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烏托邦的地球村——文化全球化反思

 
     摘　要:文化的全球化問題始終伴隨著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化的矛盾,對人們的有關認識加以反思,說明了均質化的文化全球化是個文化烏托邦的地球村,是世界文化的災難。溝通和對話,和而不同才應是世界文化發(fā)展的方向。事實證明,無論是被列為文化均質化例證的大眾文化,還是文化民族性的堅固“堡壘”語言,都在全球化與民族化兩方面此長彼進。
     關鍵詞:民族性;　全球化;　均質化
    
     自20世紀80年代起,全球化已成為無法避免的話題,甚至成為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以至于“反對全球化就像抱怨糟糕的天氣一樣沒有意義”[1]。當身處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時,人們發(fā)現文化是一個未被開發(fā)的領域,于是,文化全球化成了全球化研究的新熱點。全球化本身尚是一個有待于實現其自身的指涉物,因此,在何種意義上使用文化全球化就顯得尤為關鍵,以跨文化的視界即站在不同文化傳統之間進行交流和對話的立場上理解其發(fā)展趨勢,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化之間的矛盾就必然是探討文化全球化無法回避的問題。民族文化的當代代表——大眾文化全球化趨勢相對明顯,而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堅固“堡壘”語言來說,保持其民族性和世界語種的多樣化、豐富性才是發(fā)展方向。雖然,世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均質化具體地說就是美國化的威脅,甚至一些民族文化因被霸權文化排斥、擠壓而邊緣化,但解決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化的矛盾不應是前者屈從于后者的全球文化均質化,這種均質化的全球化前景是文化烏托邦的地球村,是人類文明的災難。對此加以反思是為了不同傳統的文化間更好地交流對話,以形成共同繁榮的全球文化。
     一
     在不很遙遠的將來,民族國家是否會在全球化對民族國家觀念的沖擊下消亡?這是探討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化矛盾首先要解決的前提。如果世界能夠“化”為沒有民族之分的所謂全球性社會,那么,民族性與全球化的矛盾也就無從談起。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民族和國家不僅不會消亡和受到削弱,相反還可能得到強化。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民族國家界限,各種全球性組織也越來越在國際事務甚至各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民族國家仍不會失去存在的價值。全球化的確造成了對民族國家的沖擊,傳統的民族國家概念可能需要加以修正,但就世界范圍而言,民族國家的觀念和意識仍占主導地位,國家主權觀念仍廣泛存在,這一點可以從冷戰(zhàn)后世界沖突主要是民族的、種族的和宗教的沖突方面就可見一斑�！�9•11事件”帶給世界的沖擊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以看作是以極端暴力的恐怖形式將不同信仰民族間的對抗性矛盾展現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盡管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經濟組織要求民族國家讓渡部分治權,但在國家主權不可侵犯的觀念指導下,治權的出讓必須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范圍內。所以,民族國家的存在仍有其現實需要,民族國家的職能也不可能被全球性組織所取代。同時,由于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民族國家的安全產生沖突,所以,政府管理的地位反而更加突出,從而給民族國家的政府提出了不斷完善和強化管理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民族國家仍有建設自己民族文化的強烈訴求。國際間不僅繼續(xù)存在著領土主權爭端,而且沒有哪個民族、哪個國家甘愿在文化上居于邊緣地位,都在努力爭取道德、宗教等文化方面的發(fā)展和權利,爭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均質化論者以文化總是從強勢一方流向弱勢一方為由,抹殺弱勢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發(fā)展從來都是不同文化之間沖突交融的結果,凡是缺乏與外界交流的文化最終都變成了僵死的文化。信息溝通遠不及今天的古代是如此,被現代交通和通訊技術緊密聯系的今天更是不可避免地經常發(fā)生文化間的碰撞與交流。所以,文化的純潔性是相對的,而開放和交流才是絕對的。認為開放和交流必然破壞民族文化的純潔性是以全球化壓制、排擠民族性的一種表述方式,不符合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和規(guī)律。強調開放和交流有利于促進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并不是說可以盲目樂觀地看待文化的全球化問題;相反,要有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憂患意識,并以積極的態(tài)度去應對新的挑戰(zhàn)。古代外來文化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佛教,在經歷了數百年的沖突融合后,與中國已有的儒家思想和道教理論相協調后產生了有中國特色的禪宗,改變了印度佛教不事父母等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內容,中國的佛教已與其源頭相差甚遠,而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如今誰也不能說中國的佛教與印度教是“一體”。
     對大眾文化等出現明顯均質化傾向的文化也要有這種歷史的眼光。中國的大眾文化雖然學習了西方很多東西,但細究起來并非就是西方文化工業(yè)的翻版,往往是用寫著洋文的中國瓶子里裝些老白干,流行的元素會加上一些,本質不會發(fā)生變化,還是地道的中國特色;否則,難以讓水平參差不齊的受眾接受。大眾文化的發(fā)展歷史表明,我們的開放就是要向西方學習,但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使我們成為“克隆”的西方去迎合全球化的實現,而是為了我們自身的發(fā)展。
     就全球化的大眾文化,目前的確存在著基本上由處于強勢的美國流向其他民族的文化市場,侵蝕和排擠著其他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傾向。全球文化及其產品也伴隨著中國加入WTO的進程更加堂而皇之地大量地成為中國人文化消費的對象,人們往往先驗地把這一現象等同于文化全球化,并將之視為均質的文化全球化的重要表現和證據。加入WTO并不意味著中國只能無條件地接受全球化的游戲規(guī)則,打破文化壁壘也不就意味著文化全球化。文化發(fā)展越來越受到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影響,但是,市場不可能真的成為評判文化價值的唯一或最主要的標準,民族國家更不可能把本民族文化的生殺大權交給國際市場,民族電影如此,傳統節(jié)日亦然。
     作為我國本土文化一部分的民族電影在好萊塢電影的沖擊下面臨著很大的危機。因此,在2001年的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上,人們開始討論中國電影的整體命運,以“中國電影:傳統文化與全球化趨勢”為主題的電影論壇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這實際上就是當代中國的民族文化面臨并準備應對強勢文化挑戰(zhàn)的一個縮影。還有一種比較積極樂觀的可能性是,同樣面對好萊塢電影的沖擊,歐洲各國特別是法國的藝術電影仍然擁有自己的觀眾,韓國電影在世界上樹立了大韓民族的形象,其他如日本、伊朗等國的電影也有不俗的表現。即使中國大陸在每年進口10部外國“大片”的同時,中國電影人也在不懈地努力著,許多影片的票房收入并不遜色,有些甚至超過進口“大片”。在對好萊塢影片產生的新奇感過去后,國產電影在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以及文化傳統、民族認同等方面有著更大的優(yōu)勢,更易與中國觀眾溝通,只要電影真的可圈可點,都會獲得觀眾的認可。
     再看民族傳統節(jié)日,其意義正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fā)生著變化,但民族節(jié)日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氣息依舊如故。雖然越來

越多的中國人過上了圣誕節(jié)、情人節(jié)等,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家為進行商品和服務的促銷而進行宣傳炒作的結果,而不全是人們有意識的文化選擇,即便如此,絕大多數人還是認為中國的傳統節(jié)日更重要。就是那些喜歡過洋節(jié)的年輕人,也多半是新奇心理在起作用。但是,在相同的時間與西方人一起過各種洋節(jié)的同時,由于與中國的傳統節(jié)日帶有濃重的農業(yè)社會印記不同,西方的節(jié)日往往與宗教有關,故很少會有中國人了解其中的文化蘊義,洋節(jié)只是讓愛玩的年輕人多了一個玩的借口,因此,這些節(jié)日也必將帶上中國特色的烙印。另外,中國人選擇的最受歡迎的洋節(jié)大多是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最易親近的那些節(jié)日,人們最關注的還是親情和友情,在文化意味上與我國節(jié)日強調團圓的傳統是一致的。正是這種人類所共有的相通的情感融入了文化中,并以節(jié)日的形式表現出來,才會引起不同民族的共鳴。所以,與其說過洋節(jié)是對西方文化的認同,不如說是對人類共同情感體驗的追求和向往,而這一共同的體驗是通過文化交流實現的。
     均質的文化全球化鼓吹者常常無視一些事實,那些早已全面融入西方社會的海外華人,包括已有數代旅居國外的華人,他們既過西方傳統的圣誕節(jié),也過中國傳統的春節(jié),既講究個性發(fā)展,又崇尚孝悌,有著濃厚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就是在“西化”遠盛于中國大陸的香港、臺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思想和傳統文化活動在民間仍有眾多的繼承和發(fā)揚者。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一般只關注其經濟方面的經驗,而忽視文化的歷史的因素。
     21世紀伊始,中國接連發(fā)生了幾件大事、喜事,不僅使國人重拾“唐裝”、“中國結”等傳統文化藝術,而且它們作為中國文化的承載者也走向了世界�！疤蒲b”、“中國結”等固然也起到了一些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但還應看到,當現代人已經快把從孔孟、老莊,到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的傳統都淡忘了的時候,當人們越來越不喜歡深究精神建構性的東西,而是喜歡當下的體驗的時候,無論中國人能否了解或接受西方的文化理念,大量來自西方的消費性文化都會對中國年輕一代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是以經濟全球化為后盾的文化消費的全球化對民族文化最大的沖擊。那么,我們是否只有被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大面積同化或者侵蝕的一種前途呢?美國人可能會有“我就是世界”的邏輯,如美國迪斯尼公司總裁就認為美國文化代表了全球文化發(fā)展的方向,而且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模式也往往與美國的經濟運行模式趨同,“全球化不但沒有促進多樣化,反而促進了一種按照越來越相同的模式運行的‘麥當勞’經濟,顯而易見,消費、信息和通訊產品都統一化了,而且按照同樣的市場、廣告邏輯進行生產和銷售�！盵2]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有“美國就是世界”的邏輯相應和。
     其實,人們在生活中會發(fā)現,我們在吸收外來文化促進本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同時,許多國外的東西也開始具有了中國特色。這不但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跨國公司成功的本土化經營策略,更反映了文化的全球化也需要考慮文化的民族性問題,而不是以全球化替代、抹平民族性。如果說已經有均質化的全球文化,那么,這種文化全球化至多只是一部分文化產業(yè)的全球化。
     二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它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承載者和人們精神生活的無形基礎,與民族文化同呼吸共命運。語言對人類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其工具性,更深層的意義還在于它對認識人類思想具有重要價值,每個語種都包含認知和理解人類思想文化的獨特信息和功能,因而語言是民族文化傳統的典型代表。作為一個民族心理和思維層面的表征,語言雖然也發(fā)生著流變,但具有高度的穩(wěn)定性,對于那些有意保持和發(fā)展民族文化的民族來說,民族語言大規(guī)模地被其他語言改造或完全取代幾乎是不可能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自2000年起,將每年的2月21日定為“世界母語日”,倡議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fā)展人類有形和無形財產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夠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盵3]
     每個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產生都是漫長的歷史積淀的結果,都包含著其他語言和文化所無法替代的獨特的體驗、智慧和信息,都是組成世界文化寶庫的一種文化基因和一種文化資源,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構成了世界文化生態(tài)的平衡和多樣性。然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2年公布的《世界瀕臨消失的語種版圖》報告,全世界在聯合國登記的6000多種語言中,有一半左右面臨消失的危險。英國有一大學研究報告稱到2050年,全球90%的語言將消失。人類已經受到破壞自然環(huán)境平衡和生物物種多樣性的懲罰,并開始意識到關注和保護瀕臨滅絕的生物物種對人類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性,但對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還缺乏必要的認識。實際上,人類生存所依賴的地球不僅需要保護自然生態(tài),保持生物物種有足夠的多樣性,作為地球上有高級智慧的人類,更需要保護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化生態(tài),以保證人類文化、智慧的多樣性;否則,人類將不得不接受語言單一、文化單一所帶來的文化資源減少和文化生態(tài)被破壞的惡果,其對人類社會的危害絕不亞于自然界對人類的懲罰,更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
     盡管美國英語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全球通用的“國際普通話”和統治全世界的“語言帝國”,據統計,當今世界上75%的電視頻道是英語節(jié)目,80%的電子郵件用英語傳遞,85%的網頁是英語網頁, 85%的國際組織的工作語言是英語,100%的軟件源代碼是英語格式。但是,英語不可能真正征服全世界。“英語的全球化將導致一個我們也許根本沒有預料到的后果,就是我們這些只會說英語的人,并不能流利地與任何地方同樣也說英語的任何人交談�！薄坝⒄Z的全球化將使語言簡單化,割裂其語法并且使之失去光彩�！币虼�,“英語帝國”實際上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尷尬:“一方面‘英語的全球化’迫使小語種退化并且最終消失,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英語’,又導致英語發(fā)生變異并且失去了光彩�！盵4]世界各地到處都有美國人聽不懂的“方言英語”。英語的這種尷尬境地說明,以一種語言取代其他語言而一統天下,實際上是這種語言的災難,也是全球文化的災難。
     從語言發(fā)展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也是一部普及一種通用語言的歷史。我國自古幅員遼闊,語言千差萬別,廣泛地存在著方言分歧和多種民族語言,但同時也有方便交流的可通達于各地的語言,即古代共同語。首開私學先河的孔子就提倡使用西周的規(guī)范語言——雅言也叫“正言”進行教學,這是當時在正式的交際場合遵循的共同語。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以當時秦國的都城咸陽地區(qū)的標準話為雅言,敕令天下書同文,言必雅。秦以后的歷代也都重視正音,有全國通用的官方語言——“通語”。金元以降,在北方話基礎上逐漸發(fā)展出一種超越方言的民族共同語,即“官話”。明朝還編撰《洪武官韻》作為推廣官話的標準音。清末的《奏定學堂章程》把學習“官話”作為

重要的教學內容。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促進了原來被稱為“官話”的國語的推行,民國時期,教育部多次飭令在學校推行國語教學,直到1935年才從教育法令的角度,完全確立了國語教學,而國語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普及比學校教學不知要難多少倍。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guī)范化學術會議”確定“普通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名稱,并提出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方針。但直至今日,普及普通話的目標仍沒有實現。
     由此可見,在中國這個有著悠久的大一統傳統的國度里,在中央政府和教育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普及通用語言的道路尚且如此艱難,遑論世界范圍內歷來習慣各自為政的民族國家之間統一在某一語言之下。另外,我國比較融洽的民族關系與自古就實施寬容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化傳統都得以很好的保留,而且很少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民族沖突,各少數民族大多愿意加入大一統的國家,而不是搞分裂或獨立,所以,在中國很難發(fā)生像南聯盟、車臣、盧旺達等國那種尖銳的民族沖突、種族清洗等現象。相反,綜觀當今世界的各種沖突,往往是扼殺民族性帶來的后果,與人為地造成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化之間的對立有關。
     從語言習得的規(guī)律來看,即使使用漢語和英語進行“雙語教學”,英語也不可能動搖漢語作為中華民族語言的地位。建國以來,我國政府重視保障少數民族使用和發(fā)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56個民族共有80多種語言,39種文字。為兼顧推廣普通話和發(fā)展民族語言,國家允許少數民族聚居區(qū)以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采用普通話和民族語言進行“雙語教學”。“雙語教學”中存在著母語轉換成第二語言的能力這一障礙,一個人的思想、思維若想自由地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只有經過長期的練習和訓練才能習得。國內外有很多實驗和研究對此進行了探討。如“臨界水平說”認為:“兩種語言是互相關聯的,或簡單地說,第二種語言的熟練程度受第一種語言所達到的熟練水平所影響,為了使第二種語言的引入適宜和有效、主體的第一語言必須達到某一最低水平�！盵5]事實上,沒有哪一個擁有悠久文化傳統和歷史的民族會為了不給下一代學習第二語言設置障礙而甘心放棄本民族的語言。有關兒童的心理和語言發(fā)展研究表明,兒童在6歲之前可以自然地掌握本民族語,此后基本上是通過實踐來強化和保持已經學過的語言模式�！瓣P鍵期說”認為:“在大腦神經組織的發(fā)展過程中,存在一種關鍵期,在這個時期,不僅一種甚至幾種語言符號系統的同時準自動獲得都是可能的。在它之前,大腦還沒有完全成熟,也不夠靈活,一旦超過了這個時期,所必需的靈活性就會喪失,且任何新的詞語符號系統將不得不間接學會�！盵6]這個關鍵期在學齡前,此時,兒童自己不可能主動選擇關鍵期學習第二語言,其父輩也不會都意識到關鍵期對學習第二語言的重要性,即使意識到了,要實施起來也是困難重重。如國內學者通過STROOP色詞測驗對少數民族兒童漢字認知進行了實驗研究,發(fā)現母語為非漢語的低年級民族兒童,在認讀漢字詞時存在著對漢字詞形、音、義認知的不一致性,隨著年級的升高,民族兒童漢字認知水平也有所提高,但與母語為漢語的兒童相比總是滯后兩年左右。[7]這類問題在中國人和其他民族國家人民學習包括英語在內的外語時同樣存在。
     在民族共同語的社會普及程度還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志之一的情況下,討論語言的全球化問題顯得有些不切實際,而離開語言談文化,這種文化的全球化其實質只能是以美國英語和美國文化一統天下的文化烏托邦的地球村。強調語言的民族性并非要將之孤立,每一種活的語言都在不斷地接觸和借鑒其他語言,吸收外來詞匯,語言在知彼中更加知己。歌德曾說過:一個人只有懂得自己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語言。我國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也認為:只有與另一種語言比較,才能發(fā)現自己語言的特點。通過與其他語言的交流,我們對漢語的認識才會更加深入、提高。[8]可見,語言的發(fā)展需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對話,而這正是全球文化發(fā)展的應有之義。
     經濟全球化雖然深刻影響著文化的發(fā)展,但它不可能直線性地導致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間的融合遠比經濟上的接軌困難得多;沒有文化的融合,全球化就不可能成為現實,避開文化的民族性,簡單地討論文化的全球化沒有意義。“全球資本主義既促進文化同質性,又促進文化異質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質性制約,又受到文化異質性制約�！盵9]“全球化既聯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亞于它的聯合�！盵10]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化之間的矛盾更多的在于人們對它們的態(tài)度,認為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沒有看到它們在沖突、磨合、調整后此長彼進,前者的結果是文化烏托邦的地球村,后者才是文化全球化的發(fā)展方向。當全球真的“化”為一個地球村的時候,文化間應該能夠彼此“兼容”,實現和而不同,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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