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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與《白話本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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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與《白話本國史》

呂思勉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的史學家,知識淵博,學術造詣高。他的史學研究通貫各 時代,周瞻各領域,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各種專史領域都做出了獨到的貢獻,為后人 的學習研究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著名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就說過,“論方面廣闊,述 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 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1]。但是目前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中,人們往往 對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比較重視,對呂思勉先生則相對冷落,這與他在學術界 應受到的重視程度是不相稱的。加強對呂思勉先生學術的研究,對于科學地把握20世紀 中國史學發(fā)展的脈絡和推進當代史學的進一步發(fā)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白話本國史》的開創(chuàng)之功
  在呂思勉先生眾多的學術著作中,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話本國史》是他的 史學成名作,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栋自挶緡贰吩L期 被用做大學教材和青年“自修適用”讀物,僅1933年至1935年間就重版了4次,對20世 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呂思勉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任過編審歷史教科書、參考書的編輯,又長期 從事歷史教學工作的實踐,對當時流行的通史教材狀況有很深的了解。他認為,“中國 歷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覽,很不容易。專看其一部分,則知識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簡要 ,鈔出的書,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鑒》專記理亂興衰,《通考》專詳?shù)湔陆浿频取!∏移淙ト〉难酃,多和現(xiàn)在不同。近來所出的書,簡是很簡的了。但又有兩種毛。(1 )其所謂簡,是在全部歷史里頭,隨意摘取幾條。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 ,都是有關緊要的。(2)措詞的時候,隨意下筆,不但把自己主觀羼入,失掉古代事實 的真相;甚至錯誤到全不可據(jù)”,這樣的著述既不能適應歷史教學,又不能滿足學生求 知的欲望。鑒于此,呂思勉先生本著“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及,認認真真的, 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有用極嚴謹?shù)姆ㄗ樱及言拟n錄,有刪節(jié)而無改易。自己的 意見,只注明于后”[2]的原則撰寫了《白話本國史》。該書是呂思勉先生在歷年教學 講稿和史學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全書分4冊,約60萬字。內容框架由緒論和五編構成 ,在每一編里又分若干章,詳細地記敘了上起遠古時代,下至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期 間的中國歷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會經濟、文化現(xiàn)象,而且還敘述了東南亞中西亞各 國、各民族與中國的關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書按照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組織 的變化分為六個不同的時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漢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 安史之亂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東漸至清朝滅亡);現(xiàn)代(辛亥 革命以后)。這種按照社會進化的觀點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明顯區(qū)別于以往的史書,對 時人和以后的史學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白話本國史》出版以前,嚴格地說,當 時的中國并沒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詒徵的《歷代史略》是在日本學 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專為日本人而 寫,雖經柳詒徵改編,從總體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國的歷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 佑的《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和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 的書下限只到隋朝,劉師培的書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話本國史》則是從遠古時代 寫到了民國初年,是一本完全意義上的通史。
  由于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在內容體例等方面都明顯地具 有新意,高于時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們的贊譽。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就說: “中國通史的寫作,到迄今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本 來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困難的事業(yè),而中國史上須待考證研究的地方又太多 ,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 》”;“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例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變相的 《綱鑒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先生出,有鑒于此,乃以豐 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白話本國史》 四冊,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為一部極好的著作”[3]!栋自挶緡∈贰窞橹袊ㄊ返木幾_創(chuàng)了一個新紀元。
  另外,就《白話本國史》對秦檜和岳飛的評價而引起的訴訟案實際上屬于學術爭鳴的 范疇,很多學者如明代的丘@①、清代的趙翼等對秦、岳二人都有過不同的看法。呂思 勉先生對這一問題做了如下說明:“此書(《白話本國史》)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予詆 毀岳飛,乃系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龔君之意,亦以與商務 印書館不快,借此與商務為難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詆余者,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 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zhàn)將,即欲表揚戰(zhàn)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 考證也!盵4]表明呂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獨立思考所獲得的見解,主張“治學要根 據(jù)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從一般人和什么權威的說法”[5]。這場訴訟案在學術界可 以見仁見智,但沸沸揚揚的修改事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白話本國史》在當時的影響 是很大的。
      二、《白話本國史》的獨特風格
  呂思勉先生是一位時代意識很強的史學家,他在史事考證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傳統(tǒng) ,但又不同于乾嘉學派的為考證而考證,其思想能夠緊緊跟上史學進步的潮流!栋自挕”緡贰樊a生于20世紀20年代,因此有著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觀念與西方著史風格交互影響 的特征!栋自挶緡贰分杂泻艽蟮膶W術魅力,與該書的獨特風格和呂思勉先生的 治史方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白話本國史》熱情地宣揚進化史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是一個 變革的時期,中西文化交融為史學研究輸入了新鮮的血液。進化史觀最先由嚴復通過翻 譯《天演論》介紹到了國內,與此同時梁啟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發(fā)表了《中國史敘 論》和《新史學》,系統(tǒng)地向國人論述了進化論歷史觀,發(fā)出了“史界革命”的號召, 要求推翻舊史學,建立新史學,從而使中國史學的傳統(tǒng)受到了猛烈的沖擊,進化史觀一 時成為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呂思勉先生熱情地接受了進化史觀,并以進化史觀作為指 導思想撰寫了《白話本國史》,以此來聲援新文化運動。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 先生熱情地宣揚了進化史觀,將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不斷運動和變化的實體。他說:“ 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系者也”,“研究社會進化 現(xiàn)象的一部分,就喚做歷史學”,“現(xiàn)在研究史學,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種種科學的眼 光,去研究他,以便說明社會進化的現(xiàn)象”!斑@是樸素的正確的歷史發(fā)展觀點!盵6 ]他運用進化史觀對中國遠古的歷史進行探討,認為中國可考的歷史起于三皇五帝,燧 人氏代表漁獵時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時代,神農氏代表農耕時代,人類社會是由野蠻逐 步走向文明的。這種用進化觀點詮釋傳說中的歷史的做法雖然有不確切之處,但運用進 化論的觀點把上古時代作階段性的劃分,這在前代是沒有出現(xiàn)過的,讀來使人耳目一新 ,用呂

思勉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此外,呂思勉先 生還依據(jù)進化觀點對婚姻、官制、賦稅、兵制等進行了論述!栋自挶緡贰啡珪褪恰∫赃M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敘述的中國歷史,證明了人類社會是在不斷的進化之中走向發(fā) 展的,從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環(huán)之見和崇古卑今的觀念。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反 映了“新史學”的發(fā)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話本國史》成為了中國史學界第一部 有系統(tǒng)的新式通史。
  第二,《白話本國史》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五四時期,反 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深深地影響了史學著作的語言風格,一些史家也 開始嘗試運用白話文來撰寫史著,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 究法》等!疤貏e是當時的《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等刊物,專辟有‘歷史’ 或‘歷史故事’欄,以通俗的口語向人們介紹中外歷史知識!瑫r,中國歷史通俗 讀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國語,訓令學校教材使用語體文!盵7] 呂思勉先生積極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話文來撰寫通史,《白話本國史》成為最早 使用白話文撰寫的新式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全書基本上是用較為淺顯的白話寫成 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譯成白話處;②雖能翻而不免要減少其精神處;③考據(jù)必須 照錄原文處,仍用原文”[2],這表明呂思勉先生是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 則來對待白話文的。在1920年發(fā)表的《新舊文學之研究》一文中,呂思勉先生認為文學 創(chuàng)造美的途徑是“心有美感,以語言為形式而表現(xiàn)之”,運用白話文可以使語言具有美 感、突出時代性,且更易于“行遠而傳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陳舊、不合時 宜和不易流傳。所以文言必須去掉其不適合當代人的思想和古代專用語的部分以此來白 話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簡潔的句式表達深刻的內涵和語法嚴謹?shù)葍?yōu)點,所以,應當文言 與白話互相取長補短,同時進行。雖然呂思勉先生的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有可議之處, 但在白話文剛剛起步的20世紀20年代,他能夠看到二者的利與弊,大膽地肯定白話、運 用白話的做法比同時代的許多人都進步得多。由于《白話本國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話文 ,去掉了晦澀難懂的文言詞語,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時代特征,從而受到了歡迎, 成為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對于歷史知識的普及有著 很重要的意義。
  第三,《白話本國史》注重從社會經濟、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闡述與分析歷史發(fā) 展的原因和過程。梁啟超在1923年發(fā)表的《歷史統(tǒng)計學》中指出,“我們以為,欲知歷 史真相,決不能單看臺面上幾個大人物幾樁大事件便完結,重要的是看到全個社會的活 動變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絕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類的全搜集起來,分別 部局一研究,便可以發(fā)現(xiàn)出極新奇的現(xiàn)象,而且發(fā)明出極有價值的原則”[8],也就是 要求歷史研究者應關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更加注意被舊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睿员銖闹邪l(fā)現(xiàn)有價值的史料,拓寬史學研究的范圍。呂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經 過了三次較大的變化,少年時期最信康有為、梁啟超的學說;17歲時服膺法家中的術家 之說;47歲時開始信仰馬列主義。所以,當梁啟超發(fā)起“史界革命”時,當時年僅十四 五歲的呂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動是巨大的,他拋棄了舊的史學觀念,在思想上開始追 隨梁啟超,在實踐中開始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以后呂思勉先生“在 治史的規(guī)模上深受梁啟超‘新史學’的影響,如將呂思勉先生的幾部斷代史與梁啟超在 1901年所擬的‘中國通史目錄’做一比較,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呂思勉先生的史學正是梁啟 超所設想的‘新史學’的具體實踐”[9]。也正是基于此,呂思勉先生在他撰寫的《白 話本國史》中,擺脫了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關注政治和軍事的歷史撰述格局,著眼 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歷史研究的目光轉向了常人常事,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呂思 勉先生批評了舊史的“常事不書”,認為“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 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 的結果”[10]。所以,《白話本國史》收集了豐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統(tǒng)地 論述了我國歷史上的婚姻家庭、風俗習慣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變!栋自挶緡贰烦×藬⑹鲋卮蟮恼诬娛率录酝,其中言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和漢族以外諸族歷史的 內容也十分豐富,而且對一些重大的歷史現(xiàn)象都作出了分析。呂思勉先生認為中國封建 社會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宗法制度是古代貴族社會的根底,通過它把“血族團體里頭 的人,無論親疏遠近都團結了起來,橫里頭的范圍也廣,豎里頭的時間也長久了”[2] 。對于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朝每代都發(fā)生的農民起義,他認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從秦漢統(tǒng) 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生產方法和生產的社會組織始終沒有變更,而中國人的生 計就在于農業(yè),所以當農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勢必就會發(fā)生農民起義,這些看法確實很 有見地。更為可貴的是,呂思勉先生在《白話本國史》里敘述各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時更加 強調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按照歷史發(fā)展的順序分別敘述了每個王朝國 家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稱這些少數(shù)民族為“漢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對少數(shù)民 族建立的王朝也稱之為“朝”,“這為當時編寫中國通史開創(chuàng)了新體例”[6]。從而使 《白話本國史》明顯區(qū)別于其他舊史,從觀點到內容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學思潮在 中國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呂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呂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蘊深厚、服膺顧炎武治學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觀影響 的史學大師”[11]。就《白話本國史》而言,呂思勉先生研究歷史的方法主要表現(xiàn)在以 下兩個方面,即占有豐富的史料和融合社會學知識。
  第一、以進步的史識駕馭豐富的史料。呂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豐富的史料,主張論 從史出,反對主觀的武斷。他認為史書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貴的,“讀史必求原始的史料 。真正原始的史料,現(xiàn)在實不易得;大體上,眾共據(jù)為原始材料的,則歷代正史而已” [10]。呂思勉從1906年起首次通讀正史,以后又對正史通讀了三次,做到了融會貫通, 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應手。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先生本著“必古人所未 及就,后世之必不可無著者而為之”的原則,做到一般與特殊相結合,最大限度地收集 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書“雖不過六十萬言,而讀者不啻得到二三百萬言 的參考書”。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經濟,實際上經濟也是很重要 的,是整個社會的根柢。因此,呂思勉先生很注意談社會經濟方面的情況,運用的史料 很豐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賦稅制度,認為這是民生狀況的反映。他說,“從秦漢統(tǒng)一以 后,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二千多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什么根本上的變更 。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計,是以農業(yè)為本位。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就須注意農 民。但是中國史家,記載平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少的。xì@②是當時的田賦制度,便是 當時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2]。所以,他詳細地敘述了中國歷史上賦稅制度的沿革, 在敘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賦稅制度時,呂思勉先生不僅參考了正史的食貨志,而且還

參 閱了《文獻通考·田獻門》的記載,詳細地敘述了晉朝的“戶調式”和魏朝的“均田令 ”以及唐朝的“租庸調制”實施和瓦解的過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會平均地權行不 通的結論。但是,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白話本國史》所用史料幾乎都以古籍為主, 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卻未加運用,這反映了他的史料觀點尚有陳舊之 處。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價值。
  第二,融合社會學的知識。五四運動后,中國出現(xiàn)了科學的新史學。新史學十分強調 方法論,要求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歷史。呂思勉先生對這種新史學的發(fā)展趨勢有著他 自己的理解,認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xiàn)在的社會為什么成為這個樣 子!叭说挠涊d,只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對于其事,乃覺有意 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 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 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瓪v史的可貴,并不在于 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于其能據(jù)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12]。由于呂思勉先 生的史學研究十分強調社會學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將歷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會生活 的各個方面。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先生比較全面地敘述了社會各方面的歷史; 以后他又以歷史學的眼光撰寫了關于社會歷史的各種專著,足以證明社會學對他的歷史 研究影響深遠。呂思勉先生的女兒呂翼仁女士就曾說過:“父親是在廣泛研究社會科學 基礎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論,眼光就比較寬。眼界寬,看事情容易融會貫通,以橫 的角度來說,就能著眼于事情的變化發(fā)展;從縱的角度來說,也有利于比較研究。父親 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說不定和他治學方法有關。父親早年就認為歷史的 基礎是社會科學,在研究歷史之前,對各種社會科學應當多少懂一點。”[13]呂思勉先 生正是因為擁有了廣泛的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才使他的著作眼界開闊,能緊緊地跟上時 代的步伐。
  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學見解,以后他又對其中的一些觀點 進行了修正,使史論更加符合史實,40年代由開明書店出版的《呂著中國通史》則是他 較為成熟的通史著作。
  收稿日期:200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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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呂翼仁.回憶我的父親——呂思勉先生[J].歷史教學問題,1998,(2).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氵右睿
    @②原字左谷右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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