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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注體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也是史學多途發(fā)展的時期�！h語言文字在多種文化的沖擊下發(fā)生了轉變，詞形、語音、詞匯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同一個詞，由于聲調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1](P213)，這就對 人們讀前朝史書增添了困難。史注家繼承前輩注史的傳統(tǒng)，吸收儒經注疏及佛經合本子 注的經驗，傳述事實，證發(fā)文意，對前代及晚近史書進行注解和闡發(fā)，除注音、釋義、 評論及發(fā)凡起例外，還講述其得失，補注其缺漏，積累了豐富的史注方法。這一時期的 史注數(shù)目很大，達30余種，1000卷；種類繁多，有注體、解體、訓體、考辨體、音義體 、集解體、自注體等體式；內容豐富，涉及紀傳體史書、歷史地理、筆記雜志等類史書��；名家輩出，注家中馳名后世與原書作者齊名的很多，甚至超過原書作者的也不乏其人 。[2](P174)史注的發(fā)達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多途發(fā)展的生動面貌，值得我們認真探 討。注體史注
注體是最為常用，并且成果眾多的一種體式�！白ⅰ钡谋疽馐怯盟源宿诒�，即灌注 、灌輸?shù)囊馑�，引申之，是以今語釋古語，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書文義艱深，必須 解釋而后明，猶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為了用淺近的語言或豐富的材料解決史書 中的疑難，為時人和后人閱讀史書提供便利，注體應運而生。注體始于西漢，成熟于東 漢，主要集中于經注。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注家借鑒經學家注經的方法注解史書， 使這一體式的史書注釋成果遠遠超過同期的經注。這一時期對紀傳體史書所作的注數(shù)量 眾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時裴松之《三國志》注，南朝梁時劉昭《后漢書》注及 《續(xù)漢書》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為《三國志》作注，他“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其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則罔不采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 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 之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盵3]裴注以補闕、備異、懲枉、論辨為主，擴大了史注的 內容和范圍，開創(chuàng)了史注的新體式，對后來的史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文帝覽后稱贊 說：“此為不朽矣。”[4]劉昭搜集各種《后漢書》及相關材料補注范曄《后漢書》及 司馬彪《續(xù)漢書》，“昭又集《后漢》同異，以注范史，世稱博悉�！盵5]清人錢大昕 說：“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xù)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于卷首特標注補 ，明非蔚宗元文也�！盵6]唐代李賢《后漢書》注出后，劉昭注逐漸散佚，只有《續(xù)漢 書》八志三十卷注尚存。從現(xiàn)存八志的注看，劉昭繼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側重對事實 的注釋，他不僅對原書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補注，而且對本注加以注釋，在保存史料、闡 明史義方面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還有南朝齊時陸澄《漢書》注，《隋書·經籍志》云：“《漢書》注一卷，齊 紫金光祿大夫陸澄撰”；南朝梁時劉孝標《漢書》注，《隋書·經籍志》云：“《漢書 》注一百四十卷，梁劉孝標撰”；南朝梁元帝《漢書》注，《南史·元帝紀》：元帝“ 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時吳均《后漢書》注，《南史·文學傳》：“均注范 曄《后漢書》九十卷”。
注體史注在編年體、國別體、歷史地理及筆記雜志等類體裁史書中也大顯身手，著名 的有三國吳韋昭《國語》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等。韋昭 《國語》注是現(xiàn)存較早的史書注本，《國語解敘》云：“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 《世本》考其源，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fā)正，三百七事。”韋昭 不僅注釋文字，還疏通大義，深得漢人注書義法，宋代宋癢《國語補音敘錄》說：“其 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名學�！北蔽汉笃卺B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經》為藍本，廣羅地 理著作及地圖，并且進行實地調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資料，撰成《水經注》40卷，將《 水經》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經過，以及歷史事跡、風土人情、山川形勝都做了生動而 翔實的記述，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清初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稱贊《水 經注》：“片言只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眲⑿藶椤妒勒f新語》作注 ，補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書達400多種，宋人高似孫《緯略》中說：“梁劉孝標注此 書，引援評確，有不言之妙……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為注書之法�！背陨先龝狻�，這一時期的注體史注還有：三國吳虞翻、唐固等的《國語》注，《三國志·虞翻傳》 云：虞翻“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于世”，《三國志·唐固傳 》：唐固“著《國語》、《公羊》、《谷梁》注”；西晉陳壽《季漢輔臣》注、摯虞《 三輔決錄》注，見《史通·補注》；西涼劉@①“注《周易》、《韓非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劉孝標《九春春秋鈔》注，見《通志略》；南朝 梁時劉彤《晉紀》注，《南史·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 》為四十卷”；東晉郭璞《山海經》注。
解體、訓體和考辨體史注
解體主于解說經籍的意蘊奧旨，或逐經籍原文作解，或通論要義�！敖狻庇薪忉�、分 析意，它與注體非常接近，韋昭《國語》注又稱“解”，韋昭有《國語解敘》。晉代孔 晁注《逸周書》，每篇題下有“解”字，如《度訓解》、《文酌解》、《武式解》等。
訓體主于釋詞，對各種詞語可釋者都加以訓釋，兼及解題、詮名、釋音、校勘等，是 用通俗的詞語去解釋難懂的詞語和句子，它與注體、解體沒有實質上的差別。這一時期 的訓體史注有南朝梁時韋棱《漢書續(xù)訓》3卷、南朝陳時姚察《漢書訓纂》30卷，南朝 陳時藏競《后漢書音訓》3卷。
考辨體以考論辨證前人說解中存在的疑難失誤為主要任務，或稱為“辨”、“考”、 “辨證”、“辨疑”、“疑問”、“志疑”、“刊誤”、“正論”、“匡名”、“正傳 ”等，這一時期的考辨體史注有：三國蜀譙周《古史考》，《三國志·譙周傳》：“撰 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余篇”，《晉書·司馬彪傳》：“初譙周 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于是作《古史考》 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 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家紀年之義，亦行于世”；晉劉寶《漢書駁義》2卷；南朝陳時姚 察《漢書定疑》2卷；顏游秦《漢書決疑》12卷；無名氏《前漢考異》1卷；項岱《漢書 敘傳》5卷；三國蜀諸葛亮《論前漢事》1卷；晉代孫盛《異同評》、晉代王濤《三國志 序評》3卷；徐眾《三國志評》、何承天《春秋前傳》10卷、《春秋前傳雜語》10卷； 晉樂資《春秋后傳》、謝沈《后漢書外傳》10卷。
音義體史注
音義體起于漢魏之際，以注《漢書》開始，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以《漢書》音義 居多。音義體以釋音為主，因此也單稱為“音”，但也兼及釋義，有些以發(fā)義為主，一 般則音義兼釋。
以標釋字音為主的史注非常盛行，出現(xiàn)了眾多注本。諸如：三國蜀諸葛亮《漢書音》1 卷、三國嵇康《春秋左氏傳音》、徐子儒《史記音》3卷、東晉徐邈《尚書音》、南朝 宋時劉顯《漢書音》2卷、南朝梁時夏侯泳《漢書音》2卷、南朝梁時鄒誕生《史記音》 3卷、
南朝梁時包愷《漢書音》12卷、北齊盧宗道《魏志音》1卷、南朝梁時韋闡《后漢 書音》2卷、北魏劉芳《后漢書音》2卷、南朝梁蕭該《后漢書音》。
以闡釋所解書籍的要義的義體也逐漸盛行起來，出現(xiàn)了許多義體注本，如南朝梁時崔 靈恩有《左氏經傳義》，《南史·儒林傳》記載，崔靈恩有“《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義十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兼注音義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國吳韋昭《漢書音義》、晉朝晉 灼《漢書音義》17卷、南朝梁時孟康《漢書音義》18卷、南朝宋時徐廣《漢書音義》13 卷、北魏崔浩《漢書音義》2卷、《漢紀音義》2卷、韋機《后漢書音義》27卷，還有曹 魏時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的《漢書》注義注音等。
集解體史注
集解是總匯各家注釋進行解說，在東晉以降廣為使用。由于注者將諸家注文加以匯聚 ，減少了人們翻尋之勞，因而很受歡迎。
集解體按其目標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為2種。一種是集眾說以作解，遍搜所解原書的所 有成就來訓解原文，又可稱為“集注”。西晉時晉灼《漢書集注》廣泛征引文獻，集眾 家之說，精下評斷，“至典午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 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盵8]與晉灼同時代的臣贊，采取類似于晉灼的注例 撰成《漢書集解音義》，“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xù)側其來，舉駁前說…… 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是其書。”[8]東晉蔡謨變化臣瓚《漢書集 解音義》將之散附于《漢書》中，“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 本�！盵8]南朝陳時姚察有《漢書集解》1卷，與上述諸注屬于同一類型。這類集解中影 響最大的是南朝宋裴ｙīｎ@②《史記集解》80卷，裴ｙīｎ@②以徐廣《史記音義》為 藍本，博采諸子百家之長，兼取先輩注書經驗，以補益《史記》，“聊以愚管，增演徐 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彌足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 ，則數(shù)家并列，以徐為本，號曰《集解》”[9]裴ｙīｎ@②對《史記》的古文奇字作了 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許多文字障礙，為讀者提供了便利�！妒酚浖狻放c唐代司馬貞《 史記索隱》、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
另一種是集比經傳為之作解，如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30卷。杜預按年將《左傳 》之文相應地附于經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釋，他在《春秋序》中說：“分經之年與傳之 年相附，此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因此，這部著作不僅集眾家之 說以釋經傳，而且逐年先列經文，后列傳文，然后闡發(fā)自己的解釋，具有很多創(chuàng)意。與 《集解》相聯(lián)系，杜預又撰《春秋釋例》15卷�！洞呵镄颉吩疲骸皠e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shù)，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 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倍呙芮信浜�，于�？�、釋義等方面都有許 多卓識。
自注體史注
自注體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種體式，是作者對其所編著史書的注釋。自注又稱 子注，始于西漢，《史記》為其權輿。章學誠說：“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于班氏諸志 ，其實史馬遷諸表已有子注矣�！盵10]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的發(fā)展，除了史學自身 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外，還與當時佛教譯經的子注盛行有關。東漢以降，佛教東漸，佛經譯 本紛紛涌現(xiàn)，為了更好地闡發(fā)經義，注經者以一種譯本作為母本，在經文中引入其它譯 本作為子注，以便于研尋，這種注經方法被稱為“合本子注體”。支愍度在《合維摩詰 經序》中說：“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為本，以(叔)闌所出為子，分章斷 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案彼讀此，足以釋乘迂之勞。”史家在作自注時 汲取了合本子注的優(yōu)點，結合前代的經驗將大量注文融入史書中，提高了自注在史書中 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為一種史書體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的表現(xiàn)形式及其在史書中的份量較漢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 成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覺行為，其成功的經驗鼓舞了后來的史家，為此后史家作自注 開啟了可資借鑒的范式。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鑒 佛經合本子注的經驗，豐富了自注的內涵，擴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圍，出現(xiàn)了多種史書自 注著作。
1.西晉司馬彪《續(xù)漢書》自注。從現(xiàn)在的八志中能夠看到司馬彪的自注文字，經過劉 昭的改造(由小字改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間。劉昭在《郡國志》注 中說：“本志唯郡縣名為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為細字，今進為大字”，《百官志》注中 說：“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
2.北魏楊ｘｕàｎ@③之《洛陽伽藍記》自注。該自注在流傳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 本來面目�！端膸烊珪偰刻嵋贩Q該書“實有自注，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 ”。清代學者顧廣圻認為“此書元有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也” [11]。
3.晉人周處《陽羨風土記》自注和常璩《華陽士女》自注�！妒吠āぱa注》曰：“周 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于章句，委曲敘事，存于細書 �！薄凹殨奔葱∽肿宰�，二書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自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自注和王劭《齊志》自注 。《史通·補注》曰：“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 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若蕭 大圜《淮海亂離志》、羊炫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 是也�！眲⒅獛字肛煷怂姆N瑣雜鄙碎異體同病，這種說法未必公允。除《洛陽伽藍記》 以外，其它三書散佚已久，我們無法窺見其自注的真實情況了，但是從劉知幾的批評中 我們可以推斷出，上述幾種自注體史注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
收稿日期：2002-10-0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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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裴ｙīｎ@②.史記集解序[M].
[10]章學誠.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M].
[11]顧廣圻.思適齋集·洛陽伽藍記·跋(卷十四)[M].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日右丙
@②原字左馬右因
@③原字左銜去钅換玄
@④原字左木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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