五年，846)去世。在此期間，這位遠離宮廷紛爭的老人在履道坊宅內(nèi)張設(shè)了一頂青氈帳，伴著青氈、紅爐度過了人生旅途中最后18個漫漫的寒冬。在白居易的詩、文中，多次深情地提到或?qū)ｉT描述了“青氈帳”(或“碧氈帳”、“氈帳”)，此據(jù)寫作年代先后，分別具引如下：[3]
　　1(太和五年(831)作《別氈帳火爐》：“憶昨臘月天，北風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長安可徹?賴有青氈帳，風前自張設(shè)。復(fù)此紅火爐，雪中相暖熱。如魚入淵水，似兔藏深穴。婉軟蟄鱗蘇，溫燉凍肌活。方安陰慘夕，遽變陽和節(jié)。無奈時候遷，豈是恩情絕?毳簾逐日卷，香燎隨火滅。離恨屬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時別�！盵4]??
　　2(太和六年(832)作《夜招晦叔》：“庭草留霜池結(jié)冰，黃昏鐘絕凍云凝。碧氈帳上正飄雪，紅火爐前初炷燈。高調(diào)秦箏一兩弄，小花蠻?二三升。為君更奏湘神曲，夜變儂來能不能?”[5]
　　3(同年作《池邊即事》：“氈帳胡琴出塞曲，蘭塘越棹弄潮聲。何言此處同風月，薊北江南萬里情。”[6]??
　　4(同年作《雪夜喜李郎中見訪兼酬所贈》：“可憐今夜鵝毛雪，引得高情鶴氅人。紅蠟燭前明似晝，青氈帳里暖如春。十分滿盞黃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塵。對此欲留君便宿，詩情酒分合相親�！盵7]??
　　5(同年作《府酒五絕》之二招客：“日午微風且暮寒，春風冷峭雪干殘。碧氈帳下紅爐畔，試為來嘗一盞看。”[8]??
　　6(同年作《雪夜對酒招客》：“帳小青氈暖，杯香緣蟻新。醉憐今夜月，歡憶去年人。暗落燈花燼，閑生草座塵。殷勤報弦管，明日有嘉賓�！盵9]??
　　7(太和七年(833)作《青氈帳二十韻》：“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北制因戎創(chuàng)，南移逐虜遷。汰風吹不動，御雨濕彌堅。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旁通門豁爾，內(nèi)密氣溫然。遠別關(guān)山外，初安庭戶前。影孤明月夜，價重苦寒年。軟暖圍氈毯， 鎗?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稱雪中天。側(cè)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閑多揭簾入，醉便擁袍眠。鐵檠移燈背，銀囊?guī)Щ饝�。深藏曉蘭焰，暗貯宿香煙。獸炭休親近，狐裘可棄捐。硯溫融凍墨，瓶暖變春泉。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貧僧應(yīng)嘆羨，寒士定留連。賓客于中接，兒孫向后傳。王家夸舊物，未及此青氈。”[10]??
　　8(太和八年(834)作《除夜言懷兼贈張常侍》：“三百六旬今夜盡，六十四年明日催。不用嘆身隨日老，亦須知壽逐年來。加添雪興憑氈帳，消殺春愁付酒杯。唯恨詩成君去后，紅箋紙卷為誰開??[11]??
　　9(同年作《風雪中作》：“歲暮風動地，夜寒雪連天。老夫何處宿?暖帳溫爐前。兩重褐綺衾，一領(lǐng)花茸氈。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穩(wěn)眠。是時心與身，了無閑事牽。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忽思遠游客，復(fù)想早朝士。踏凍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為身君父，身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語形骸，吾應(yīng)不負爾。[12]
　　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憶皇甫十》：“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自從金谷別，不見玉山頹。疏索柳花碗，寂寥荷葉杯。今冬問氈帳，雪里為誰開?”[13]??
　　11(開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水南水北總紛紛，雪里歡游莫厭頻。日日暗來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親。碧氈帳暖梅花濕，紅燎爐香竹葉春。今日鄒枚俱在洛，梁園置酒召何人?”[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夢得》：“青氈帳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走筆小詩能和否?潑醅新酒試嘗看。僧來乞食因留宿，客到開樽便共歡。臨老交親零落盡，希君恕我取人寬�！盵15]??
　　13(會昌六年(846)作《自詠老身示諸家屬》：“壽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粥美嘗新米，袍溫換故綿。家居雖濩落，眷屬幸團圓。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閑事了，爬背向陽眠�！盵16]
　　14(除詩歌外，詩人在太和六年(832)《與劉禹錫書》中也提到了青氈帳：“昨問李宗直，知是久親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氈帳前，飲之數(shù)懷，隅坐與語。先問貴體，次問高墻，略得而知，聊用為慰，即瞻戀饑渴之深淺可知也。復(fù)何言哉!”[17]

?二

　　同一物事，在詩文中如此頻繁地以濃墨重彩加以詳細描述，是很少見的�！讹L雪中作》稱“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此詩作于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詩人初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之時，也就是說，從還居洛陽當年起，詩人就開始在氈帳里過冬了�！蹲栽伬仙硎局T家屬》作于會昌六年(846)，是詩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75歲時創(chuàng)作的一首詩，即使在這時，詩人仍然過著“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的生活，青氈帳一直伴隨詩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歷程。?
　　應(yīng)該特別指出的一點是，除《自詠老身示諸家屬》外，氈帳詩最晚是在開成三年(838)創(chuàng)作的《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與《初冬即事呈夢得》二首，而在開成四年(839)初冬，詩人始患“風痹”，[18]上引《別氈帳火爐》中說“但令此身健，不作長時別。”體魄強健是享受氈帳情趣的必要條件，得風痹之后，詩人大概很少在氈帳中生活，所以在開成四年(839)至?xí)�昌五�?845)之間不見關(guān)于描寫氈帳的詩文，會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為之。到開成四年(839)時，詩人已在氈帳中度過了十個冬日(829-838年)，詩人患風痹是否與長期居住氈帳有關(guān)，已無從考察。
　　這些與氈帳有關(guān)的詩文，大多是描寫在青氈帳中待客、宴飲的情形，其中《別氈帳火爐》、《風雪中作》及《青氈帳二十韻》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氈帳的形制、用途及詩人在氈帳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對了解有關(guān)氈帳的知識和詩人的氈帳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氈帳二十韻》，特別受到后人的注意。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據(jù)白居易的記敘，對氈帳的來源、形制進行了詳細考證。[19]程大昌說：?

　　唐人昏禮多有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眾多之義，蓋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棬柳為圈，以相連瑣，可張可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其規(guī)�？煽家�。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逼湎伦⑽淖砸�《史記》：“張空弮”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青氈冒之也。又曰：“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于月、于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cè)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眲t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guī)Щ饝摇�，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shè)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讀白集，信筆以書。[20]

　　程大昌所論主要有四點：一、氈帳出自塞外，實即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白居易所設(shè)“氈帳”即百子帳；二、氈帳以柳為圈，頂聳周圓，周覆以氈；三、氈帳有便于移動的特點；四、氈帳不設(shè)火爐，而是以“銀囊”貯火，虛懸?guī)ぶ小?br />　　如果僅就《青氈帳詩》而言，程大昌所列諸條應(yīng)該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是結(jié)合詩人其它與氈帳有關(guān)的詩來看，“不設(shè)燎爐”云云，顯然與事實不盡相合。上引《別氈帳火爐》“復(fù)此紅火爐，雪中相暖熱”；《風雪中作》“老夫何處宿，暖帳溫爐前”；《自詠老身示諸家屬》“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等等，都說明“地爐”是氈帳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氈帳”與“紅火爐”對舉，甚至成了作者氈帳詩的一個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氈帳上正飄雪，紅火爐前初炷燈”；《府酒五絕》“碧氈帳下紅爐畔，試為來嘗一盞看”；《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碧氈帳暖梅花濕，紅燎爐香竹葉春”；《初冬即事呈夢得》“青氈帳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等等，都是顯例�！安辉O(shè)燎爐”，顯然不能作為氈帳的一般特點�；蛟诓煌�的氣候條件下，氈帳取暖有地爐和銀囊兩種不同的途徑，而地爐顯然較銀囊更為重要。?
　　此外，應(yīng)該補充的是，詩人每年施設(shè)氈帳的時間多是在冬季，氈帳似乎尤其適宜于洛陽初冬的氣候特點。《別氈帳火爐》“方安陰慘夕，遽變陽和節(jié)。無奈時候遷，豈是恩情絕?毳簾逐日卷，香燎隨火滅。離恨屬三春，佳期在十月�！薄冻醵�即事呈夢得》“青氈帳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薄笆�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陽和時節(jié)，就到了詩人告別氈帳的時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隨意擇地施設(shè)的特點外，氈帳最為詩人稱賞的是它在風天雪夜的防風保暖性能�！把┲邢嗯療帷�、“青氈帳里暖如春”、“帳小青氈暖”、“內(nèi)氣密溫然”、“暖帳溫爐前”、“碧氈帳暖梅花濕”、“青氈帳暖喜微雪”等句，都在嚴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們?nèi)粘Ｉ�活�?xí)俗的形成，與經(jīng)濟生活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并且受到經(jīng)濟生活形態(tài)的強烈制約，這種影響表現(xiàn)在衣食住行各個領(lǐng)域，有時甚至宗教活動的具體形式也會深深地打上經(jīng)濟生活類型的烙印。如鮮卑人有神車之制，即將神像置于車中以供祭祀，[21]以適應(yīng)流移不定的生活特點。突厥人無祠廟，刻氈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時祭祀，[22]經(jīng)濟生活類型對生活習(xí)俗的決定性影響，于此可見一斑。居住氈帳，就是以畜牧為業(yè)，行逐水草，居無定處的游牧民族經(jīng)濟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氈帳又稱“穹(或“窮”)廬”、“穹（或“弓”）閭”[23]、“旃帳”、[24]“毳帳”等，是我國北方古代游牧或關(guān)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廬臥”。[25]?烏孫人也以氈帳為室。漢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公主悲愁，作歌遣懷，其中有“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的描寫。[26]漢末魏初，烏丸、鮮卑等東胡民族“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盵27]柔然“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盵28]高車諸族延請賓客，不講究座次，“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fù)留其宿�！盵29]奚人“居有氈帳，兼用車為營�！盵30]吐谷渾“隨逐水草，戶帳為屋，以肉酪為糧。”[31]突厥“畜牧為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氈帳，被發(fā)左衽，食肉飲酪�！盵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氈帳也是一種重要的民居形式，東漢西域蒲類國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睎|且彌國也“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盵33]兩國屬于半游牧經(jīng)濟，但都廬帳而居。吐蕃“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shù)十尺。貴人處于大氈帳，名為拂廬。寢處汗穢，絕不櫛沐�！盵34]城郭與氈帳并存。自漢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廣泛使用了氈帳，匈奴甚至規(guī)定“漢使不去節(jié)，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盵35]氈帳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見一斑。
? 古人居住的氈帳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氈帳與車輛合而為一，固定在一起的車帳。二是氈帳與車輛可分可合，臨時居住或移動時，車、帳合而為一；長期居住于一地時，分而為二。三是氈帳與車輛分而為二，可以折疊張合的氈帳，張設(shè)時置于地面，移動時車載畜馱均可。三種類型雖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時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氈帳類型，大體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發(fā)展階段，時代愈早，流動性越強，居住與交通功能的區(qū)分越不明顯。隨著游牧經(jīng)濟的發(fā)展，居室的用途與交通用途日漸分離，最后帳、車分而為二。[36]白居易在洛陽宅內(nèi)施設(shè)的氈帳，就是屬于車、帳分離后，純粹作為居室，但同時又保留了便于移動特點的氈帳。
　　由于氈帳與游牧民族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內(nèi)地農(nóng)耕民族的眼里，氈帳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煬帝時，突厥啟民可汗屢屢上表，陳請變服色，易冠帶，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隋煬帝下詔說，啟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墻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愿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于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床褥已上，隨事量給，務(wù)從優(yōu)厚，稱朕意焉。”[37]明確將放棄“氈墻毳幕”作為改變游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標志。唐人薛登在《請止四夷入侍疏》中認為，遣子入侍，漸染華風，是導(dǎo)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誘因，劉元海等匈奴五部以離散之余而能入主于內(nèi)地，就是因為“居漢之故”；而匈奴冒頓雖兵力雄強而不入中國者，則是因為“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于城邑，以氈罽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xí)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38]也以穹廬與城邑分別作為游牧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標準。?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游歷了中亞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觀念指出，世界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寶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馬主(泛指突厥、鐵勒等北方游牧民族)，東人主(唐朝)等四主，“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張穹廬，鳥居逐牧�！盵39]將穹廬作為“鳥居逐牧”的游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與他同時代的僧人道宣在談到四主時則說：“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馬，是為馬主也。其俗兇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國�！盵40]突出強調(diào)“衣毛”在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義。在古人眼中，居室與衣著是區(qū)分不同文化類型的重要標準，在他們看來，氈帳與毛褐就是游牧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
　　當這些具有鮮明的游牧民族特點的生活習(xí)俗的象征意義發(fā)展到了一定階段時，就帶有了強烈的價值判斷的色彩，甚至成為道德評判的標準。
　　晉太康年間，天下以氈為?頭、絡(luò)帶及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chǎn)于胡，而天下以為?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盵《宋書》卷三○《五行志》一，3冊，887頁。]
　　如隋煬帝稱氈帳生活“事窮荒陋”，就已含有了明顯的褒貶成分，而最典型，也稱得上最極端的例子是北宋初期徐鉉(917-992)對待毛褐的態(tài)度。徐鉉自南唐入宋，據(jù)稱“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后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瘯�訖而卒，年七十六。”[41]宋人程大昌雖然對徐鉉“以織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寧忍寒至死”的做法提出了懷疑，但是仍然“信其有守”，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對他“篤古堅毅，死且不易”的精神的贊賞。[42]因毛褐出自游牧民族，寧可凍死而不服，毛褐所承負的沉重的道德判斷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將徐鉉寧死不服“毛褐”的做法，與白居易對待氈帳的融融親情稍加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在一百多年之間，價值判斷的標準發(fā)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從而也就會對唐代胡風的盛行有更深刻的認識。

四

　　白居易張設(shè)在庭院里的氈帳，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xiàn)象，它有獨特的歷史根源和時代背景。
　　詩人自稱所設(shè)青氈帳為百子帳。百子帳是南北朝時鮮卑人對氈帳的習(xí)稱。齊武帝永明十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南齊使臣出使北魏，觀看了北魏祭天儀式，儀式中專供宴飲休息的百子帳，使他們留下了深刻的映象。據(jù)記載，這種氈帳“以繩相交絡(luò)，紐木支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人坐，謂之為‘繖’，一云‘百子帳’也。于此下宴息�！盵43]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北魏賜柔然降主什物，其中也有“百子帳十八具”[44]吐谷渾出自慕容鮮卑，西遷之后，吐谷渾部仍然保留著居住百子帳的習(xí)慣，史稱吐谷渾“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后稍為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盵45]前兩例都是在鮮卑入主中原(姑以398年遷都平城為界)之后，可見在鮮卑人逐漸放棄游牧生活方式后，仍然保留了使用百子帳的遺風，但是南朝使臣見到的百子帳雖然形制仍舊，可是覆蓋材料卻由毛氈改作了青“繒”(絲織品)，而且使用范圍也由日常居室變成了“宴息”的場所。又，北魏賜予柔然的百子帳，應(yīng)該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氈帳，則鮮卑人這時似乎還沒有完全放棄氈帳。?
　　陳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齊，歸來著《聘北道里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迎新婦。”[46]從下文唐人記述可知，北朝供婚禮專用的“青廬”，[47]就是指百子帳。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與492年南齊使臣所見的百子帳相仿。與百子帳保留了鮮卑人早年對氈帳的稱謂一樣，從“青廬”的“廬”字，依稀也可看到鮮卑人“以穹廬為宅”時代的影子。五六世紀時，鮮卑人基本上放棄了氈帳生活，但是他們在婚禮和祭祀等重大場合使用的“青繒帳”或“青布廬”，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內(nèi)容。
　　到唐代之后，繼續(xù)沿襲了北魏使用百子帳的習(xí)俗，程大昌說，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即是一例。程大昌接著說：“唐德宗時，皇女下降，顏真卿為禮儀使，如俗傳障車、卻扇、花燭之禮，顏皆遵用不廢，[48]獨言氈帳本塞外穹廬遺制，請皆不設(shè)，其言氈帳，既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蓖嘎冻隽颂瞥�皇室嫁女儀式中盛行百子帳的情形。中唐人封演[49]也詳細記述了這件事，此轉(zhuǎn)錄于下：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婿、觀花燭及卻扇詩并請依古禮，見舅姑于堂上，薦棗栗腶修，無拜堂之儀，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shè)，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為之(后略)。[50]

　　兩人所記同為一事，但封演為德宗時人，他的記載更具權(quán)威性。從這段記載可知，中唐婚禮用氈帳的習(xí)俗盛極一時，“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于社會各階層。?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顏真卿奏議，分別見于《唐會要》和《通典》記載。《唐會要》說：“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禮儀使顏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縣主出降)相見行禮，近代設(shè)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51]明確將唐人婚禮中施設(shè)氈帳歸結(jié)為“元魏(鮮卑)穹廬之制”。程大昌謂“催鋪百子帳”為宋之問詩。據(jù)查，宋之問詩無此句，唯陸暢《云安公主下降奉詔作催妝詩》：“云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diào)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盵52]與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后信筆”將陸暢的詩誤植到了宋之問名下。云安公主是唐順宗(805)之女，憲宗時(806-820)下嫁劉士涇。[53]陸暢對云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寫，表明婚禮設(shè)氈帳的習(xí)俗，并沒有因為顏真卿的反對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紀初年，在唐人婚禮中仍然保留著“鋪百子帳”的習(xí)俗。?
　　從以上論述可知，唐人所用氈帳，尤其是婚禮中使用的，以“百子帳”為名的氈帳，是出自鮮卑遺制。洛陽為北魏舊都，而且白居易自稱其氈帳為“百子帳”，則其所設(shè)氈帳與鮮卑的歷史淵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鮮卑南下之后，隨著經(jīng)濟生活方式的改變，同時為了適應(yīng)內(nèi)地的氣候環(huán)境，“百子帳”的材料已由毛氈改為紡織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繒、布變?yōu)闅趾��！短茣�要》說婚禮施氈帳出自“元魏穹廬之制”，固然正確地揭示了這種風俗的來源，但是還應(yīng)該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帳幕與北魏相比已經(jīng)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由繒、布到氈褐的轉(zhuǎn)變。毫無疑問，鮮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帳也是用氈制作的，[注：《宋書》卷五九《張暢傳》，6冊，1601頁，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燾南征彭城，在城南戲馬臺立氈屋。參見《宋書》卷四六《張邵傳》從子暢附，5冊，1397頁（此卷重出）。]但是在百子帳由鮮卑人傳入內(nèi)地，并演變?yōu)椴紟��?shù)百年之后，到中唐又轉(zhuǎn)而變?yōu)闅謳�，這種轉(zhuǎn)變顯然不能簡單地用“元魏穹廬之制”來解釋。從唐朝的具體情況分析，這種變動與唐代胡風盛行的有直接關(guān)系，具體說是受到了突厥風俗的直接影響。?
　　突厥文化對中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此僅就與氈帳有關(guān)者略作探討。早在南北朝后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齊境內(nèi)，在北周京師享受優(yōu)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數(shù)”。[54]隨著突厥與內(nèi)地政權(quán)間交往的開展，突厥以“穹廬氈帳”為特點的居室文化也對中原農(nóng)耕區(qū)產(chǎn)生了影響。大業(yè)三年(607)隋煬帝北巡突厥，“欲夸戎狄，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坐數(shù)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盵55]所謂“千人氈帳”，一直是北方游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雖然不能說煬帝“大帳”形制必出于突厥，但他為夸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帳”與突厥“氈帳”間的密切關(guān)系是顯而易見的。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唐滅突厥之后，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內(nèi)地，“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shù)千家�！盵57]突厥人的南下，將他們的生活習(xí)俗，包括居室文化帶入了內(nèi)地。突厥可汗頡利在長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內(nèi)，“頡利不室處，常設(shè)穹廬廷中，久郁郁不自憀，與家人悲泣相下，狀貌羸省。”[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門街之東，第六橫街之此，從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內(nèi)都張設(shè)起了突厥氈帳，則毫無疑問，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區(qū)搭置的氈帳必定也不在少數(shù)。?
　　流風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對唐朝皇室的生活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響，并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極力模仿突厥生活習(xí)俗：

　　(太子)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發(fā)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shè)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于地，眾悉號哭，跨馬環(huán)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shù)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后解發(fā)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shè)，不居人后矣。[60]

　　由帝位繼承人張施在皇宮里的氈帳，可以作為突厥居室文化對唐人生活發(fā)生巨大影響的典型個案，同時也為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內(nèi)的氈帳提供了有力的旁證。?
　　文化的傳播與影響，是一個非常復(fù)雜的過程。從北魏到唐代數(shù)百年間，由鮮卑人帶入內(nèi)地的氈帳經(jīng)歷了曲折的演變過程：覆蓋材料由氈而布，又由布而氈；使用范圍由日常居室變?yōu)閼c典場所，再由慶典場所變?yōu)槿粘＞邮?雖然只有特殊個例)；最終因為無法適應(yīng)內(nèi)地的經(jīng)濟生活和氣候環(huán)境而逐漸消失。在氈帳流行于內(nèi)地的過程中，既有淵源于鮮卑早期的習(xí)俗，同時又有突厥游牧文化的巨大影響，充分表明了文化傳播的復(fù)雜性。?
　　一旦某種社會風氣形成之后，被這種風氣左右的人們就會做出許多違情背理的事情，他們的這種作為，也根本無法用常理來解釋。稍具牧區(qū)生活經(jīng)驗的人都知道，居住氈帳遠不是一件舒服愜意的事，雖然白居易描述氈帳生活如“有韻之記”，但由于注入了對氈帳生活的強烈的情感，所以詩人筆下的氈帳具有濃厚的理想色彩。氈帳固然有防風保暖的優(yōu)點，但是這種優(yōu)點只是相對于露宿野處而言的，是長期過著游牧生活的人們的無法之法，與土木結(jié)構(gòu)的民居相比，氈帳的這些優(yōu)點恰恰就成了它最突出的弱點。應(yīng)該說，北魏時隨著鮮卑人的地著化，氈帳居室功能被房屋取代，氈帳本身演變?yōu)橐约徔椘窞椴牧系膽c典用具，屬于事理之必然；而唐代搭設(shè)在皇宮及庭院里的氈帳則是對事物正常發(fā)展規(guī)律的反動，詩人長期棄室屋而居氈帳，對這種都市中氈帳生活的欣賞態(tài)度，更是違背了情理之常。但這種反動和背理，卻正是反映唐朝“胡風”盛極一時的絕好材料。

注釋：

[1] 有關(guān)唐代胡風的研究主要參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lián)書店，1957)，第1-116頁；〔美〕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5)，第13-66頁。
[2] 謝弗曾簡略地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沒有進行專門討論，見《唐代的外來文明》，第49頁。
[3] 引文據(jù)朱金城《白居易集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簡稱《箋�！�。年代順序從《箋�！罚�不另注。
[4] 《箋校》卷二一格詩歌行雜體，第3冊，第1455-56頁。時60歲，在洛陽，任河南尹。又，此詩《箋校》附錄三《白居易年譜簡編》，第6冊，第4040-41頁太和五年未收。
[5] 《箋校》卷二六律詩，第3冊，第1865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6] 《箋�！肪矶�六律詩，第3冊，第1867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7] 《箋�！肪矶�七律詩，第3冊，第1911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又，《箋�！犯戒浫�《白居易年譜簡編》，第6冊，第4040頁系此詩于太和五年(831)下，此姑從正文。
[8] 《箋�！肪矶�八律詩，第4冊，第1989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又，《箋�！犯戒浫�《白居易年譜簡編》，第6冊，第4041-42頁太和六年未收。
[9] 《箋�！肪矶�八律詩，第4冊，第1994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10] “施張百子弮”下自注云：“司馬遷書云‘張空弮’”。末句下注云：“王子敬語偷兒云：‘青氈我家舊物’�！薄豆{�！肪砣�一律詩，第4冊，第2134-35頁。今按：王家舊物云云，可參見《晉書》卷八○《王羲之傳》，7冊，2105頁。作此詩時62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
[11] 《箋校》，外集卷上，詩文補遺一，詩詞一，第6冊，第3832頁。時63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
[12] 《箋�！肪砣�○格詩，第4冊，第2059頁。時63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
[13] 《箋�！肪砣�二律詩，第4冊，第2230頁。時64歲，在洛陽，任太子少傅分司。
[14] 《箋�！肪砣�四律詩，第4冊，第2331頁。時67歲，在洛陽，任太子少傅分司。
[15] 《箋�！肪砣�四律詩，第4冊，第2373頁。時67歲，在洛陽，太子少傅分司。
[16] 《箋�！肪砣�七律詩，第4冊，第2578頁。時75歲，在洛陽，刑部尚書致仕。
[17] 《箋�！吠饧�卷下，詩文補遺三，文，第6冊，第3941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18] 《箋校》卷三五律詩，第4冊，第2386頁《病中詩十五首》序云：“開成己未歲(839)，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風痹之疾�！�
[19] 宋大昌的傳記見《宋史》(中華書局，1985)卷四三二《儒林傳》三，第37冊，第12858-61頁。
[20] 《演繁錄》卷一三“百子帳”條，《考古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2)第181-2頁。
[21] 《魏書》(中華書局，1974)卷一三《皇后列傳》獻明皇后，第2冊，第324頁載，獻明后為避仇，“匿神車中三日”，得免。《通鑒》(中華書局，1976)卷一○六晉武帝太元十年條，第7冊，第3350-51頁亦載此事，“胡注”云：“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于車中而嚴事之，因謂之神車�！�?
[22] 《酉陽雜俎》(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前集卷四，第45頁。又，在突厥人之前，爾朱榮的屬部劉靈助也曾“刻氈為人象，畫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币姟段簳�》卷九一《術(shù)藝》劉靈助，6冊，1959頁。
[23]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五，4冊，1338頁：“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索隱”稱：“鄒云一作‘弓閭’《天文志》‘弓’字，音弓。蓋以氈為閭，崇穹然。又，宋均云‘穹，獸名’，亦異說也�！�
[24] 《史記》卷一四《匈奴傳》，10冊，2901頁，“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
[25] 《漢書》(中華書局，1983)卷九四上《匈奴傳》上，第11冊，第3760，3772頁。?
[26]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烏孫，第12冊，第3903頁。
[27] 《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卷三○《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第3冊，第832頁“裴注”引《魏書》論東胡烏丸習(xí)俗。同卷，第836頁“裴注”引《魏書》中說“鮮卑亦東胡之余也(中略)，其言語、習(xí)俗與烏丸同。”
[28] 《南齊書》(中華書局，1983)卷五九《芮芮虜傳》，第3冊，第1023頁。芮芮是柔然的異稱。
[29] 《北史》(中華書局，1983)卷九八《高車傳》，第10冊，第3271頁。
[30] 《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卷一九九下《北狄》奚國，第16冊，第5354頁。?
[31] 《晉書》(中華書局，1982)卷九七《四夷傳》西戎吐谷渾，第8冊，第2537頁。?
[32] 《隋書》(中華書局，1982)卷八四《北狄傳》突厥，第6冊，第1864頁。
[33] 《后漢書》(中華書局，1982)卷八六《西域傳》，第10冊，第2928，2929頁。?
[34]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第16冊，第5220頁。
[35]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第11冊，第3760，3773頁。
[36] 關(guān)于游牧民族氈帳的三種分類及論證，請見王子今譯，〔日〕江上波夫《匈奴的住所》，《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103-114頁。
[37]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第1冊，第71頁。
[38] 《全唐文》(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卷二八一薛登《請止四夷入侍疏》，第3冊，第2854頁。
[39] 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卷一，第43頁。
[40] 道宣《釋迦方志》(范祥雍點校，中華書局，1983)卷上，第12頁。
[41] 《宋史》卷四四一《文苑傳》三許鉉，第37冊，第13045-46頁。
[42] 《演繁錄》卷一三“毛裘”，《考古編》第180頁。
[43]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第3冊，第992頁。
[44]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第10冊，第3260頁。
[45] 《南齊書》卷五九《河南傳》，3冊，1027頁�！读簳�》(中華書局，1992)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第3冊，第810頁謂百子帳“即穹廬也”。
[46] 據(jù)《酉陽雜俎》續(xù)集卷四貶誤，第241頁轉(zhuǎn)引�！队详栯s俎》前集卷一禮異，第7頁所述北朝婚禮與此同。“聘北道里記”，《酉陽雜俎》作“聘北道記”，此從《隋書》卷三三《經(jīng)籍志》二地理，第4冊，第986頁。江德藻，見《陳書》(中華書局，1992)卷三四《文苑傳》，第2冊，第456-7頁。據(jù)本傳“�？庇洝薄舶恕�，出使時間應(yīng)在天嘉二年。
[47] 青廬，又見于敦煌寫本吉兇書儀，參見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儀》，《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1)，第245-260頁。?
[48] 本段顏真卿奏議原文見下引《唐會要》(中華書局影印，1990)卷八三，此處宋大昌理解為障車、卻扇、花燭之禮等，顏真卿皆“請遵用不廢”，《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第252頁則認為，“據(jù)《唐會要》八三，顏真卿為禮儀使曾‘請停障車、下婿及卻扇詩等。’看來卻扇是唐代流行而未被承認的民間習(xí)俗。”并在注解中謂，《封氏聞見記》“奏”字下脫“�！弊�。兩種理解正好完全相反。關(guān)于這個問題還可參見下文引《封氏聞見記》。
[49] 關(guān)于封演，請參見《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87)卷一二○子部雜家類四，下冊，第1033頁“提要”的介紹。
[50] 《封氏聞見記》(乾隆五十七年江寧劉文奎刻版)卷五，第5頁。
[51] 《唐會要》卷八三嫁娶，下冊，第1530頁。參見《通典》(中華書局，1984)卷五八，第337頁。
[52] 《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七函，第一○冊，卷四七八，下冊，第1212頁。
[53] 參見《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傳》云安公主，12冊，3666頁�！短茣�要》卷六，上冊，第65頁誤作“云陽公主”。
[54] 《周書》卷五○《異域傳》下突厥，第3冊，第911頁。
[55] 《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第6冊，第1588頁。參見《資治通鑒》卷一八○煬帝大業(yè)三年，第12冊，第5632頁。
[56] 參見洪邁《容齋四筆》卷八“南舟北渡”，《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2)，第732頁。
[57]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第16冊，第5163頁。
[58] 《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第19冊，第6036。
[59] 見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方嚴點校，中華書局，1985)卷一西京皇城，第14頁。
[60] 《資治通鑒》卷一九六貞觀十七年，第13冊，第6189-90頁。參見《舊唐書》卷七六《太子諸子》，恒山王承乾，第8冊，第2648頁；《新唐書》卷八○《太宗諸子傳》常山愍王承乾，第12冊，第35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