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斯諾赴延安采訪的臺前幕后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報道中國的最著名的西方記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半個多世紀以來影響巨大、長盛不衰，被認為是西方認識中國的基本讀物。紅軍由此書為世界所知，斯諾由此書而成就功名。斯諾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是此書的基石。當時，在中國的西方記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報》的愛潑斯坦(Israel Epstern，1915-2005)，合眾國際社的厄爾·利夫（Earl Leaf，1905-1980）、美國《亞洲》雜志的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 )以及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1910-1993）、德國記者罕斯·希伯（Hans Shippe, 1897-1941）等，其中不乏想去紅區(qū)探奇者，但為什么只有斯諾如愿以償？傳統(tǒng)的解釋多傾向于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殷切同情，但當時具有親共傾向的西方記者大有甚于斯諾之人，比如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史氏乃美國左翼激進記者，在上海與中共地下黨有直接聯(lián)系，亟盼采訪中共領導人，但她赴延安采訪的時間卻屈居斯諾之后（1937年1月才應中共邀請到達延安）。顯然，成就斯諾進入紅區(q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僅靠斯諾單槍匹馬一腔熱情還不夠。由于當時的復雜情況，斯諾沒有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充分交代他到紅區(qū)采訪的來龍去脈, 以至后人在這個問題上多語焉不詳，留下了不少謎團。

19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學界斯諾研究的深入發(fā)展，隨著前蘇聯(lián)國家檔案的逐漸解密，上述脈絡逐漸清晰起來。本文在梳理近年來斯諾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從三個方面詮釋斯諾成功進入紅區(qū)采訪的原因。
一、 斯諾采訪紅軍的主觀情形和經濟處境
斯諾1928年到中國，先后在上海、北京以寫稿、教書謀生，其間與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大量接觸，逐漸同情中國革命，產生了向世界揭示紅軍的欲望，此類論述甚多，不一而足，以下是一個較典型的對斯諾去紅區(qū)采訪的解釋：
在中國居�。纺曛�后的斯諾感到沒有很好地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不了解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極大的憾事。外界關于中共和紅軍的離奇?zhèn)髡f令他大為迷惑，喜歡冒險、堅持眼見為實的信念的斯諾決定親自到紅區(qū)看一看，他想法設法開始打聽到去紅區(qū)的途徑……19３６年６月在宋慶齡和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沖破國民黨的重重阻撓，來到紅色中國——陜北蘇區(qū)（蔣建農等：1999：2頁）
顯然，去紅區(qū)的采訪欲望首先出于新聞記者探奇的本能，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開篇時像屈原的“天問”一樣對紅軍提出了80多個問題，然后寫道：
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我中國西北出現(xiàn)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這后來終于成為導致蔣介石總司令被扣的驚人事件，扭轉了中國歷史的潮流。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時，了解到我可能有辦法進入紅區(qū)。這需要我立即動身，機會千載難逢，不能錯過，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已經持續(xù)了9年的新聞封鎖……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zhàn)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探明事情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fā)現(xiàn)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lián)系，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保ㄋ怪Z:1979:6）
冒險精神在斯諾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美國學者勃納德·托瑪斯（S.Banard Thomas）將其研究斯諾的著作命名為《冒險的歲月》并不奇怪。斯諾年輕時在紐約曾炒過股，漂洋過海時曾混過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經濟困窘時曾賭馬贏過1000美元從而轉危為安，（Hamilton：1988：11.14.&50）這些都能體現(xiàn)斯諾的冒險性格。
1990年代美國的研究者根據(jù)斯諾的日記和書信發(fā)掘了促使斯諾去紅區(qū)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經濟上的壓力：1933年，斯諾夫婦輾轉來到北平，情況似乎還是不錯的，據(jù)其日記可知：“在北平，一個新聞記者可以過得像一個銀行董事長那樣闊綽，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諾夫婦住四合院，僅主人房就有6間之多，還有仆人、廚師、花匠、人力車夫，每年大約花1000多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諾仍然感到生活拮據(jù)。（托瑪斯：1999：131-133）也許是因為斯諾對金錢有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歲前發(fā)財致富，30歲后潛心寫作，他的一生中一直為金錢和寫作雙豐收奮斗。（托瑪斯：1999：26）
研究斯諾的美國學者漢密爾頓（John Maxwell Hamilton）發(fā)現(xiàn)：美國的經濟蕭條直接影響了新聞聯(lián)社（Consolidated Press）的財政收入, 令斯諾的自在生活受到威脅。1933年新聞聯(lián)社開始減少斯諾的薪水，到年底就干脆辭退他了。在以后的幾個月中，斯諾向《紐約先驅論壇報》、《芝加哥日報》和其他美國報紙多次寫信詢問受聘記者的可能性但均未成功。（Hamilton：1988：50）

   
1936：斯諾赴延安采訪的臺前幕后 　
勃納德·托瑪斯認為：
從更世俗的意義上看來，斯諾是個必須以工作謀生的記者，他確實一直在忙于財務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要完成一本書，而《紅星照耀中國》，除了其他屬性外還應是一本旅游書，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書，是他一直想寫的那種書。（托瑪斯，1999：161）
1935年4月，斯諾寫信給友人說：“這一年過得很快樂，但經濟上很緊張，尤其是當美元貶值時”。（托瑪斯：1999：135）
斯諾當時給許多美國媒體供稿，比如，美聯(lián)社、新聞聯(lián)社、《星期六晚郵報》、《紐約太陽報》、《倫敦每日新聞報》等，并以稿費為主要生活來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得到的稿費就達25萬美元（托瑪斯：1999：132）。
順便提一句，斯諾去紅區(qū)采訪不是沒有猶豫的，根據(jù)斯諾前夫人海倫·斯諾的回憶，正當斯諾躊躇不決時，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動，她說：“絕對沒錯，你必須去一趟”。（海倫·斯諾：1986：194）
二、出版商的推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戰(zhàn)場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英美的通訊社和出版商一度將中國看成是熱點，特別對神秘的中國工農紅軍感興趣。幾乎在斯諾考慮采訪紅區(qū)的同時（甚至可能還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斷要求活躍的斯諾去嘗試采訪紅區(qū)，1932年，斯諾曾對他的出版代理說自己準備從上海的紅色分子那里弄張訪問中國蘇維埃的護照，他說“我?guī)缀跻�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時刻我聯(lián)系的共產黨人對我產生了懷疑，他失蹤了，我也再沒法和他聯(lián)系�！保℉amilton：1988：63）。1932年斯諾寫完《遠東前線》一書后，開始認真考慮訪問紅色根據(jù)地的時間。1933年，出版商哈利遜·史密斯(Harrison Smith)寫信給斯諾，談到書市的某些現(xiàn)象時寫道：“中國題材在這里似乎只有小說才有銷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寫出一部引人入勝的非小說（為何不該是你），那奇怪的禁區(qū)就會被打破�！辈痪檬访芩购凸�斯公司（Smith&Haas）預付斯諾750美金斯諾，約他在1934年底前寫一本關于紅色中國或其他主題的書。（Hamilton：1988：60。）而斯諾立即“很高興地收下來”，并保證到年底完成初稿。（托瑪斯：1990：135）
論文1936：斯諾赴延安采訪的臺前幕后來自

出版商推動斯諾去紅區(qū)采訪這一點也得到了某些中國研究者的認同，武際良指出：
1934年，美國出版商哈里遜·史密斯曾經提議同斯諾簽定一項合同，并預付稿費７５０美元，要他寫一本關于紅色中國的書……1935年《英國每日先驅報》也建議資助他作一次旅行，以獲得關于紅色中國的真相”。１９３６年，張學良與共產黨合作，西安到延安的道路解禁，斯諾放下手里正在寫的書，將要去紅區(qū)作旅行的想法告訴了《紐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得到支持，后者還負擔他此行的全部費用，成功后有獎金，蘭登出版社也向他約稿，并預付了少量稿費。（武際良：1992：１５２）
去紅區(qū)前，斯諾在給出版商的一封絕密信件中說：“我明天將去紅色中國會見毛澤東，我將旅行、拍照，寫我喜歡的東西。假如我達到目的，那將是世界大事�！保℉amilton：1988：69）
顯然，在出版商的推動下，斯諾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盡管他與出版社的合同嚴重脫期——直到1937年秋冬之季《紅星照耀中國》才問世。斯諾陜北之行的全部費用1000美元都由報社報銷（托瑪斯：1990：135）。斯諾交稿時將書名定為《我到了紅色中國》，《紅星照耀中國》的名字是出版商改定的，由此可見出版界在斯諾成名前后擔任的重要角色。（托瑪斯：1990：161）
三、中共對外宣傳的急需和毛澤東的親自安排
前面提到過，當時在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至少有2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想去延安采訪，但為什么成功者是斯諾？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認為此事出于偶然：
《西行漫記》之所以成為一部斯諾名著，是因為它的成書恰逢其時。當時，埃德加-斯諾正年屆而立且在中國度過了七年的記者生涯。1936年，中國共產黨剛剛勝利地完成了他們從中國東南到西北的大撤退，并著手于他們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戰(zhàn)略。正當他們欲把其戰(zhàn)斗歷程公之于世的時候，恰逢斯諾這位外國記者來華，而他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今天，本書的讀者應注意到上述因素的偶合。（費正清“引言”，見斯諾《紅星照耀中國》，1992）
傳統(tǒng)研究認為斯諾訪問紅區(qū)的關鍵人物有兩個人：一個是中共地下黨員俞啟威（黃敬），一個是宋慶齡。斯諾自己說：
……到1936年6月，我聽到了中國西北出現(xiàn)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揮剿總的張學良元帥，與共產黨達成秘密的停戰(zhàn)協(xié)議。一位朋友告訴我，在他的幫助下，有可能到陜北和甘肅省去旅行一次，當時紅軍主力正由全國各地向那里集中。 我去到上海，再次見到了孫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不久，在1936年春季，宋慶齡很快做了安排。（Lois W Snow:198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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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俞啟威。根據(jù)漢密爾頓的研究，1936年3月俞啟威曾答應幫助斯諾聯(lián)系去紅區(qū)采訪，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諾5月去上海找宋慶齡、魯迅、艾黎和史沫特來等人，希望得到訪問紅色根據(jù)地的機會。此舉還引起史沫特來的不快，因為她也想去延安。斯諾回到北京后，徐冰給了他一封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一般認為斯諾紅區(qū)之行俞起了很大作用，漢密爾頓指出：“……從共產黨的觀點看，一個記者的訪問會有特殊作用，可以宣傳共產黨是值得大眾支持的抗戰(zhàn)力量……”。漢密爾頓認為之所以選擇斯諾，是斯諾的“國籍、他的社會聯(lián)系和他的獨立性格”使然：
中國記者得不到治外法權的保障，如果找英國、法國或德國記者，他們國家的治外特權已經給他們帶來極壞的名聲。如果找俄國記者則會引起各國的懷疑……只有找美國記者，其中斯諾是最理想的。史沫特萊與中國的左翼聯(lián)系過于密切，容易有黨派的嫌疑。斯諾比較中立。（Hamilton：1988：69）
勃納德·托瑪斯認為，斯諾在其著述中強調了在去紅區(qū)采訪過程中孫夫人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俞啟威。當時，國際共運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在上海的住所有秘密電臺可與紅軍聯(lián)絡，當時有人請求找一個誠實的西方記者和一個西方培訓的醫(yī)生去延安。孫夫人當時問斯諾是否能去，斯諾答應了。（托瑪斯：1999：１６１）

是什么人發(fā)出的請求呢？1992年，武際良指出：
……他（斯諾）立即提出去紅區(qū)采訪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和周從陜北來信要她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國記者和醫(yī)生到蘇區(qū)考察，以便爭取國際上了解中國的抗日主張。（武際良：1992年：１５４）
傳統(tǒng)的說法傾向于斯諾主動要求采訪紅軍，但武際良的這段話顯然表明請斯諾赴紅區(qū)采訪是出于紅軍高層領導的要求和安排，是一種策劃的結果。然而，由于這種說法沒有顯示出足夠的證據(jù)，在學界一直形只影單，直到最近才得到海外研究者的呼應——2005年，英國倫敦大學的Chang & Halliday的研究披露，毛澤東是決定斯諾進入紅區(qū)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紅軍]與斯諾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 毛曾經讓上海的地下黨找一個能發(fā)表作品的外國記者和一個醫(yī)生。經過慎重考慮，毛邀請了斯諾，因為斯諾具備多方面條件：他是一個美國人；他為具有影響的《星期六晚郵報》和《紐約先鋒論壇報》寫稿；并具有同情心。斯諾1936年7月進入紅區(qū)，同行的還有黎巴嫩裔美國人馬海德醫(yī)生(George Hatern)，他的藥箱里裝了許多機密文件…… （Chang & Halliday,2005：198-99）
以往的很多研究曾指出斯諾進入紅區(qū)采訪是毛澤東批復的，比如王正合編選的資料表明“1933年出版商哈利遜·史密斯寫信給斯諾，建議他訪問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色根據(jù)地，并預付750元定金。得到定金后他（斯諾）去燕京大學找熟人, 共產黨員俞啟威和徐冰幫他開了一封介紹信。中共華北局負責人劉少奇委托柯慶施用隱型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王正和：2001：192-194）然而，還沒有人明確提出斯諾進入紅區(qū)采訪是出于毛澤東的策劃。Chang & Halliday 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的論斷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檔案材料。（Chang & Halliday,2005：769）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發(fā)表后，其影響達到甚至超過了中共的預期，在中國和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紅軍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樹立起來了，一批批年輕人從各地開赴延安。毛澤東后來說：“斯諾著作的功勞可與大禹治水相比”。（Chang & Halliday,2005：198-199）
結論
關于斯諾的陜北之行還有更多的猜測，比如一些人認為，共產國際曾直接插手，１９３６年斯諾曾把北大教授俄國流亡者謝爾蓋·波列沃伊看作是紅區(qū)可能的中間人，因后者與中共和共產國際都有聯(lián)系；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在有關長征的著作中也推測共產國際曾建議中國紅軍應建立國際聯(lián)系，這個建議可能為中共邀請斯諾訪問鋪平了道路。（托瑪斯：1999：１６１）
顯然，促成斯諾1936年的陜北之行的原因是綜合的、多方面的，研究者不能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面。隨著更多史料的發(fā)現(xiàn)，對斯諾與中國革命關系之研究必將更加豐滿。 （作者系山東大學（威海）環(huán)境新聞與國際傳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要參考文獻：
1 John Maxwell Hamilton (1988),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 Jung Chang & Jon Halliday(2005),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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