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和研究的深入，地下出土的文物及古文字資料在上古三代諸多領(lǐng)域析研究中起到了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材料之一就是青銅樂器及銘文。不但上古的音樂狀況及其發(fā)展水平，我們從中得到了真實具體甚至是始料未及的認識，就連研究當時的歷史、政治、科技、禮制、曆法、文字等等，也都離不開這些材料。它們或與文獻合證，或補其所缺，或糾其所誤，顯示出極爲重要的科研價值。比如1978年湖北隨縣65件曾侯乙編鐘的出土，不但震撼了國人，也震撼了全世界。美國紐約大學(xué)的麥克倫教授曾這樣評價道：“如果曾侯乙鍾爲其同代希臘人希羅多德所知，我們可能早已聽說到它們並視其爲古代世界第八奇跡。今天通過中國的報告所表露出的民族自豪與喜悅完全是應(yīng)該的，現(xiàn)今中國人知道了他們的祖先在西元前5世紀時在音樂才能方面已達到了如何驚人的程度，而且我們的世界教導(dǎo)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是無法與這一成就相比的。” [1] 二十年來，海內(nèi)外諸多領(lǐng)域的專家學(xué)者從各個角度對它們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就。新近西周晉侯蘇鍾、楚公逆鍾、戎生編鐘、春秋子犯鍾的出土，又如同給學(xué)術(shù)界注入幾針“興奮劑”，不但銘文本身涉及的時、地人、事引起熱烈的討論，一些長期懸而未決或聚訟不已的難題，如月相詞語的解釋、西周的曆法與紀年、鍾鎛的編懸與使用制度等等，都因此而帶來了新的解決契機，其中晉侯蘇鍾還被剛剛結(jié)項的國家“九五”重大科研專案——“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爲研究的專題。又據(jù)報道，96-97年在河南新鄭鄭韓故城出土了青銅鍾  200多件 [2] ，這是迄今爲止青銅樂器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一批，惜未發(fā)現(xiàn)銘文，其全部資料也還有待發(fā)表。最近又有關(guān)於山東濟南洛莊出土大量保存十分完好的編鐘編磬的報道 [3] 。毫無疑問，這些材料對研究當時編鐘的編懸與禮樂制度必有很大的補益。由此可見，青銅樂器，特別是其中的編鐘，的確是近年來中國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的熱門話題。

無庸置疑，青銅樂器的功用是用來敲擊發(fā)音以娛人樂神，要奏出和諧悅耳的樂音必須有一定的音階和樂律。照理說樂器銘文應(yīng)該主要是這方面的內(nèi)容，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迄今所見的五百多件有銘青銅樂器中，除曾侯乙編鐘外，絕大多數(shù)銘文都無關(guān)乎樂律，而與鼎簋盤匜等禮器上的銘文一樣，記載著統(tǒng)治階級生活中各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諸如祭祀、征伐、賞賜、策命、宴樂、婚媾等等。象上舉子犯鍾、晉侯蘇鍾等樂器與其說是爲了演奏而鑄造，不如說是爲了記載他們的業(yè)績和榮耀使能“明著之後世”而鑄造。其原因可能是兩周時期實行嚴格的禮樂制度，不同等級、地位的人在擁有青銅樂器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上有明顯的差異（青銅禮器也同樣），如文獻所說“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實物的出土情況也證實了這一點。 [4] 因此，青銅樂器在被賞賜或自鑄之後，它給擁有者增光添彩、擡高身價等象徵意義可能遠遠超過了可以演奏的實用意義，於是鑄銘也就側(cè)重於能夠光宗耀祖、傳育子孫的內(nèi)容。這一點也正是先王制禮作樂的目的，如《禮記·樂記》所說：“是故先王之制禮作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歸根到底，“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5] 。”

爲了對兩周青銅樂器銘文的出土時間、地點、數(shù)量及其著錄情況有一個具體清晰的瞭解，我們把目前爲止所見的傳世和新出有銘青銅樂器作了全面的清理和統(tǒng)計，得出如下幾個資料：傳世和新出的有銘青銅樂器共543件（《殷周金文集成》第二冊所收359-415號殷商時期僅有族氏符號的56件鐃、鈴等樂器，未統(tǒng)計在內(nèi)），其中206件爲傳世或建國以前出土的，337件爲建國後新出的。共有不同內(nèi)容的銘文111篇。

由於兩周青銅樂器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時間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樂器各類型之間也是如此。爲便於比較，我們按地域、時代和類型列出以下三表：

表1：有銘樂器地域分佈比較表

出土地點

出土數(shù)量

所占比例

備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