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文化帝國主義的幾種理論形態(tài)
冷戰(zhàn)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采取一種被西方學者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即進一步加強文化外交，全面輸出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實踐”視為“具有普遍性權威”的唯一標準，認為“凡是不順從西方、尤其是美國人權觀念的政權都是專制和非法的”（參看英國《衛(wèi)報》1994年4月4日約翰·格雷的文章：《拒不接受東方有希望的前景》）。與西方國家的文化帝國主義政策相呼應，一些西方學者紛紛提出“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后殖民主義論”，經濟、政治、文化、人權“無國界”論等各種觀點，試圖為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和擴張披上一層道德的、合法的外衣。這可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形態(tài)。現(xiàn)擇其主要的作扼要介紹。關于“歷史終結論”。美國《國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號刊登了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副司長、原蘭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紀念冷戰(zhàn)結束的文章，題為《歷史的終結》，提出了所謂的“歷史終結論”。
“歷史終結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和蘇聯(lián)不得不進行改革和西方文化處于統(tǒng)治地位等現(xiàn)象，不僅標志冷戰(zhàn)結束，更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作為歷史的終結，即今后統(tǒng)治物質世界的將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人類社會發(fā)展不會再出現(xiàn)更新的形態(tài)。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jù)是：在20世紀，西方的自由主義首先與專制主義的殘余，然后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最后與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斗爭，最終西方思想取得了勝利。這表明，有系統(tǒng)地取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可行方案已經取盡用竭，人類意識形態(tài)和統(tǒng)治形式演變，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終結并且鞏固下來，世界已進入大同狀態(tài)，即：在政治領域中享有自由民主，同時在經濟領域中容易得到錄像機和立體聲系統(tǒng)。費朗西斯·福山還進一步闡述：在西方國家，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階級問題已退居次要地位，共產主義今天在發(fā)達的西方世界的吸引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低；在亞洲，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采納并改變了傳輸?shù)饺毡镜奈鞣劫Y本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對西方自由主義在亞洲的發(fā)展與普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的改革表明，中國今天已不成為亞洲或世界的指路明燈或典范；在蘇聯(lián)，斯大林主義已經開始為自由主義所取代，蘇聯(lián)過去的制度已遭到徹底的毀滅性的批判；今后能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提出挑戰(zhàn)的，只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宗教信仰，另一種是民族主義，但它們都不能對西方自由主義構成致命的危險。
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以冷戰(zhàn)勝利者的姿態(tài)，論證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合理性”與“生命力”，并企圖把它作為“普遍真理”、“終極真理”強加給人類社會。這無疑為西方國家全面輸出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加強文化滲透與擴張，披上了一層正義的、合法的外衣，可以說是西方國家進行文化滲透與擴張的理論基石。
關于“文明沖突論”。1993年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發(fā)表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P·亨廷頓的文章，題為《文明的沖突》，認為文明的沖突將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將是文明之戰(zhàn)。這一論點的提出，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震動和廣泛的爭論。之后，亨廷頓又在同年的《外交》雜志第5期發(fā)表《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戰(zhàn)后世界的范式》，進一步闡述了“文明沖突論”，提出了冷戰(zhàn)后“指導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發(fā)展變化”的“文明范式”，以回應批評者。
“文明沖突論”的主要觀點是：①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沖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識形態(tài)和經濟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fā)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間的地理分界線，將是未來的戰(zhàn)爭線”。②“文明是文化的統(tǒng)一體”，是“最高的文化群體和范圍最大的文化認同”。文明的歷史作用比民族國家更大。未來決定世界格局的是七八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來重大的沖突都將爆發(fā)在這些不同文明間的地理分界線上。③文明之間之所以會發(fā)生沖突并成為人類社會中一切沖突之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文明差異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差異。人類歷史上最持久、最激烈的沖突都是由文明差異引起的。第二，世界愈來越小，歸屬不同體系的人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屬于不同文明的人們的交流強化了人們的文明意識，從而把可以追溯到歷史深處中的文明歧異和文明敵視引發(fā)出來。第三，全球經濟現(xiàn)代化和社會變革的進程，使人們脫離傳統(tǒng)的地域認同，也削弱了把民族國家作為認同的根源。因此，宗教以各種形式介入，填補這一空白。“宗教復興”為超越國界將文明聯(lián)合成一體的認同和作用提供了基礎。第四，文明的強化由西方的雙重角色引起。一方面，西方處于權力的頂峰，同時又出現(xiàn)西方文明大舉尋根熱潮。處于權力頂峰的西方文明面臨著非西方文明的對抗，非西方文明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想法、愿望和條件，以按照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西方與非西方文明沖突在所難免。第五，文化特征的差異較難改變，因而也就比政治經濟特征的差異較難妥協(xié)與解決。不同宗教的人比不同族群的人更為互相排斥和敵視。一個人可以擁有不同國家的血統(tǒng)，甚至同時是兩個國家的公民，但不能同時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第六，經濟區(qū)域主義日趨上升。一方面，成功的經濟區(qū)域主義將加強文明意識；另一方面，經濟區(qū)域主義只有根植于共同的文明土壤之中才能成功。文化的共同性正不斷克服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文化和宗教成為“經濟合作組織”的基礎。區(qū)域性經濟集團正在形成，這會強化文明的沖突。
亨廷頓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結論：文明沖突將在兩個層次上發(fā)生。在微觀層次，沿著文明地理分界線上相鄰的族群，為了控制領土和主宰對方而發(fā)生沖突；在宏觀層次上，不同文明的國家，為開展經濟和軍事競爭，為爭奪對國際組織和弱小的第三者的控制權，為宣傳推廣自己獨特的政治和宗教價值觀而發(fā)生沖突與斗爭。
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充滿冷戰(zhàn)勝利者的喜悅與樂觀的情緒有所不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延續(xù)了西方冷戰(zhàn)的思維，在西方的共同敵人——蘇聯(lián)解體后，不是按意識形態(tài)而是按照文明的差異來尋找潛在的對手。在亨廷頓看來，冷戰(zhàn)結束后，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對西方已不具威脅，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儒家與伊斯蘭文明必然結盟對抗西方，其潛臺詞就是，在多極化世界格局的發(fā)展中，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將成為西方的主要敵人。因此，他主張推進西方文明內部、尤其是歐洲與北美“子文明”之間的合作；將東歐和拉美融入西方文明；促進與西方文明有聯(lián)系的俄國、日本同美國的合作；抑制儒教與伊斯蘭國家的軍事擴張，并充分利用這兩大文明國家間的差異與矛盾?支持其他文明中與西方價值觀和利益相投的集團；鞏固能夠反映西方利益與價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國際組織，并推動西方國家參與這些組織。說到底，就是要以西方文明圍剿非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統(tǒng)一天下。可以說，“文明沖突論”從西方文明的對立面，為西方的文化擴張?zhí)峁┝?/p>
理論依據(jù)。這不僅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帝國主義心態(tài)，也暴露了美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鞏固世界霸權的戰(zhàn)略構想。
值得指出的是，亨廷頓是美國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圈內的“學政混合”型人物�！段拿鞯臎_突》是他在奧林戰(zhàn)略研究所關于“轉變中的防衛(wèi)環(huán)境及美國的國家利益”的課題研究報告，是典型的“策論”。這一理論盡管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包括美國國內有識之士的批評，但對西方國家的外交決策和社會輿論的影響決不能低估。
關于“后殖民主義”論。這一理論是在繼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在當今西方學術理論界興起的理論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人后裔愛德華·賽義德、印度人后裔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他們是一批生活在第一世界話語圈內并身居高位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精神貴族。
按照后殖民主義的觀點，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學的價值與傳統(tǒng)，都擁有強烈的民族優(yōu)越感。只有西方先進國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默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則被貶為邊緣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個民族都具有一種本能的“后殖民意識”，都試圖對于其他民族實施文化滲透，以求躋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后殖民能力”是由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科學技術發(fā)展水平、經濟實力所決定的。西方發(fā)達國家以其強大的科技、經濟優(yōu)勢占有了這種“后殖民特權”，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通過各種先進的傳播媒介強行“編序”于世界文化的運行機制之中，灌輸給“落后”的民族。
后殖民主義論者，雖然始終把西方國家的文化霸權作為批判對象，強烈抨擊了舊殖民主義結束后，西方文化霸權仍在制約和影響著東西方文化的不平等關系，但是，這種批判是不徹底的，不過是一種改良了的西方話語。后殖民主義論者既是西方舊殖民主義的批判者，同時又是新殖民主義理論的代言人。后殖民主義論者站在殖民主體國家的立場，借助西方思想學術的武裝，居高臨下地俯視東方，以西方文化的價值尺度衡量對東方的看法，認為只有西方發(fā)達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以及文化藝術傳統(tǒng)才顯示出天然的優(yōu)越，西方文化內涵是世界的中心和標準，除此之外的國家和民族都是劣等、愚昧、落后的，其文化也是一種遠離世界文化中心的邊緣文化。不僅東方的政治制度必須效法西方，經濟上向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看齊，甚至文化也必須通過西方話語的重新解釋，才能顯示出其固有的輝煌。賽義德在他的《東方主義》一書中寫道：“東方主義的所有一切都與東方無甚相關；東方主義之所以具有意義完全是取決于西方而不是東方本身，這種觀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種表現(xiàn)技巧，是它們使其清晰可見”。他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和帝國主義》一書中還進一步指出：“冷戰(zhàn)結束后，直接了當?shù)闹趁裰髁x業(yè)已完結，但帝國主義仍然滯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種一般的文化領域，同時也從事著整體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經濟和社會活動”。帝國主義單憑大規(guī)模的武裝入侵已經難以達到效果，因此，只有“通過文化刊物、旅行以及講演等方式逐步地贏得后殖民人民”。由此可見，由于后殖民主義者立場、觀點、方法的局限性，他們由此得出有關東方的結論，也只能是帶偏見的、扭曲的、甚至是侵略性的。后殖民主義論歸根到底是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一種文化折射。
后殖民主義論在反殖民主義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新殖民主義傾向的內在矛盾，很大程度上同后殖民主義論者的經歷有關。他們大都是具有東方血統(tǒng)的、但操持英語的一批學者。他們來自第三世界，但最終定居于西方社會，受到良好的英美式高等教育，并且在西方大學里執(zhí)教。一種典型的移民心態(tài)，使他們身在西方都對西方文化霸權深感不滿；而在挑戰(zhàn)西方文化時，卻又不能擺脫西方話語的制約和影響，并且不時地流露出他們已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種優(yōu)越感。正因為如此，其觀點也更加似是而非，為西方國家進行文化擴張和滲透提供了一個參照系。這很可能是出乎“后殖民主義”論者的意料的。
關于“無國界”論。這是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輿論界、政界的又一熱門話題�！盁o國界”論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一是宣揚“人權無國界”。它起源于西方的“人權外交”。70年代末，美國總統(tǒng)卡特當政時，“人權外交”作為一種政策被正式提出。那時，“人權外交”的目標指向，主要是拉美一些不服從美國指揮或有反美情緒的國家。在里根執(zhí)政的8年里，“人權外交”被深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道德核心”，并在美國的操縱下，人權問題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重點轉向蘇聯(lián)和東歐各國。冷戰(zhàn)結束后，在美國的指使下，人權外交成為西方國家的普遍政策，重點進一步轉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人權無國界”論也隨之提出。在第44屆聯(lián)合國大會上，一些西方國家的代表宣稱：他們保護人權的義務是沒有國界的，甚至認為迫切需要任命一名聯(lián)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設立一個國際人權法院。1991年4月，法國也提出“人道主義干涉無國界”原則。二是宣揚經濟無國界。這包括市場無國界、金融無國界、科技無國界等等。埃菲社1993年10月7日的一篇文章，介紹美國勞工部長賴克的新著《各國的勞動》，書中的一個基本論斷是“21世紀的經濟將沒有國界”，“國界在經濟上失去意義”，民族自豪感“隨之消失”，“公民們也會與自己的祖國脫離關系”。美國《商業(yè)周刊》1994年12月12日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沒有國界的金融》，稱金融無國界就是“從北向南向東流動的資本正在成為一種無處不在的政治力量”，“美元將征服一切”。三是文化、信息、電視無國界等等。美國新聞署前署長查爾斯·威克就認為，“國界已變得易于滲透了。信息可以超越國界”。
“無國界”的各種論調在西方政治和輿論界的大量出現(xiàn)，同西方國家在冷戰(zhàn)結束后新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擴張是緊密呼應的，其目的在于進一步削弱發(fā)展中國家人民的民族獨立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同時，無國界論也為西方國家進行文化滲透與擴張，干涉別國內政，提供了道德依據(jù)。
一定的理論總是來源于一定的實踐、并為一定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的。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國家出現(xiàn)的上述種種理論思潮，同急劇變化的國際關系密切聯(lián)系，反映了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新趨向，迎合了西方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和擴張的需要。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列強是通過赤裸裸的搶掠和殺戮，種族滅絕和販賣奴隸，軍事征討和土地擴張，用武力稱霸全球。即使如此，殖民主義者還要用道義上的說辭，力圖使征服成為不可推卸的責任，把征服弱小民族說成“白人的責任”、“神圣的托管”或“基督教義務”，用“西方文明的賜�！边@類口號，把向有色人種傳播西方文明偽裝成征服者的使命。二戰(zhàn)時期，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斯賓塞的社會哲學為依據(jù)，把生物學中的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的觀點應用于人類社會特別是國際關系，認為強國擁有對弱國的軍事優(yōu)勢，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它使后者注定將成為前
者的奴役對象。強國的民族是“地球上的精華”，它有權取得“陽光下的地盤”。如果強國不支配弱國，弱國試圖與強國平等，那是違反自然的。這種強盜哲學，為法西斯主義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
冷戰(zhàn)結束后，靠赤裸裸的軍事侵略來征服世界，不僅代價很大，而且很難行得通。西方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政策的核心，是全面輸出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對第三世界人民進行徹底的精神改造，由軍事征服轉變?yōu)樾撵`和精神的征服，企圖使第三世界人民心甘情愿地當西方各國的附庸。因此，西方國家大力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而“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后殖民主義論”、“無國界”論等等觀點，如同殖民主義者“基督教義務”、“西方文明的賜�！钡鹊瓤谔栆粯�，為西方國家的精神文化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合法的外衣。一切善良的人們對此應該保持清醒的認識。這里引用保加利亞《晚間新聞報》1994年5月23日題為《美國的政策與斯拉夫文化》文章中的一段話，或許對我們認識這個問題有所啟示。該文指出：
“今天，斯拉夫文化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艱難的時刻。它正經受著政治、經濟和道德觀念的影響，這些影響侵蝕著世世代代的文化聯(lián)系和淵源流長的傳統(tǒng)，使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敵視合法化，將另一種生存觀和另一種價值觀納入了我們的精神范疇”。
“由于美國成為不流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者，美國人便連續(xù)地對斯拉夫各國人民的政治、新聞、出版和藝術創(chuàng)造事業(yè)施加影響，以改變他們的文化。美國人的目的是將代表美國生活方式的文化準則強加給斯拉夫人民”。
“應當看看美國的帝國思維方式。眾所周知，任何帝國為了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總是極力對土著居民實行同化、割斷他們的根源，以便暢行無阻地實現(xiàn)自己的總的全球利益。一個帝國總是要控制當?shù)匚幕幕靖軛U”。
“這種通過洗腦來改變群眾思維方式的進程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它主要對年輕一代施加影響，使之從思想上脫離斯拉夫人大家庭的屬性”。
這對文化帝國主義是多么深刻的揭露！令人警醒。
【文化帝國主義的幾種理論形態(tài)】相關文章：
文化本體與文化形態(tài)08-06
全球化、文化認同與文化帝國主義08-06
大眾文化·文化殖民·媒介帝國主義08-05
漢唐文化與藝術理論論文08-05
文化與現(xiàn)代化文化帝國主義:一種現(xiàn)代化語境分析08-06
根的形態(tài)08-17
股市新文化理論初探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