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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史之學與文史之學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jīng)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fā)展。提出了如下的觀 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jīng)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史 學從經(jīng)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jīng)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 的聯(lián)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 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fā)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 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shù)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 慮，在注意學術(shù)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shù)發(fā)展的連續(xù)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jīng)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fā)展, 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shù)量都大大增加了�！端鍟そ�(jīng)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shù)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jīng)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jīng)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fā)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fā)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jù)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jīng)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jīng)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端鍟そ�(jīng)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zhì)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jīng)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jīng)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 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shù)量確實大增, 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jīng)與史的區(qū)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度龂尽肪�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jīng)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jù)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jīng)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jīng)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jīng)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段倪x》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jīng)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jīng)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jīng)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jīng)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jīng)史",邵續(xù)"博覽經(jīng)史",王珣"經(jīng)史明徹"等等。[3] 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jīng)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jīng)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jīng)紀傳,補續(xù)《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jīng)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jīng)史之實而無經(jīng)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jīng)與史的區(qū)別尚不明確。[4] 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jīng)史"一詞,意味著經(jīng)與史發(fā)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jīng)與史的區(qū)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xiàn)�！稌x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豕�,博通經(jīng)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jīng),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nèi),七業(yè)俱興。 《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jīng)學祭酒,參軍續(xù)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jiān)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 藝術(shù),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jīng)學與史學的區(qū)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jīng)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shù)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jīng)史"一詞的出現(xiàn)、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jīng)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jīng)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jīng)、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yè),五經(jīng)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jīng),可也。五經(jīng)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 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jīng)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jīng)比于上古,猶為 今也。徒能說經(jīng),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jīng)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diào)。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jīng)之前"與"五經(jīng)之后",言外之意,"五經(jīng)"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jīng)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jié)h有弘文之人經(jīng)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jīng)亦史,史亦經(jīng),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jīng)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 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度龂尽肪�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jīng)俱傳。"[7]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quán)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quán)曰:"孤豈欲卿治經(jīng)為博士邪？但 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tǒng)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
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quán)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quán)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xiàn)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 經(jīng)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jīng)喪失生命力。孫權(quán)說"孤豈欲卿治經(jīng)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jīng)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jié)得失成敗的經(jīng)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 這也是在總結(jié)近代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端鍟そ�(jīng)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nèi)容。
關于史學與經(jīng)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xiàn)一個史學的高潮,原因在于經(jīng)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jīng)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jīng)學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jīng)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jīng)義,以折衷是非"。[9]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稘h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jīng)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jīng)史關系一目了然,經(jīng)學盛則史學衰,經(jīng)學衰則史學盛, 經(jīng)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jīng)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jīng)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xiàn)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度龂尽肪�1《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jīng)》。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jīng)》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chǎn),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jīng)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 呀?喜學五經(jīng)。"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jīng)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xiàn)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jīng)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xiàn)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jīng)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 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jīng)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xiàn)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jīng)書,經(jīng)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xiàn),《隋書·經(jīng)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fā)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jīng)》。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diào)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jīng)"不謀而合。經(jīng)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独m(xù)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 ,叔孫通等所草創(chuàng),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yè),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wèi)尉,平子為尚書郎、太 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 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nèi)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fā)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xù)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段脑穫鳌吩普渥智飳O,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
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xiàn)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qū)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 "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jīng)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 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jīng)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jīng)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jīng)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xiàn),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jīng)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jīng)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jīng)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jīng)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jīng),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jīng)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jīng)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jīng)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jīng)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xù)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端膸焯嵋分饕鶕�(jù)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shù)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jīng)學家的人相當多�！逗鬂h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yè),博通經(jīng)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jīng)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shù)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yè),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yè),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jīng)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丁 ≡铝睢放c《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蹲笫蟼鳌�:'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jīng)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yè)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 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jīng)。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shù)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jīng)學�！锻ǖ洹肪�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 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 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贾T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jīng)博士校定東觀五經(jīng)、諸子傳記、百家藝術(shù),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jīng)。"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jīng)紀傳,補續(xù)《漢記》。" [16] 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锻ǖ洹肪�2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 靡廊淮嬖��！端滴慕庾幀沸蛟匭沓逕涎?"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jīng)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fā)現(xiàn),兩漢小學與古文經(jīng)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jīng)本多用古文,其解經(jīng)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jīng)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
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 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 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jīng)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jù):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jù)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jīng)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jīng)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 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jīng)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shù)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jīng)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jīng)學與史學能夠聯(lián)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jīng)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diào)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jīng)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jīng)學只研究經(jīng)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nèi)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jīng)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jīng)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jīng)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今文經(jīng)學而言,就古文經(jīng)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jīng)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jīng)史關系而論,今文經(jīng)學的衰落與古文經(jīng)學的發(fā)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gòu)成史學發(fā)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jīng)史"一詞的出現(xiàn)意味著經(jīng)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jīng)史"一詞的出現(xiàn)也同樣意味著經(jīng)史仍有密切的關系, 史學對經(jīng)學、尤其是對古文經(jīng)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jīng)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zhuǎn)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shù)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jīng)學。史學對經(jīng)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jīng)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稌x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 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 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 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diào)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yè)"、"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赌鲜贰肪�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shù)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 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 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yè)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yè)十有二焉:有清節(jié)家,有法家,有術(shù)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jié)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lián)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jīng)暗示出了二者的聯(lián)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端鍟そ�(jīng)籍志》說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shù)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shù)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 。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fā)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jié)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chǎn)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zhì),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jù)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
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jīng)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 《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 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zhì)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jīng)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 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间┓稌�,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 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jīng)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fā)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diào)"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端螘肪�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fā)。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jīng)業(yè)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jīng)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 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稌x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妒勒f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yè)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 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jīng)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不過,從發(fā)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jié)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jīng)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tǒng)《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 。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qū)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额伿霞矣枴な∈缕�: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jīng)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qū)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xiàn)、《隋書·經(jīng)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jīng)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jīng)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fā)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shù)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fā)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 《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jīng)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jīng)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fā),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 《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jù)此可知,經(jīng)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qū)興起的。[28] 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xù)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nèi)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jīng)史之學在文化最發(fā)達的河南地區(qū)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fā)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shù)發(fā)生了變化�！稌x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shù)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醫(y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⒑V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
秋》、《晉 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jīng)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世說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 :"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jīng)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fā)展的文學潮流又對史學構(gòu)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zhuǎn)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读簳肪�1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jīng)術(shù);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zhì)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 "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 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shù),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 史官任用不重學術(shù)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锻ǖ洹肪�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jīng)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 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jīng)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fā)展持消極態(tài)度, 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 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 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tǒng),"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fā)展方向�！段男牡颀垺ねㄗ兤氛f:"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jīng)",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jīng)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shù)。
重文輕史的現(xiàn)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jīng)史分離不同,在經(jīng)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jīng)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zhì)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fā)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jīng)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jù)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準確地概括了學術(shù)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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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fā)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xù)編》。
[2] 《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 分見《晉書》各本傳。
[4] 《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jīng)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 《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 《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jīng)義斷事"條。
[10] 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lián)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端鍟そ�(jīng)籍志》載:"《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xù)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12]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 《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 《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 《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 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 《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 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9] 《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 《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1] 《陸士龍文集》卷8
[22] 《魏書》卷62《李彪傳》。 [23] 《史通·模擬篇》
[24]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25] 《宋書》卷69《范曄傳》
[26] 《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 《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 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 《后漢紀》序
[30] 《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 《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 《顏氏家訓·勉學篇》
[33] 《梁書》卷49《庾肩吾傳》
[34]&n
bsp;《南史》卷33《裴松之傳附裴子野傳》
[35] 《梁書》卷30《裴子野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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