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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西方天文學早期在華傳播之再評價
提要
本文通過考察有關史料和天文學發(fā)展史，對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歷史作用重新進行評價。指出：
一、Tycho體系當時比Copernicus體系更精確，也比當時中國的傳統(tǒng)天文學優(yōu)越，故湯若望等人選擇這一體系有科學上的理由。
二、耶穌會士從未阻撓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相反還對Copernicus學說作了介紹和好評。
三、Tycho體系在客觀上也不會阻撓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
四、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從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脈相承，而耶穌會士通過修撰《崇禎歷書》將這種方法介紹給了中國，這是他們最大的歷史功績，這一點以前一直被忽視了。
引 言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以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作為打入中國上層社會的手段，以幫助他們的傳教活動。在耶穌會士傳播的科學技術知識中，天文學知識最為重要。這是因為，在中國漫長封建社會中，天文歷法向來被視為王權得以確立的必要條件和象征，［１］而耶穌會士恰好獲得了運用他們的天文學知識為明廷修歷的機會。正是通過修歷，使耶穌會士得以直接接觸中華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并進入中國社會的上層，從而使他們的傳教事業(yè)一度站穩(wěn)了腳跟。
對于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動機，很多人士作過論述。認為這是一種幫助傳教的手段，基本上可以成為定論。然而，動機與效果并不是一回事。對于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客觀效果，學者們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顯對立的。雖然有人主張“由于他們的活動形成了中國與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早期接觸”，［２］因而應該肯定他們的功績。但公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相當少，因為在上個世紀的很長時期中，人們不大敢談論耶穌會士的功績。而更有影響的則是流行已久的“阻撓說”。其說認為：“正是由于耶穌會傳教士的阻撓，直到十九世紀初中國學者（阮元）還在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之間徘徊”，［３］并進而論定：“近代科學在中國當時未能正式出現(xiàn)，那阻力并不來自中國科學家這方面，而來自西方神學家那方面。”［４］
但是，評價一種活動的歷史功過，主要不應該從這種活動的動機出發(fā)，更不應該從某些現(xiàn)成的、未經(jīng)深入考察過的觀念模式出發(fā)，輕率作出結論。特別是，如果那些模式是出于某種非學術的原因而被虛構出來的（詳見下文），就更容易將討論引入歧途。
鄙意以為，對于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歷史功過，應該從史料出發(fā)，并結合中西天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及當時的歷史背景，針對這種活動本身，以及這種活動所產(chǎn)生的客觀效果，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以得出盡可能公允的評價。這正是本文打算進行的嘗試。
１ Tycho體系在當時不失為先進
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在編撰《崇禎歷書》時采用了Tycho的宇宙體系而未采用Copernicus的日心說，通常被認為是“阻撓”了中國人接受日心說，因而其心可誅。為此我們有必要先考察Tycho體系，看它在當時究竟是現(xiàn)今還是落后，然后再進而探討“阻撓說”能否成立。
這里還需要注意的是，在評價一個歷史事物時，如果籠統(tǒng)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進”或“落后”這類概念，很容易帶來混亂，而無助于問題之討論。因此我們必須從三個方面對Tycho體系進行考察：
甲、“先進”與否因時間而異
Copernicus之《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發(fā)表于1543年，今天我們從從歷史的角度來評價它，謂之先進，固無問題，但16、17世紀的歐洲學術界，對它是否也作如是觀？而且，當時學者之懷疑Copernicus日心說，并不是沒有科學上的理由。
日心地動之說，早在古希臘時代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終存在著兩條重大反對理由——Copernicus本人也未能駁倒這兩條反對理由。第一條，是觀測不到恒星的周年視差（地球如確實在繞日公轉(zhuǎn)，則從其橢圓軌道之此端運行至彼端，在此兩端觀測遠處恒星，方位應有所改變），這就無法證實地球是在繞日公轉(zhuǎn)。Copernicus在《天體運行論》中只能強調(diào)恒星非常遙遠，因而周年視差非常微小，無法觀測到［５］這確實是事實。但要駁倒這條反對理由，只有將恒星周年視差觀測出來，而這要到19世紀才由F.W.Bessel辦到——1838年他公布了對恒星天鵝座61觀測到的周年視差。［６］第二條理由被用來反對地球自轉(zhuǎn)，認為如果地球自轉(zhuǎn)，則垂直上拋物體的落地點應該偏西，而事實上并不如此。這也要等到17世紀伽利略闡明運動相對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矢量合成之后才被駁倒。因此在耶穌會士修撰《崇禎歷書》時（1629～1634），Copernicus學說并未在理論上獲得勝利。當時歐洲天文學界的大部分人士對這一學說持懷疑態(tài)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為和本文論題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對當時的歐洲天文學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多年來一些非學術的宣傳品給公眾造成了這樣的錯覺：似乎當時除了Copernicus、Galileo、Kepler等幾人之外，歐洲就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學家了。又因為羅馬教廷燒死了Bruno（其實主要不是因為他宣傳日心說）、審判了Galileo，就將當時的情形簡單化地描述成“神學迫害科學”、“宗教與科學斗爭”，并進而將當時的許多學術之爭都附會到這種“斗爭”模式中去。［７］
而實際上，當時歐洲還有許多天文學家，其中名聲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這些天文學家、天文學教授組成了當時的歐洲天文學界。其中有不少是教會人士（Copernicus本人也是神職人員），參與在華修歷的耶穌會士如湯若望、鄧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鄧玉函且與Galileo、Kepler皆有很好的私交。Galileo、Kepler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說，固屬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足證其偉大，但這并不能成為當時懷疑日心說的人士“反動”、“腐朽”的證據(jù)。
Tycho就是日心說的懷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的宇宙新體系（De Mundi，1588），試圖折衷日心與地心兩家。盡管Galileo、Kepler不贊成其說，但在當時和此后一段時間里
Tycho體系還是獲得了相當一部分天文學家的支持。比如N.Reymers的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1588），其中的宇宙體系幾乎和Tycho的一樣，Tycho還為此與他產(chǎn)生了發(fā)明權之爭。又如丹麥宮廷的“首席數(shù)學教授”、哥本哈根大學教授K.S.Longomontanus的著作《丹麥天文學》（Astronomia Danica，1622）也是采用Tycho體系的。直到J.B.Riccioli雄心勃勃的巨著《新至大論》（New Almagest，1651），仍主張Tycho學術優(yōu)于Copernicus學說。該書封面畫因生動反映了作者這一觀點而流傳甚廣：司天女神正手執(zhí)天秤衡量Tycho與Copernicus體系——天秤的傾斜表明Tycho體系更重，而Ptolemy體系則已被委棄于女神腳下。
乙、“先進”與否因判據(jù)而異
當時許多歐洲天文學家認為Tycho體系足以與Copernicus體系并駕齊驅(qū)甚至更為優(yōu)越，除了上述兩條關于日心說的反對理由之外，是有他們的判斷依據(jù)的。他們當時的判斷依據(jù)是否和我們今日所用的相同，這一點對于本文的論題至關重要——先前許多討論都是因為忽視了這一點而陷于混亂。
我們今日認為Copernicus體系“先進”，主要是用“接近宇宙真實情況”這一判據(jù)。但是這一判據(jù)只有我們今日才能用，因為現(xiàn)在我們對宇宙的了解已經(jīng)大大超越了前人，我們將今日所知之太陽系情況定義為真實，回頭看前人足跡，誰較接近，則謂之先進。而當時人們對日心還是地心尚在爭論不休，尚未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模型”，如何能使用這條判據(jù)？
另一個判據(jù)，現(xiàn)代學者多喜用之，即“簡潔”。但這一判據(jù)其實對Copernicus體系并不十分有利。多年來許多普及讀物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Ptolemy體系要用到本輪、均輪數(shù)十個之多，而Copernicus日心體系則非常簡潔。許多讀物上轉(zhuǎn)載了Copernicus表示日心體系的那張圖。［８］那張圖確實非常簡潔，然而那只是一張示意圖，并不能用它來計算任何具體天象。類似的圖Ptolemy體系也有，一套十多個同心圓，豈不比Copernicus體系更佳簡潔？［９］而實際情況是，Copernicus要描述天體的具體位置時，仍不得不使用本輪和偏心圓--地球需要用3個，月球4個，水星7個，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各5個，共計34個之多。［１０］這雖比Ptolemy體系的79個圓少了一些，但也沒有數(shù)量級上的差別。而且，Copernicus是個“比Ptolemy本人更加正統(tǒng)的‘本輪主義者’”。［１１］
這里需要附帶說一句，”簡潔”并不是一個科學的判據(jù)，因為它是以”自然規(guī)律是簡潔的”為前提，而這無疑是一個先驗的觀念--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排除自然規(guī)律不簡潔的可能性。
第三個判據(jù)，是從古希臘天文學開始一脈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即”對新天象的解釋能力”。1610年Galileo發(fā)表他用望遠鏡觀測天象所獲得的6條新發(fā)現(xiàn)，其中有兩條對當時的各家宇宙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當時歐洲的宇宙體系主要有如下4家：
1、 1543年問世的Copernicus日心體系，
2、 1588年問世的Tycho準地心體系，
3、 當時尚未推出歷史舞臺的Ptolemy地心體系，
4、 當時仍然維持著羅馬教會官方哲學中”標準天文學”地位的Aristotle”水晶球”地心體系。［１２］
Galileo發(fā)現(xiàn)了金星有位相（即如月亮那樣有圓缺），這一事實對上列后兩種體系構成了致命打擊，因為在這兩種體系中根本無法解釋金星位相。但是Copernicus和Tycho的體系則都能夠圓滿解釋金星位相。所以在”對新天象的解釋能力”這條判據(jù)之下，Tycho仍能與Copernicus平分秋色。
最后是第四個判據(jù)，也是天文學家最為重視的判據(jù)，即”推算出來的天象與實測吻合”。此一判據(jù)古今中外皆然，明清之際中國天文學家則習慣于以一個字表達之，曰”密”，即計算天象與實測天象之間的密合程度。然而恰恰是這一最為重要的判據(jù)，對Copernicus體系大為不利，而對Tycho體系極為有利。
那時歐洲天文學家通常根據(jù)自己所采用的體系編算并出版星歷表。這種表給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各個時刻的位置，以及其它一些天象非時刻和方位。天文學界同行可以用自己的實測來檢驗這些表的精確程度，從而評價各表所依據(jù)之宇宙體系的優(yōu)劣。Copernicus的原始星歷表身后由E. Reinhold加以修訂增補之后出版，即Tabulae Prutenicae（1551），雖較前人之表有所改進，但精度還達不到角分的數(shù)量級--事實上，Copernicus對”密”的要求是很低的，他曾對弟子Rheticus表示，理論值與實測值之間的誤差只要不大于10′，他即滿意。［１３］
而Tycho生前即以擅長觀測享有盛譽，其精度前無古人，達到前望遠鏡時代的觀測精度最高峰。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黃經(jīng)誤差小于2′；他的太陽運動表誤差不超過20″而此前各星歷表（包括Copernicus的在內(nèi)）的誤差皆有15～20′之多。［１４］行星方面誤差更嚴重，直到1600年左右，根據(jù)Copernicus理論編算的行星運動表仍有4°～5°的巨大誤差，故從”密”這一判據(jù)來看，Tycho體系明顯優(yōu)于Copernicus體系，這正是當時不少歐洲學者贊成Tycho體系的原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密”定歷法--也即中國的數(shù)理天文學方法--的優(yōu)劣，也是中國天學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耶穌會士既想說服中國人承認西方天文學優(yōu)越，他們當然最好是拿出在當時中國人的判據(jù)下為優(yōu)的東西來給中國人。這東西在當時不能是別的，只能是Tycho體系。
丙、Tycho體系相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方法的先進性
不少人云亦云的文章都說，當時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以Tycho體系為基礎的西方天文學是”陳舊落后”的。但是”先進”和”落后”都是有時間性的，Tycho體系以今視之固為落后，但是和當時中國傳統(tǒng)的天文學方法相比，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后，只有對有關史料進行考察之后才能下結論。
《明史·歷志一》中，載有當時天文學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較量的史料八條，包括日食、月食、行星運動三個方面。這八次較量都是完全以”密”為
判據(jù)的--雙方預先公布各自推算的未來天象，屆時由各地觀測的結果來衡量誰的推算準確。對于此八條珍貴史料，筆者先前已經(jīng)逐一作過考證，此處僅列出這八次較量的年份和天象內(nèi)容：
1629年，日食。
1631年，月食。
1634年，木星運動。
1635年，水星及木星運動。
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
1636年，月食。
1637年，日食。
1**3年，日食。
這八次較量的結果竟是8比0--中國的傳統(tǒng)天文學方法”全軍覆沒”，八次都遠不及”西法”準確。 其中三次發(fā)生于《崇禎歷書》編成之前，五次發(fā)生于編成并”進呈御覽”之后。到第七次時，崇禎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較量的結果使他下了決心，”詔西法果密”，下令頒行天下�？上Т藭r明朝的末日已經(jīng)來臨，詔令也無法實施了。［１５］
而且必須強調(diào)指出，能夠顯示”中法”優(yōu)于”西法”的材料，在《明史·歷志》中一條也沒有！這就有力地表明：當時耶穌會士和徐光啟、李天經(jīng)等人所掌握的以Tycho體系為基礎的西方天文學方法，較之中國傳統(tǒng)方法，有著極為明顯的先進性。這當然是以”密”為判據(jù)的--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對西法的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贊成以”密”為判據(jù)來定優(yōu)劣，所以才屢屢和對手一同去進行實測檢驗。
多次實測檢驗無一例外皆為西法優(yōu)勝，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李約瑟認為，當時耶穌會士所持西方天文學有以下六點較中國先進：［１６］
1、交食預報
2、以幾何方法描述行星運動
3、幾何學小日晷、星盤及測量上之應用
4、地圓概念和球面坐標方法
5、新代數(shù)學和計算方法、計算工具
6、儀器制造
這是頗為全面的歸納。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略加討論。當年王錫闡對于中法之負于西法不服，謂：”舊法之屈于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無其人也�！保郏保罚輬猿终J為中國傳統(tǒng)方法并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運用未得其人，潛力尚未充分發(fā)揮，這才屈于西法。其說很容易從感情上在后世乃至當代獲得贊成者，然而無情的歷史事實是，西方天文學引入之后，中國學者競相學習，再也沒有人如王錫闡所希望的那樣以”甄明法意”為己任了。王錫闡本人是進行這種努力的最后一人，他的《曉庵新法》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的希望，然而并不成功。［１８］ 再往后，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西方天文學全面植入中土，連中土的”法義”也成為歷史陳跡，當然更不可能證明中法會有多少”潛力”──中醫(yī)在西醫(yī)大舉進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證明它確實有潛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種天文學在實際運作，恐怕只能說明，眾多古老文明中的傳統(tǒng)天學，還沒有任何一個具有能與西方天文學相頡頏的潛力。
２ “阻撓說”完全不能成立
這里要討論的”阻撓”，暫時僅限于天文學，即耶穌會士是否曾阻撓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乃至阻撓中國人接受近代天文學。至于本文后面的結論能否從”近代天文學”推廣至”近代科學”，茲事體大，非本文所擬論述。
甲、羅馬教廷對Copernicus學說態(tài)度之變化
這只需簡單列出一個大事年表即可，為了方便讀者掌握本文討論的線索，此處將一些有關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體運行論》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訓誡”，警告他不得持有、傳播和捍衛(wèi)日心說，只許將日心說視為假說，而不能視為真實的理論�！短祗w運行論》被列入《禁書目錄》。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審判，判處終身監(jiān)禁，其著作《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被列入《禁書目錄》。
1728年，J. Bradlay發(fā)現(xiàn)光行差，構成對日心地動學說的有力證據(jù)。
1757年，羅馬教廷取消對Copernicus日心學說的禁令。
1760年，耶穌會士蔣友仁向乾隆帝獻《坤輿全圖》，正面介紹了Copernicus日心學說。
1799年，阮元在《地球圖說》序中激烈攻擊Copernicus日心學說。
1822年，《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被從《禁書目錄》中刪去。其實在此之前該書早已在歐洲廣泛流傳。
乙、三位與Copernicus學說有關的來華耶穌會士
流行多年的”阻撓說”，其思路其實頗為簡單，可以歸納成一個三段論：
大前提：羅馬教廷仇視和害怕Copernicus學說（燒死Bruno，審判Galileo）
小前提：來華耶穌會士是羅馬教廷的忠實助手
結 論：來華耶穌會士仇視和害怕Copernicus學說
根據(jù)這個思路，某些學者（包括對這一時期的中西方文化頗有研究的學者）認定，耶穌會士必定阻撓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
上面這個三段論，初聽起來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樣雄辯，其實是大有問題的。首先是大前體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樣簡單，更大的問題是，Sokrates是”人”的子集，而來華耶穌會士并不是”羅馬教廷”的子集。特別是在對待Copernicus學說的態(tài)度上，他們并不象有些人士想當然所臆斷的那樣，和審判Galileo時的羅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來華耶穌會士中，至少有三位與在中國傳播Copernicus學說有關：［１９］
第一位是卜彌格（
Michael Boym）。他在1**6年將一套Kepler編的《魯?shù)婪蛐潜怼罚≧udolphine Tables）轉(zhuǎn)送到北京（《北堂書目第1902號》），熱情稱贊此書”在計算日全食、偏食和天體運動方面是獨一無二的、最好的”。［２０］該書是Kepler違背了Tycho的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體系編成的，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的觀測成果，是當時最好的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閣（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傳播Copernicus學說。這件事在國內(nèi)不少讀物中還被編造成繪聲繪色的故事，流傳甚廣。
第三位是祁維材（Wenceslaus Kirwitzer）�！笨隙ㄊ且粋�Copernicus主義者”，［２１］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穌會士，而且發(fā)生的事又都在羅馬教廷”訓誡”Galileo并頒布包括《天體運行論》在內(nèi)的”禁書目錄”（1616）之后。穆尼閣傳播Copernicus學說更在教廷審判Galileo（1632）之后。這足以證明來華耶穌會士中在此問題上并不是與教廷完全一致的。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發(fā)現(xiàn)光行差，成為對日心地動學說的有力證據(jù)，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對Copernicus學說的禁令，于是法國傳教士蔣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獻《坤輿全圖》之機，介紹了Copernicus學說。蔣友仁也是耶穌會士。
丙、《崇禎歷書》對Copernicus學說的介紹和評價
我們再來看參與修撰《崇禎歷書》的幾位耶穌會士對Copernicus學說的態(tài)度。
參加這一工作的耶穌會士共有湯若望、鄧玉函、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羅雅谷（Jacobus Rho）四人。清軍入關后，湯若望將《崇禎歷書》略加增刪改動，呈獻請廷，以《西洋新法歷書》之名頒行。故此書之最后刪訂者為湯若望。
《天體運行論》是修撰《崇禎歷書》時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２２］湯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體運行論》中的材料，共計譯用了原書的11章，引用了Copernicus所作27項觀測記錄中的17項。［２３］
更重要的是，還對Copernicus在天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天體運行論》的內(nèi)容作了介紹和述評。這是Copernicus學說問世不到一個世紀時，耶穌會士在遠東對此所發(fā)表的述評，因而無疑是天文學史上的珍貴史料，有必要特別提出來討論。
《西洋新法歷書·新法歷引》中云：
茲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歷名家曰多祿某（按即Ptolemy）、曰亞而封所（按即Alfonso X［２４］）、曰歌白泥（按即Copernicus）、曰第谷（按即Tycho）四人者。蓋西國之于歷學，師傳曹習，人自為家，而是四家者，首為后學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測驗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極。
這里將Copernicus列為四大名家之一，給以很高的評價，而且指出他的學說已經(jīng)成為歐洲最有影響的幾家天文學說之一。這樣的判斷是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所謂”俱臻至極”，當然是指四家在各自的時代臻于至極，這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西洋新法歷書·歷法西傳》中云：
有歌白泥驗多祿某法雖全備，微欠曉明，乃別作新圖，著書六卷。
接著依次簡述了《天體運行論》六卷的大致內(nèi)容。這里雖未談到日心說，但是：
一、指出了Ptolemy體系“微欠曉明”，有不及日心說之處。
二、還指出了Copernicus有一個新的宇宙體系，即“別作新圖”（按照《西洋新法歷書》體例，各宇宙體系皆謂之“圖”）。
三、指出了日心說所在的《天體運行論》，即“著書六卷”。
《西洋新法歷書·五緯歷指一》中則直接介紹了日心地動說中的重要內(nèi)容：
今在地面以上見諸星左行，亦非星之本行，蓋星無晝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氣火通為一球自西徂東，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見岸樹等，不覺己行而覺岸行；地以上人見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則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亦地之小周面天上之大周也。
這段話幾乎就是直接譯自《天體運行論》第1卷第8章，［２５］用地球自傳來說明天球的周日視運動。這是日心地動學說中的重要內(nèi)容，很值得注意，盡管隨后作者表示他們贊同的是另一種解釋。［２６］
《西洋新法歷書》是由湯若望定稿的，時間在1**5年，已在教廷宣布《天體運行論》為禁書和審判Galileo之后。作為一個耶穌會士，他能夠這樣介紹和評述Copernicus以及《天體運行論》，已屬難能可貴。他和另外三位耶穌會士在《崇禎歷書》中大量譯用《天體運行論》中的內(nèi)容，也同樣是值得稱道的。
丁、來華耶穌會士是否進行了阻撓？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來討論這個問題了：來華耶穌會士是否曾阻撓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要是湯若望等人真的象某些人想當然的那樣是對Copernicus學說”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那他們完全可以在《崇禎歷書》中對Copernicus學說絕口不提，為何要既介紹其人，又介紹其書及地動學說？引用Copernicus的觀測記錄，即使從技術角度來說有其必要，那也完全可以不提他的著作和”新圖”，更無必要將他列為四大名家之一，使之可以與Ptolemy和Tycho分庭抗禮。而且，在一百多卷的《崇禎歷書》和《西洋新法歷書》中，除了上述”實非正解”，再沒有一句否定Copernicus學說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湯若望等來華耶穌會士不僅沒有阻撓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相反還向中國人介紹了這一學說的某些重要部分，給了這一學說很高的評價，對中國人了解、接受這一學說起了促進作用──盡管在程度上還是有限的。而且，在對待Copernicus學說的態(tài)度上，來華耶穌會士們和羅馬教廷并非完全一致。
戊、Tycho體系在客
觀上是否能產(chǎn)生阻撓作用？
Tycho體系當然不是他閉門造車杜撰出來的，而是他根據(jù)多年的天文觀測──他的觀測精度冠絕當時──精心構造出來的。這一體系力求能夠解釋以往所有的實測天象，又能通過數(shù)學演繹預言未來天象，并且能夠經(jīng)得起實測檢驗。事實上，Ptolemy、Copernicus、Tycho、Kepler乃至Newton的體系全都是根據(jù)上述原則構造出來的。而且，這一原則依舊指導著今天的天文學。今天的天文學，其基本方法仍是通過實測建立模型──在古希臘是幾何的，Newton以后則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還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這模型演繹出未來天象，再以實測檢驗之。合則暫時認為模型成功，不合則修改模型，如此重復不已，直至成功。當代著名天文學家A. Danjon對此說得非常透徹：
自古希臘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以來兩千多年，天文學的方法并沒有什么改變。［２７］
不少人士認為，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的是”托勒密和第谷的唯心主義體系”，［２８］或“托勒密的神學體系”，［２９］至少是人云亦云的說法，源于對天文學及其歷史的無知。
這里涉及中西天文學傳統(tǒng)中的兩個重大差異。
首先是對天象的描述方法。中國自古使用大流士方法，通過近似公式──在本質(zhì)上與巴比倫的周期公式相同──去描述天體運動。西方則從至少從古希臘的Eudoxus、Hipparchus、Ptolemy以下，一脈相承，都用幾何模型方法。證明這兩種方法的優(yōu)劣不是本文的任務（盡管結論是顯而易見的，畢竟中國傳統(tǒng)方法未能產(chǎn)生出現(xiàn)代天文學），但從《崇禎歷書》修成以后，幾何模型方法──即所謂西法──確實風靡了中國天文學界。中國學者認為西法的一個重要優(yōu)越性，是可以提供對天象的解釋，而這種解釋是中國傳統(tǒng)方法所不能提供的。對此李之藻1613年在向朝廷推薦耶穌會士時說得非常明白：
其所論天文志歷數(shù)，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shù)，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３０］
而明顯的事實是，這種用幾何模型描述天象的方法，在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手里沒有任何區(qū)別。因此從方法上來說。Tycho體系不可能妨礙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
其次是宇宙模型問題。眾多的本輪、均輪偏心圓固然只是為了方便計算而假設的，并非實有其物，對此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皆無異議，不少中國學者（包括阮元在內(nèi)）也都明白這一點。但對于地心或日心這種模型的大結構，各家都認為是反映了宇宙真實情況的。而此種宇宙模型，在中國傳統(tǒng)天學中毫無用處，也從未產(chǎn)生過。因此Copernicus的日心模型也好，Ptolemy的地心體系也好，Tycho的折衷體系也好，對中國學者來說都外來的新事物，而它們在作為宇宙模型這一點上又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認為中國學者接受了Tycho體系之后就會妨礙接受Copernicus學說呢？難道中國學者都是先入為主、不會思考之人，以致一旦接受了某種外來之說，就會一味盲從、從此拒絕一切別的更好的學說？
再次是歐洲天文學史所能提供的旁證。眾所周知，自Ptolemy以后一千數(shù)百年間，幾乎所有的西方天文學家，包括中世紀的阿拉伯天文學家，乃至Copernicus、Tycho、Kepler等偉大天文學家，無一不是從Ptolemy的天文學巨著《至大論》中汲取了極其豐富的養(yǎng)料──在這一千數(shù)百年間，《至大論》就是天文學的《圣經(jīng)》。與此相仿，Kepler也從Tycho的工作中獲得營養(yǎng)。Ptolemy、Tycho體系在歐洲為Copernicus、Kepler提供了養(yǎng)料，成為他們前進的階石，難道到了中國就偏偏會成為人們接受后者的障礙？
己、是阮元在阻撓中國人接受日心說
阮元直到18、19世紀之交仍堅決反對日心說。他又是乾嘉學派中的重要人物，對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有相當大的影響，他之不接受日心說，被認為是耶穌會士”阻撓”之故，成為”阻撓說”的重要例證之一。而事實上這種說法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1760年耶穌會士蔣友仁向乾隆帝獻《坤輿全圖》，其解說文字中明確主張Copernicus學說是唯一正確的。此圖雖藏于深宮，一般學者無由得見，但后來由錢大昕潤色，將圖中解說文字以《地球圖說》的書名出版（1799）。阮元為此書作了序。阮元完全了解蔣友仁對Copernicus學說的全面介紹，然而真理的力量竟未能征服阮元使他接受日心說。阮元恰恰是從耶穌會士那里知道Copernicus日心說的，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歸罪于耶穌會士的”阻撓”呢？
遍查《崇禎歷書》、《西洋新法歷書》以及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撰寫的其它重要天文著作，除了前述”實非正解”一語，幾乎找不到有什么攻擊詆毀Copernicus學說的話語。而恰恰是阮元，不止一次攻擊、否定Copernicus的日心學說，例如他攻擊日心說，謂：
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jīng)畔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３１］
所以，要說有誰曾經(jīng)阻撓過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的話，那決不是耶穌會士，而是“經(jīng)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jiān)算學”阮元�。郏常玻�
3 耶穌會士的歷史功績
通過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
第一，Tycho體系在當時比Copernicus體系更”密”，因此耶穌會士不可能、也無必要用這個比較優(yōu)越的體系來”阻撓”在當時看來還不那么優(yōu)越的Copernicus體系，而且在客觀上也做不到這一點。
第二，湯若望等人不僅不仇視Copernicus學說，事實上還向中國學者作了介紹和積極評價。
第三，最終向中國全面介紹Copernicus學說的仍是耶穌會士。
第四，如果說介紹了Tycho體系，而未全面介紹Copernicus體系，就是”阻撓”中國人接受后者，那么干脆任何體系都不介紹又算什么？恐怕反而不是阻撓了？
因此，”阻撓說”是一個在史料上既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邏輯上又非常混亂，純屬”想當然耳”的、蠻不講理的主觀臆斷之說。
在評價耶穌會士向中國人傳播西方天文學的歷史功過時，他們是否阻撓
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僅僅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耶穌會士是否只拿西方天文學中那些”陳舊落后”的內(nèi)容來欺哄中國人？答案也是否定的。Tycho體系在當時并不落后，耶穌會士選擇它有科學上的理由，已見前述。此外，耶穌會士還曾將歐洲當時非常新穎的天文學成果介紹進來。
例如，《崇禎歷書》和《西洋新法歷書》中介紹了不少Galileo、Kepler等人的天文學工作。
又如，Galileo用望遠鏡作天文觀測獲得的新發(fā)現(xiàn)，發(fā)表于1609年（Sidereus Nuntius），僅六年之后，來華耶穌會士陽瑪諾（Emanuel Diaz）的中文著作《天問略》中已經(jīng)對此作了介紹。
再如望遠鏡，1626年湯若望的中文著作《遠鏡說》一書已經(jīng)詳細論及其安裝、使用和保養(yǎng)等事項。而至遲到1633年，徐光啟、李天經(jīng)先后領導的歷局中已經(jīng)裝備此物用于天象觀測，上距Galileo首次公布他的新發(fā)現(xiàn)不過二十余年，這在當時應該算是非�？斓慕涣魉俣攘�。
其實，耶穌會士向中國人介紹當時歐洲新的科學成果，本來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他們試圖用這些科學成果了打動中國學者，獲得中國學者的尊重，從而打開進入中國上層社會的道路�？筷愗浭寝k不到這一點的，因為當時中國傳統(tǒng)天文學畢竟仍有相當?shù)乃健?/p>
但是，在評價耶穌會士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功過時，最重要的一點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這一點，要想得到正確公允的評價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經(jīng)指出，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從古希臘到今天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學方法為基礎的《崇禎歷書》（《西洋新法歷書》）是中國天文學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演變，走上世界天文學共同軌道的轉(zhuǎn)折點。而這部”西方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耶穌會士在清朝欽天監(jiān)二百年的工作，無疑為這一演變作出了貢獻──這一演變?nèi)缃裨缫呀?jīng)完成。
明乎此，就不難看清，要正確評價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功過，不能一味糾纏于中國學者接受Copernicus學說之遲早，卻不對天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進行考察和理解。因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中國人接受Copernicus學說之遲早（況且我們今天已經(jīng)知道這一體系遠非宇宙的真實情況，只是人類探索宇宙的漫長階梯中的一級而已），而在于認識到，耶穌會士將西方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紹給了中國學者，而且這種方法和精神與現(xiàn)代天文學是共同的。無論是用Tycho體系還是用Copernicus體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的地心體系，甚至利瑪竇《乾坤體義》中的水晶球體系，都能產(chǎn)生同樣的效果！
故本文的結論是：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在客觀上完全是有功無過。他們的功績在于，使中國在17世紀初即得以了解最終成長為現(xiàn)代天文學的西方天文學，并促進了中國傳統(tǒng)天學向現(xiàn)代天文學的演變，開始使中國走入世界天文學的共同軌道。
[1] 關于此一結論之詳細論證，請參閱以下兩書：1、江曉原：《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又臺灣洪葉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曉原：《天學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何鞣浇茖W傳來后的一場斗爭，《歷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濟：《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譯本序言，中華書局，1983，20頁。
[4] 何兆武：略論徐光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學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發(fā)現(xiàn)了恒星的周年光行差，作為地球繞日公轉(zhuǎn)的證據(jù)，和恒星周年視差同樣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這種模式先前曾在蘇聯(lián)的一些讀物中流行，后來在五十年代被中國的普及讀物廣泛采用，而一個人少年時代所接受的觀念，往往會根深蒂固地留在頭腦中，結果許多當代作者就依舊重復著上述模式。
[8] 該圖的手稿影印件可見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9] A.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89.
[10]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1.
[11]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3.
[12]關于”水晶球”體系，請見江曉原：天文學史上的水晶球體系，《天文學報》28卷4期（1987）。
[13]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8.
[14] J.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P.334.
[15] 請見江曉原：第谷（Tycho）天文體系的先進性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1卷1期（1989）。
[1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科學出版社，1975，**1～**3頁。
[17] 王錫闡：歷策，載《疇人傳》卷三十五。
[18]參見江曉原：王錫闡和他的《曉庵新法》，《中國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19]《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665～666頁。
[20] P. M. D扙lia, Galileo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3.
[21] Galileo in China, P.25~28.
[22] 耶穌會士攜來中國使用的《天體運行論》至少有兩種版本：1566年版及1617年版，分別編為《北堂書目》第1385號及1384號。見Catalogue of the Pei-t抋ng Library, Peking, 1949, P.401。
[23] 江曉原：《明清之際西方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博士學位論文，北京，1988年5月，40頁。
[24] 萊昂和卡斯提爾的國王（1223～1284），通常譯為阿爾方索十世。當時風行歐洲的《阿爾方索星表》和另一部天文學著作都歸在他名下，故竟得與另三人并列。
[25]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0, P.519.
[26] ”然古今諸士，又以為實非正解”──他們的”正解”，自然就是Tycho體系。
[27] A. Danjon，《球面天文學和天體力學引論》，科學出版社，1980，3頁。
[28] 辛可：《哥白尼和日心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62頁。
[29]《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譯本序言，21頁。
[30]《明史·歷志一》。
[31]阮元編：《疇人傳》，卷四十六。
[32]阮元享壽頗高，他在1799年編撰《疇人傳》時明確排拒哥白尼學說，但是四十余年之后，在《續(xù)疇人傳》序中，他似乎轉(zhuǎn)而贊成地動之說了，但此時他又陷入另一種荒謬之中：”元且思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為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蔣友仁之謂地動，或本于此，或為暗合，未可知也�！睂h代張衡的候風地動儀猜測為演示哥白尼式宇宙模型的儀器，未免太奇情異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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