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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早出新證

時間:2023-02-20 22:36:28 文學理論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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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早出新證

【提要】本文對《大學》的成書和文本進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來認為《大學》晚出的各種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學》應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過與帛書《五行》經(jīng)、傳的對比,認為傳統(tǒng)分《大學》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不能成立,《大學》應為獨立的一篇。程顥修訂的《大學》最接近原貌。

    【關鍵詞】 《大學》 曾子 《五行》 早出

    郭店楚簡的發(fā)現(xiàn),引起學者重新探討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發(fā)展的興趣,而討論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談到到《大學》。因為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大學》乃成于曾子及其門人之手。但近代以來,許多學者又對此提出疑義,認為《大學》成書于秦漢之際,甚或在漢武帝之后。那么,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呢?《大學》是早出還是晚成呢?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jié)合新出土的簡帛材料,對這一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作出新的探討。不妥之處,請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學》的作者和年代,學術(shù)史上一直存有爭論,宋代學者多認為其成書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顥認為“《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朱熹《大學章句》引)并作《大學》定本一卷,對今本《大學》的章次進行了調(diào)整(1)。后朱熹又作《大學章句》一卷,認為《大學》分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其中經(jīng)“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傳則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觀點并沒有詳細的論證(2),卻得到宋明時代學者的普遍響應,有些學者如王陽明等,雖然與朱熹在“格物”等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也都承認《大學》是圣賢所傳。這可能與當時儒家學者強化道統(tǒng)意識,以與佛道對抗的現(xiàn)實需要有關。但自清代以來,《大學》出自孔、曾的觀點受到普遍懷疑,多數(shù)學者認為《大學》成書是在秦漢以后,并提出種種根據(jù)予以論證!洞髮W》原為《禮記》中的一篇,文獻上對其作者和年代并沒有明確的記載,而《禮記》又是“西漢初年搜集和發(fā)現(xiàn)的儒家著作的匯編”,來源比較復雜,“絕大多數(shù)是先秦古文,個別有漢初成篇的!保3)憑此尚無法斷定其具體年代,出現(xiàn)爭論也屬正常。但綜觀晚出論者的種種論述,其立論并不能讓人信服,且不乏武斷之處,不僅沒有真正解決? 侍猓?炊??嗣撬枷氪?椿炻遙?視斜匾?鶻?徊教教幀?/P>

    認為《大學》晚出,一個重要根據(jù)是認為《大學》與《禮記》中的《學記》有關,是對古代學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學制度晚出,故《大學》亦晚出。清代學者陳灃指出,《大學》與《學記》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論“大學之道”,有密切關系!秾W記》的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shù)(鄭注:“當為‘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jīng)辨志。三年視敬業(yè)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陳灃認為“‘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jīng)辨志,敬業(yè)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保4)陳灃認為《大學》與大學制度有關,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響,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認為大學制度形成較早,“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后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捌涫形迥,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彼运阅軌虬选洞髮W》看成先秦古籍。而陳灃以后的學者則根據(jù)《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的說法,認為周以前僅有“!薄靶颉薄扳浴,未嘗有大學,大學制度實形成于秦漢之后,這樣《大學》的成書也被推后,清代學者陸奎勛、日本學者武內(nèi)義雄(5)甚至認為《大學》作于漢武帝后。

    不難發(fā)現(xiàn),陳灃等人的觀點實際包含兩個前提,一是大學制度出現(xiàn)于秦漢以后;二是《大學》與《學記》一樣,均是對古代學制的反映。而實際上,這兩個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斷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學制度是否出現(xiàn)于秦漢之后,本身就是有爭議的,F(xiàn)在多數(shù)學者都認為大學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現(xiàn),如對古代學校制度進行過深入研究的楊寬先生就認為,“我國古代學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貴族已有學校!薄拔髦苜F族教育子弟的學校,已較完備,有所謂小學和大學!辈⒄f“西周大學不僅是貴族子弟學習之處,同時又是貴族成員集體行禮、集會、聚餐、練武、奏樂之處,兼有禮堂、會議室、俱樂部、運動場和學校的性質(zhì),實際上就是當時貴族公共活動的場所。”(6)楊先生的看法有文獻作根據(jù),符合古代學校的實際。如《禮記·明堂位》:“殷人設右學為大學,左學為小學,而作樂于瞽宗!薄洞蟠鞫Y記·保傅》:“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jié)焉;束發(fā)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jié)焉!薄抖Y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备匾模坠俏闹幸延小岸嘧悠溽銓W,返不遘大雨”(《龜甲獸骨文字》卷二)? 募竊兀?鷂鬧幸渤魷幀靶⊙А保ā洞笥鄱Α罰?ⅰ把Ч?保ā毒攙?罰?ⅰ氨儆骸保ā堵笞稹罰┑雀拍睿??曇頡短樸葜?饋酚小疤?е?校?熳憂壯藎?堂竦芤病保?魅誹岬醬笱АM沓雎壅嚦梢曰騁傘鍛踔啤返繞?目煽啃裕?次薹ǚ穸?墜、晋_撓繞涫淺鐾林竇蠆牧希??笱?沓鲆壞┍環(huán)穸ǎ?浣崧圩勻瘓駝靜蛔〗擰?/P>

    退一步講,大學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漢以后才出現(xiàn),也不就意味著《大學》就一定晚出。因為所謂《大學》與《學記》內(nèi)容相近,均是對大學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種聯(lián)想,并沒有多少事實根據(jù)。相反,如果將二者作一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實際存在較大差別。《學記》所說的“大學”,從上下文來看,應是指具體的大學設施,這種大學中是以“離(注:解析)經(jīng)辨志”,也即是以經(jīng)學的傳授為中心內(nèi)容的;而《大學》一文根本就沒有提及具體的學校制度,鄭玄《禮記目錄》說:“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编嵭倪@個解釋比朱熹更為合理,且與《大學》的中心內(nèi)容“修、齊、治、平”相符合,應該是《大學》的原意。因此《大學》與《學記》雖然均談到“大學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這一點連主張《大學》晚出的徐復觀先生也不得不承認,他說《大學》“與《學記》等篇,將教學之基礎建立于經(jīng)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洞髮W》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說,由《大學》所反映的學問內(nèi)容,未曾受到西漢以經(jīng)典為學

問中心的影響!虩o俟于《學記》與之相發(fā)明。且就兩書之內(nèi)容、規(guī)模、氣象言之,彼此間決無直接之關聯(lián)!保7)其實《大學》的“修、齊、治、平”淵源甚? 紓?ㄏ晗攏┕灘淮?詿笱е貧刃緯梢院蟛拍艸魷幀4涌鬃擁乃枷肜純矗??淙幻揮兄苯郵褂謾靶、齐、治、平′^母拍詈陀镅裕???髡擰靶藜閡躍礎、“修奸u園踩恕薄ⅰ靶藜閡園舶儺鍘保?ā堵塾鎩は芪省罰┯胝庖凰枷胍泊筇逑嚳???鬃誘??鈑誥傻難?V貧瓤?紀囈猓?碌難?V貧壬形蔥緯傻氖貝??舭匆隕系墓鄣悖?癲皇強鬃擁乃枷胍慘?沓雋?晚出论者的聡`?牽?揮寫笱е貧刃緯珊屯甌敢院螅?寮業(yè)摹靶蕖⑵、治、平”思蠚迮能箲阳溨和????頤僑銜?靶蕖⑵、治、平”作?寮業(yè)囊恢秩松?硐牒褪導??潁?氪笱е貧雀?疚薰兀?嚳矗?揮械閉庖煥硐攵懶⒂諮?V貧戎?饈保?拍鼙3制瀋???突盍Γ??壞┯胙?V貧認嘟岷希?鬩馕蹲潘?舊淼拿宦浜退ソ。这只??酌現(xiàn)?嗟娜逭哂牒捍?院蟮木?遄鞲黽虻サ謀冉希?憧梢鑰吹煤芮宄??/P>

    晚出論者的另一個根據(jù),是《大學》的思想在相關文獻中出現(xiàn)得較晚,因而《大學》一書亦形成較晚!洞髮W》的基本思想是所謂的“三綱領”“八條目”,而“八條目”中尤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對于《大學》的“修、齊、治、平”,有學者認為“此一有體系之層層推闡,孔子未嘗言;于孟子僅發(fā)其端!保8)徐復觀先生也說:“《大學》系以個人直通于天下國家,此必在天下為公的強烈觀念之下,始能出現(xiàn)!保9)所謂“孟子僅發(fā)其端”,是指《孟子·離婁上》中的一段言論:“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煜轮驹趪,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彼麄冋J為孟子始將身、家、國、天下聯(lián)系在一起,故《大學》成書最早也當在《孟子》之后。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明顯有誤,因為孟子這段話中說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對前人言論的引用,而這一言論一定產(chǎn)生較早,流傳較廣,所以才能夠“人有恒言”。其實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與此相關的言論。《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鄉(xiāng),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這可以說是《大學》“修、齊、治、平”思想的最早來源。以前由于人們對《老子》的成書年代存在爭議,這條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懷疑,郭店楚簡《老子》的出土,證明了《老子》一書為老子所著,特別是證實了《老子》一書的早出。而楚簡《老子》乙本中正好有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詞“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鄉(xiāng)”等。目前學術(shù)界雖然在楚簡《老子》是今本《老子》的節(jié)本還是全本等問題上還有一些爭論(10),但上面這段材料為《老子》原來所有,則無可置疑。這就對晚出論者作出了有力的駁斥,同時也為《大學》的早出提供了一個旁證。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處文字與“修、齊、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第二十章)

    “誠身”意近于“修身”,“順乎親”近于“齊家”,“信乎朋友”、“獲乎上”近于“治國”,“治民”近于“平天下”,它們之間各以前者為條件,表現(xiàn)為由“誠身”到“治民”的層層外推,這與《大學》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學》與《中庸》的兩段文字哪一個更早呢?我們認為應該是《大學》而不是《中庸》,這可以從二者關于“誠”的論述中看出來!洞髮W》所說的“誠”只是指“誠其意”,內(nèi)含比較簡單,而《中庸》的“誠”則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實踐能力,并對其作了“誠者”與“誠之者“的區(qū)分,與前者相比,不僅內(nèi)含更為豐富,且更具有哲學深度。從《大學》的“誠其意”到《中庸》的“誠者”反映了思想認識的前后發(fā)展過程,因此,《中庸》的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學》的影響,并在哲學上作了進一步發(fā)揮。《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學》的成書至少當在子思之前。以往學者認為《大學》的晚出,主要是沒有真正理解“修、齊、治、平”產(chǎn)生的歷史根源,錯把它與不相干的大學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實際上“修、齊、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會“家國同構(gòu)”的社會組織形式,是這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在人們思想觀念上的反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由于古代宗法社會出現(xiàn)較早,與這一社會組織形式相適應的“修、齊、治、平”的社會理想因而也出現(xiàn)得較早,這本身十分自然,沒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學》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證明出現(xiàn)較早!洞髮W》的“止于至善”,以往人們往往認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諸至足!钡瓿啞墩Z叢三》中有:“善日過我,我日過善,賢者唯其止也以異!薄叭酥苑桥c?止乎其孝!闭f明“止”乃是先秦古義,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現(xiàn),《大學》的“知止”當與此有一定關系!洞髮W》的“靜”,以前由于懷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將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虛壹而靜”,而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有:“身欲靜而毋 ,慮欲淵而毋拔!背啞独献印芳滓冶幸灿卸嗵幷劦健办o”:“孰能濁以靜者,將徐清!保ā独献印芳祝爸造o,萬物將自定!保ㄍ希扒屐o為天下定!保ā独献印芬遥┱f明“靜”的思想同樣出現(xiàn)較早。晚出論者認為《大學》思想出現(xiàn)較晚,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結(jié)論自然難以站住腳。

    (二)

    既然《大學》晚出的結(jié)論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慮。不過在此之前,需要先對《大學》的文本作一番討論。我們知道朱熹曾區(qū)分《大學》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并對傳進行了補充。雖然朱熹的《大學》新本存在著一些爭議,但其將《大學》分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卻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認可,并成為討論《大學》必須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們認為將《大學》分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疑點頗多,值得進一步商榷。首先,傳的體例不統(tǒng)一。被朱熹當作“傳”的內(nèi)容主要有兩部分,一是《詩》《書》及“子曰”,如“《康誥》曰:克明德!薄啊对姟吩唬褐茈m舊邦,其命惟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朱熹認為這分別是經(jīng)文“明明德”、“親(新)民”及“此謂知本”的傳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論述,如“所謂誠其意者……”“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等,這被看作是“誠意”“正心”“修身”的傳文。朱熹把這兩種不同的文體籠統(tǒng)說成是“傳”是不合適的,實際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傳,后者是對經(jīng)

文的解釋和發(fā)揮,同樣不是傳。

    其次,傳和經(jīng)無法統(tǒng)一。既然《大學》包括經(jīng)、傳兩個部分,其傳文就應該與經(jīng)文統(tǒng)一,而實際上無論怎樣對《大學》的章次進行重新編排,也無法作到這一點。如“《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初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召庑狻撸䞍x也!徐尘,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对姟吩疲骸趹,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誠其意”下,朱熹將其前調(diào),認為此章是“釋止于至善”。但仔細辨析不難發(fā)現(xiàn),此章主要是說“自修”“威儀”以及“賢其賢而親其親”,與“止于至善”并沒有直接關系。有學者注意到這一點,故又進行重新編排,認為此章是“釋親民”(12),但也同樣解釋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說明將《大學》分為經(jīng)傳,值得重新考慮。

    還有,《大學》文體前后連貫,不象是經(jīng)、傳兩個部分。此點崔述已經(jīng)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錄》中有《〈大學〉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對朱熹將《大學》分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并說“玩通篇之文,首尾聯(lián)屬,先后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贝奘龅恼f法符合實際,值得認真考慮。從以上分析來看,《大學》并不象有“經(jīng)”、“傳”兩個部分,反而倒象是一個整體。

    如果說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么,我們不妨將《大學》與帛書《五行》“經(jīng)”、“傳”作一比較,用出土的旁證材料進一步說明分《大學》為“經(jīng)”、“傳”并不能成立。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行》有“經(jīng)”、“傳”兩個部分,郭店楚簡《五行》有經(jīng)而無傳,說明“傳”與“經(jīng)”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時期,是后人對“經(jīng)”的解釋和闡發(fā)。帛書《五行》經(jīng)傳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為“經(jīng)”,二一五行以后為“傳”,細讀《五行》的傳文,不難發(fā)現(xiàn)其許多特點都與《大學》不同。首先,傳的體例較為統(tǒng)一。《五行》傳每章皆是作者對經(jīng)文的解釋,不存在直接引用《詩》《書》或二者并存的情況。如“圣之思也輕,輕則形……”一章,傳文作“‘圣之思也輕’:思也者,思天也;輕者尚矣!p則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輕于翟,路人如斬;酉(柳)下子見其如斬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輕也……”其中“圣之思也輕”、“輕則形”是對經(jīng)文的引用,而以下則是對經(jīng)文的解釋,這種體例貫穿了“傳文”的始終。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經(jīng)文中多處引用《詩》,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長。不仁不智,未見君子,憂心不能精長;思不精長,不能悅!对姟吩唬骸匆娋,憂心惙惙,亦既見之,亦既觀之,我心則悅。’此之謂也!庇秩纭耙姸,智也。聞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詩·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謂也。”從“此之謂也”來看,所引《詩》乃是對前面文字的解釋和發(fā)揮,但它是經(jīng)而不是傳,這對我們理解《大學》頗有啟發(fā)。

    其次,傳與經(jīng)相對應,不存在有傳而無經(jīng)的情況。帛書《五行》除前面幾章外,每段經(jīng)文皆有傳,傳文往往先引經(jīng)文,然后加以解釋,且不厭巨細,每句必解。如“不變不悅,不悅不戚,不戚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一章,傳文作“‘不變不悅’:變也者,勉也,仁氣也。變而后能悅!粣偛黄荨簮偠竽芷菟!黄莶挥H’:戚而后能親之!挥H不愛’:親而后能愛之。‘不愛不仁’:愛而后仁。”對于一些實在不必要解釋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贅言。如“‘鸤鳩在!褐币!薄段逍小穫髦凰悦烤湎纫媒(jīng)文,是因為經(jīng)、傳被抄在前后兩個部分,如果不引用經(jīng)文,就會使人們不知傳文對何而發(fā),造成混亂。而《大學》所謂的“經(jīng)傳”也是抄在前后兩個部分,若按傳文體例,也當在傳文前引用所要解釋的經(jīng)文,而《大學》的幾處《詩》《書》文字均沒有指明與經(jīng)文的關系,把它看作是“傳”顯然是不合適的。那么,《詩》《書》之外“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語是否就是經(jīng)文的注解呢?我們認為同樣不是,因為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對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語的概括,前文并沒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語,所以與其把它看作是傳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前文的引申、發(fā)揮,“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況也是一樣。更重要的是,《五行》的傳基本圍繞經(jīng)文而發(fā),沒有脫離經(jīng)文之外的議論,而《大學》的有些“傳文”很難與經(jīng)文一一對應,與《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說有“經(jīng)”而無“傳”還可以解釋通的話,那么,有“傳”而無“經(jīng)”則不好理解,與傳文的體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學》的幾處文字看作是“傳”顯然不合適。

    還有,《五行》經(jīng)、傳文體存在較大差異,很容易看出是兩個部分!段逍小方(jīng)文語言流暢,自成一體;而傳文則支離破碎,很不連貫,有些純粹是為注經(jīng)而注經(jīng),顯得很沒有必要,這與《大學》文體首尾連貫,上下呼應也有很大不同!段逍小返膫魑碾m然不一定就是古書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則卻是普遍的,由此我們斷定,《大學》并非是經(jīng)傳兩個部分,而原來就是獨立的一篇。

    《大學》本是獨立的一篇,那么,朱熹為什么要將其分為經(jīng)、傳兩個部分并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呢?我們認為這可能與當時學者對經(jīng)典的理解有關。前面說過,宋代有些學者出于同佛老爭奪正統(tǒng)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歡把一些經(jīng)典說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權(quán)威性,程顥認為《大學》為“孔氏之遺書”可能就是出于這個目的。朱熹一方面贊同程顥將《大學》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籠統(tǒng)把《大學》說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難以講通,故提出“經(jīng)”“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的說法,這樣便將原來本是一個整體的《大學》分割為兩個部分,而由于朱熹的權(quán)威和影響,他所改定的《大學》新本逐漸取代《大學》古本,《大學》分為經(jīng)傳的說法也以訛傳訛,幾乎成為了定論。既然朱熹的觀點并不成立,他的《大學》定本對理解《大學》并沒有多少可取之處,相反,值得重視的倒是程顥改正的《大學》。我們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對《大學》文本作過整理,其中以程顥為最佳。朱熹在《大學章句》中稱“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jīng)文,別為序次”,說明自己與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繼承關系。但與朱熹相比,程顥改定的《大學》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顥將《大學》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經(jīng)傳兩個部分。他將“明明德”三綱領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條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謂誠其意者”、“所謂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所謂平天下在治

其國者”各段,而將“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為獨立的兩段,看作是對以上內(nèi)容的概括和總結(jié)。其次,與此相適應,他將《大學》中的《詩》、《書》、“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傳”。如他將“《康誥》曰:克明德”等內(nèi)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對以上內(nèi)容的發(fā)揮,而將頗有爭議的“《詩》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段中,看作是對“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的發(fā)揮,不僅合理而且顯得頗為通順。雖然程顥將《大學》看作是“孔氏之遺書”,有失片面,但他卻由此避免了“經(jīng)傳”問題的干擾,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實際的結(jié)論。通讀程顥整理的《大學》,全文語氣聯(lián)貫,上下一致,渾然一體,比朱熹的《大學章句》更接近《大學》的原貌,似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詳見附錄)

    (三)

    我們既否定了《大學》晚出,又證實《大學》并非經(jīng)傳兩個部分,而是一個整體,那么,傳統(tǒng)上《大學》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說法便值得重視。首先,《大學》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說明其與曾子一派有密切關系!洞髮W》“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云:“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李學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記其言論時,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當時著書通例,如《孟子》一書為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等所著,而文中則通呼“孟子”,《墨子》書中的“子墨子”、《史記》篇末的“太史公”,情況也是一樣。 而《大學》中既然有“曾子曰”,那么,“朱子說《大學》系曾子所作,絕非無因!保14)雖然《大學》中“曾子曰”僅此一見,能否就此坐實《大學》即是曾子所作還可討論,但與曾子有一定關系則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學》“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見于《禮記·祭義》,明確說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zhàn)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對這一思想的發(fā)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對“孝”的理解。這段材料以往被學者所忽略,然而卻是曾子與《大學》關系的重要旁證。

    其次,《大學》思想也與曾子有一致之處。曾子以“忠恕”發(fā)明孔子“一貫之道”,“忠恕”可以說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學》多談“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挈矩之道。”有學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洞髮W》一篇之旨盡于此矣!保15)陳榮捷先生也說,《大學》之“挈矩方式,從內(nèi)容論,究竟不外是以忠恕為一貫的仁”(16)。所以,《大學》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還有,從學術(shù)的傳承來看,《大學》也與曾子一派有密切關系!洞髮W》與《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聯(lián)系,表現(xiàn)出前后的承接關系!吨杏埂分匾暋靶奚怼保⒂纱送葡颉爸翁煜聡摇,顯然是受了《大學》“修、齊、治、平”的影響。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還有以下兩條: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jīng),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保ㄍ希

    上面說過,《中庸》的思想比《大學》更為成熟,故《大學》應在《中庸》之前。有學者看到《大學》文字較為整齊,便認為《大學》成書較晚,是不正確的。因為文字的整齊與否,往往與文本的性質(zhì)有關,而與時間的早晚關系不大。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屬于同一學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學》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綜上所述,《大學》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這雖然與傳統(tǒng)的觀點相同,但它卻經(jīng)過了重新論證,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稱為“新證”。

    附: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犊嫡a》曰:“克明德!薄洞蠹住吩唬骸邦櫿溙熘髅。”《帝典》曰:“克明峻德!苯宰悦饕病侗P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薄对姟吩唬骸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笔枪示訜o所不用其極!对姟吩疲骸鞍铉芮Ю,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弊釉唬骸坝谥,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贝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出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犊嫡a》曰:“如保赤子!毙恼\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yǎng)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对姟吩疲骸疤抑藏,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币似浼胰耍罂梢越虈恕!对姟吩疲骸耙诵忠说!币诵忠说埽罂梢越虈。《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逼錇楦缸有值茏惴ǎ竺穹ㄖ。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挈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对姟吩疲骸肮(jié)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庇袊卟豢梢圆簧,辟則為天下僇矣!对姟吩疲骸罢氨虽堪,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初如磋”者,道學也!叭缱寥缒ァ闭,自修也!吧鈨n兮”者,恂慄也!昂召庑狻闭撸䞍x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对姟吩疲骸坝趹,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要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对姟吩疲骸耙笾磫蕩,克配上帝。儀監(jiān)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nèi)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犊嫡a》曰:“惟命不于常!钡郎苿t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冻䲡吩唬骸俺䥽鵁o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薄肚厥摹吩唬骸叭粲幸唤槌,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圣,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fā)身,不仁者以身發(fā)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贝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注釋:

    1、 又名《明道先生改正大學》,收入《二程集》第四冊《河南程氏經(jīng)說》卷五。

    2、 朱熹《大學或問》有朱熹答某人問,云“無他左驗”,并云“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zhì)”。

    3、 李學勤:《郭店簡與〈禮記〉》,《中國哲學史》1998年4期。

    4、 陳灃:《東塾讀書記》,轉(zhuǎn)引自張心徵《偽書通考》上冊第444頁。

    5、 見杭世駿《續(xù)禮記集說》引;武內(nèi)義雄:《兩戴記考》,載江俠庵編譯《先秦經(jīng)籍考》上冊,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版,第183頁。

    6、 楊寬:《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載《古史新探》中華書局1965年版。

    7、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卷》,第九章《先秦儒家思想的綜合——大學之道》,第27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版。

    8、 胡止歸:《〈大學〉之著作年代及其與〈中庸〉之思想同異比較研究》,《大陸雜志》第26卷第9期

    9、 同上引徐氏書,第270頁。

    10、 參見邢文《論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不屬一系》,《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郭沂:《從郭店楚簡〈老子〉看老子其人其書》,《哲學研究》1998年第7期。丁四新:《略論郭店簡本〈老子〉甲乙丙三組的歷時性差異》,《湖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11、 參閱拙文《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臺大歷史學報》第二十五卷,2000年7月。

    12、 郭沂:《〈大學〉新論》,載《新儒家評論》第二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 收入《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4、 李學勤:《從簡帛佚籍〈五行〉談到〈大學〉》,《孔子研究》1998年3期。

    

15、 任銘善:《禮記目錄后案》,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90頁。

    16、 陳榮捷:《初期儒家》,《史語所集刊》第47本,1976年,第7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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