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與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初始隕落
——從洋務派的人才觀及其取才實踐探討
[摘 要]： 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迪厄在其社會科學研究中運用的“文化資本”一詞很有啟發(fā)意義，此文即借用“文化資本”來分析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資本在近代的隕落，并認為洋務派的新型人才觀及其取才實踐對傳統(tǒng)文化資本形成了第一次強烈沖擊，為傳統(tǒng)文化資本隕落的初始階段。
[關鍵詞]： 傳統(tǒng)文化資本；中學；西學；科舉
文化資本是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迪厄所謂“象征資本”概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要素，它與文化資源相區(qū)別。[1]具體地講，文化資源具有開放性，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nèi)，社會中任何一個人只要具備起碼的空暇時間、經(jīng)濟支持等基本條件，就能夠占有它，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建立起一種優(yōu)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資本則具有壟斷性，為社會上少數(shù)人所占有。它具有資本的一般特征：交換價值。比如與經(jīng)濟資本、社會資本等的交換。文化資源可以向文化資本轉(zhuǎn)化，這種轉(zhuǎn)化，據(jù)皮埃爾·布迪厄看來，是在知識制度化的過程中實現(xiàn)的，可以這么說，在國家權(quán)威的介入、認定下，文化資源的一部分通過制度化實現(xiàn)向文化資本的轉(zhuǎn)化。
觀照有清一代，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轉(zhuǎn)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舉，士子在科試通過后，將被授予科名，只有在此時，儒學知識才轉(zhuǎn)化為文化資本，因為獲取科名意味著成為紳士，或者進一步擁有官職，即使只是成為下層鄉(xiāng)村紳士，也會擁有以科名為倚恃獲得的許多特權(quán)。換句話說，紳士可以把代表著其擁有儒學知識的科名作一種資本來實現(xiàn)與其他資本的交換。比如經(jīng)濟上的偷漏賦稅、霸占田產(chǎn)等；政治上干預司法權(quán)力；同時鄉(xiāng)村紳士在教化、倫理上擁有一種公認的社會威望。[2]
鴉片戰(zhàn)爭前，由科名承認的傳統(tǒng)文化資本一直處于獨尊地位。雖然歷次科試內(nèi)容都會有所不同，但其重點一直未離儒家經(jīng)典。近代以后，傳統(tǒng)資本開始受到愈來愈強勁的沖擊，這主要表現(xiàn)為西學作為一種新文化資源與傳統(tǒng)文化資源一起參與向文化資本的轉(zhuǎn)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現(xiàn)著愈來愈大的趨勢，從而使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交換價值受到公開的質(zhì)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統(tǒng)文化資本在近代開始走向隕落。由于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獲得與科舉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所以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隕落與廢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卻因其有著比廢科這種純制度上的變更更廣泛的思想文化價值認同上的內(nèi)涵而具有滯后性，也因此，即使在1905年廢科后，科名獎勵制度卻持續(xù)到1911年。人們對科名深深的眷戀，使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隕落過程非常漫長。而成規(guī)模的沖擊是從洋務派的新式取才實踐開始的。
一
洋務派的取才有了顯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標準。中體西用是洋務派的指導思想，而中學與西學的體用結(jié)合可以用來籠統(tǒng)概括洋務派的取才標準。其顯著的特征是注重實用，這不僅表現(xiàn)在其對西學的選擇利用上，也表現(xiàn)在對中學的規(guī)定上，并貫穿于其認為人才所應具備的整體知識結(jié)構(gòu)中。
中學作為洋務派強調(diào)為體的素質(zhì)，卻并非簡單地對儒學的概指。對“中學”的遣詞，洋務派官僚論說不一，最為常見的是“道”、“倫常名教”等。如馮桂芬說：“諸國同時并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又善哉！”[3]薛福成的衛(wèi)道論：“今誠取西人器數(shù)之學，以衛(wèi)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盵4]王韜則認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盵5]但從他們大量的奏議及其與頑固派論爭中可以推論，洋務派所崇奉的中學與整體的儒學事實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學各派別中，他們是有所傾向的。突出的表現(xiàn)是其對愈來愈狹隘的科試內(nèi)容的不滿。
科舉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試內(nèi)容完全隨皇帝意旨不時調(diào)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書文和經(jīng)文外，兼考論、表、判等，其中論題均選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學”，但乾隆二十二年后，“與實際的行政事務較有關系的表、判的考試題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學為內(nèi)容的論題也停止了”。再如“策問”一場：“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問’還包括一些現(xiàn)實問題，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紀末以后，策問改為討論哲學問題”。到19世紀下半葉，科試內(nèi)容只剩下時文、詩賦、小楷這些與實際毫無關聯(lián)的東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6]
對這一項士子們一向不敢妄議的“成法”，洋務派表現(xiàn)出了非凡的勇氣。同治十三年，李鴻章就明確指出：“……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yǎng)人才之道�！盵7]后光緒五年，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在奏折中措辭更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時文、詩賦、小楷，人皆知其無用而不敢輕議”。[8]洋務派對“虛”文的大加鞭撻從反面表現(xiàn)出其所謂“體”的中學主要指經(jīng)世之學。這從洋務派官員，尤其是幾個洋務大員的學術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國藩論學主調(diào)和漢宋，且又是近代自強運動的首倡者；李鴻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經(jīng)紀庶務之才”；[9]左宗棠曾告誡其長子說：“爾今年小試，原可不必，只要讀書明理，講求做人及經(jīng)世之學，便是好兒子，不在科舉也�！盵10]
當然，注重實用最多的還是表現(xiàn)在對西學的選取上。洋務運動三十多年，從學習語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學、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從軍工企業(yè)到民用企業(yè)到航運業(yè)、架電線、修鐵路，無不是實用思想的推動。
這樣，對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時文、詩賦、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學，而是經(jīng)世之學與西學的體用結(jié)合。在總體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中，中學與西學都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固然，中學、西學一直為“本”、“末”所區(qū)分，但對中學“蹈虛”的認識，以及面對緊迫時局士大夫們的束手無策，都使西學在無形中不僅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顯出來。
二
洋務派的新式人才觀是對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一種強烈沖擊，必然會觸及傳統(tǒng)官紳的利益，因此在實踐中遇到了重重困難與阻礙。洋務派每前進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謹慎、瞻前顧后，處境十分艱難。
首先是同文館的設立。語言是涉辦洋務的首要困難。咸豐十年恭親王奕訢在奏折中認為，與外國交涉，“必先識其性情”，因此請“于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11]得到皇帝諭準。同治元年（1861）京師同文館成立。后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也相繼奏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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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但科舉對文化資源轉(zhuǎn)化為文化資本的壟斷（也有“異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會地位較低，特權(quán)也小，因此很受歧視。[12]）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壓在了讀書應試上。因此，為招攬學生，同文館不得不聯(lián)系科舉，實行了科名獎勵制度。這固然還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羅斯館就已實行，但后有改動，致使 “升途稍隘，而學習者漸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請準仍“照舊例辦理”。[13]
科名獎勵制度還未觸及到科舉仕進本身，這使學習“夷語”雖然受到士大夫們的鄙棄，但終未受到大的阻礙。然而，自強運動的進一步開展，使洋務派的取才不可能僅僅停留在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上，恰恰相反，這只能是第一步。在創(chuàng)辦軍工企業(yè)、仿造輪船的過程中，洋務派很快意識到“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工夫，即習學皮毛，仍無俾于實用”， 因此上奏請準添設一館，專習天文、算學。且不止于此，還要延聘西人為師，又慮及學生“年幼學淺，于漢文文義尚難貫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難期，若再講求天文、算學等事，轉(zhuǎn)恐博而不專”，于是把眼光對準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yōu)貢，漢文業(yè)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并準令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14]入館學習。
科甲正途官員接受天文、算學的教育，意味著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本將不再純粹，而是有了西學文化資源的加入，這立即給崇奉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紳士們帶來了恐慌。以大學士倭仁為代表，頑固派向洋務派發(fā)起了攻擊，表面上高唱“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quán)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15]且似乎很寬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學，也不必延聘洋人。但當洋務派以退為進，請旨準倭仁督飭辦理，保舉精通天文、算學之人時，便偃旗息鼓了。這場爭論事實上是新舊文化資本的沖突，頑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話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學洋學，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盵16]由此，中學地位便遭動搖，傳統(tǒng)文化資本地位自然下降。
這在事實上已經(jīng)影響了科舉仕進。其實因為傳統(tǒng)上的人才與科舉幾乎是唯一的對應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須觸動科舉。洋務派也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以多種方式請求變更科舉，僅直接奏請的就有“道光中，兩廣督臣祁奏開奇才異能五科，內(nèi)有制器通算一門；咸豐初年，御使王茂蔭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閩浙督臣英桂等奏開算學科，先后部議，皆以格于成例中止�！盵17]
直接變更被駁回，洋務派又力圖在表面上繞過科舉，尋求一種與科舉同時并舉的方式。如李鴻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yǎng)人才之道。似應于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盵18]后山西道監(jiān)察御使陳啟泰上奏請求：“變通科舉之制既有所難，可否特設一科，專取博通掌故、練達時務之士……發(fā)往沿海各省委用�！盵19]
屢遭駁議后，洋務派又提出學貫中西的新方法，企圖尋找與科舉調(diào)和的道路。光緒五年，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奏折中說：“……不若改京師太學及直省書院為經(jīng)世書院，令舉貢、生員有心經(jīng)世之學者以充學生”，學成后“其有通達古今政體、才大識遠、兼通各科之長而足以勝大任者，則漸用為卿貳，可通以為大臣之選�！盵20]已頗有創(chuàng)見。光緒十三年，有官員發(fā)明出錄取算學生員，并仍準參加鄉(xiāng)、會試，只是策問內(nèi)容有別，另編字號的方法，并指出“如此雖不必特設專科，而此項人員，其學則參究中西，實事求是；……進非他途，不至為時論所輕。”[21]后這種方法為朝廷采納。
變通科舉的艱難，使洋務派力圖從別的途徑提高習西學士子的社會地位。自同文館設立伊始便定好的科名獎勵制度一直在實行。同文館題名錄上優(yōu)生升途明確規(guī)定：“每三年舉行大考后，擇優(yōu)奏保官職，自八、九品銜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館肄業(yè)讀書，并在本衙門充當差使；其課業(yè)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22]如同治七年總理衙門保奏：“嚴良勛、席淦二名給予內(nèi)閣中書職銜，并作為附監(jiān)生，俾得就近于北闈應試；監(jiān)生汪鳳藻、汪遠 、王文秀三名，給予國子監(jiān)學正職銜�！� [23]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在光緒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學的學生，共計138名學生得到奏保。[24]后同治十三年，劉坤一奏請凡通洋人槍炮兵船的“即給予不次之富貴。茍能世其業(yè)，則世其祿而世其官�！盵25]光緒五年羅應旒在企圖調(diào)和中西之學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要對學成“機汽、算學、重學、電學之類”者，“榮以祿位，與部臣等”，并特別指出“初設之時，更加優(yōu)待，以開風氣，不然儒者所不屑學也”。[26]這道出了新文化資本確立的艱難。因此有必要從制度上人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傳在籌辦海防的奏折中主張在沿海各省設洋學局，攬通西學者，其任職三年后“如有成效，即獎擢升階”，特別強調(diào)“? 胝?境鏨砦摶臁薄?27]
此外，洋務派于新式人才還另辟了一條道路，即為薦舉。如郭嵩燾曾薦舉鄒伯奇、李善蘭。[28]。除對這種道聽得來的人才舉薦外，薦舉人才大量的出于幕府。于此有突出貢獻的幕府主要是曾國藩幕和李鴻章幕。曾幕具有學術與政治的雙重特點，它為洋務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礎，許多洋務大僚如李鴻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燾、劉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鎮(zhèn)壓太平天國，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國末期，與曾幕特點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為通達治體，了解洋務的任務，和廉正精明的循吏，著重于經(jīng)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干練，必受到賞識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29]因此，李幕于洋務貢獻最大。
李幕人物功勛卓著者，“如黃芳、應寶時、和涂宗瀛，他們均曾任江海關道，。。。。他們之得任斯職，均系由李鴻章的奏保，后來黃以病廢，應則官至江蘇按察使，涂則官至湖廣總督�！倍叭绻誀c、劉郇膏、郭伯蔭、丁日昌、王凱泰、錢鼎銘、李元華、倪文蔚、劉瑞芬和徐文達。均先后官至督撫。大抵除郭嵩燾另有憑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盵30]其他幕中人物雖多為低級功名甚至無功名，卻因富有實際才干而為李鴻章重用，較著名的有留學生伍廷芳、馬建忠，買辦商人盛宣懷、朱其昂、唐廷樞等。
比較科舉官宦升轉(zhuǎn)，幕府薦舉更為迅捷有效。曾、李兩幕保薦人數(shù)眾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規(guī)模，對晚清政局影響很大。這不僅沖擊了科舉仕進，更從事實上大大沖擊了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獨尊地位。
三
如上所述，洋務派在新標準下進行了育才、取才的艱苦努力。從總體上看，洋務派的新式取才在兩個方面擴大了范圍。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對象。最初只是使幼童習“夷語”，后擴至舉貢、生員（見上述羅應旒折），后竟把目標對準了翰林院，“再，查
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學問素優(yōu)，差使較簡，若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盵31]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適用范圍的擴大。這與學習西學知識的深度同步。最初學習語言的只是用于翻譯場合，后學習天文、算學的用于軍工制造等方面，從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32]到光緒十年時，則“如遇交涉事件，恐難以空疏無據(jù)之材而肆應，自不得以遠距海疆，闕焉不講”，[33]于是張之洞出“延訪洋務人才啟”。遠離海疆省份尚且如此，可見幾乎是全國性的省分都要求洋務人才的引進。
總之，到19世紀70年代末，洋務派的努力已經(jīng)有了明顯的成效：“今則幾于人人皆知洋務矣，凡屬洋務人員例可獲優(yōu)缺，擢高官，而每為上游所器重，側(cè)席諮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識洋務為榮，囂囂然自鳴得意，于是鉆營奔競，幾以洋務為終南捷徑。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為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噓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其盛也�！盵34]可見，在仕進升途及人們的思想上，洋務已深受重視，傳統(tǒng)文化則不再是士子賴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資本。
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明，即是1898年，湖南時務學堂與岳麓書院分別代表新舊兩派進行了一場文字斗爭。這時，康梁民權(quán)說被斥為妖孽，而被擁為正統(tǒng)的卻不是清流派的主張，而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這表明科場內(nèi)的正統(tǒng)已經(jīng)悄然發(fā)生了位移。可以推斷，如果沒有洋務派三十年的努力，這是不可想象的。而這種正統(tǒng)的位移即可看作傳統(tǒng)文化資本初始隕落的標志。
作者簡介：張淑娟（1979－），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
參考文獻：
[1] 參見Bourdieu,Pierre,1977,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先明：《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馮桂芬：《采西學議》，《校邠廬抗議》，卷下，第39頁，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重印本，
[4] 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頁
[5] 王韜：《韜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頁；《韜園文錄外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3頁
[6] 張仲禮：《中國紳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9頁
[7]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洋務運動》第1冊，第53頁
[8] 《光緒五年六月初五日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奏折》，《洋務運動》第1冊，第174頁
[ 9] 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26頁
[10] 《與孝威孝寬》，《左宗棠全集》詩文·家書，湖南社會科學院等編，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9頁
[11]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等折》，《洋務運動》第2冊，第7頁
[ 12] 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1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等折》，《洋務運動》第2冊，第10--11頁
[14]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折》，《洋務運動》第2冊，第22—23頁
[15]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倭仁折》，《洋務運動》第2冊，第30頁
[ 16]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務運動》第1冊，第121頁
[17] 《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親王奕譞等奏》，《洋務運動》第2冊，第210頁
[18]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洋務運動》第1冊，第53頁
[19]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山西道監(jiān)察御使陳啟泰奏》，《洋務運動》第1冊，第222—223頁
[20] 《光緒五年六月初五日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奏折》，《洋務運動》第1冊，第174—175頁
[21] 《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南道監(jiān)察御使陳琇瑩奏》，《洋務運動》第2冊，第208頁
[22] 《同文館章程》，《洋務運動》第2冊，第83頁
[23]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折》，《洋務運動》第2冊，第142頁
[24] 據(jù)《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洋務運動》第2冊第168頁統(tǒng)計
[25]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撫劉坤一奏》，《洋務運動》第1冊，第89—90頁
[26] 《光緒五年六月初五日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奏折》，《洋務運動》第1冊，第174—175頁
[27] 周盛傳：《周武莊公遺書》，《洋務運動》第1冊，第
376頁
[28]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諭軍機大臣等》，《洋務運動》第2冊，第22頁
[29] 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31頁
[30] 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14頁
[31]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折》，《洋務運動》第2冊，第25頁
[32] 《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兩廣總督瑞麟等奏》，《洋務運動》第2冊，第112頁
[33] 張之洞：《札司局設局講習洋務》，《洋務運動》第1冊，第323頁
[34] 王韜：《洋務》上，《韜園文錄外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4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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