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等中構建和諧社會

放在歷史的視野中來看，從鴉片戰(zhàn)爭后到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會”。《禮記》中把“大同”作為理想來追求�！叭瞬华氂H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獨孤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涤袨閷懥恕洞笸瑫�》。孫中山追求“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的大同社會，倡導“天下為公”。毛澤東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是“大同”理想的嘗試。   這種理念堅持了100多年，到鄧小平時代發(fā)生了變化。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個“小康”的社會�！靶】怠边@個詞也出現(xiàn)在《禮記》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小康不僅僅意味著溫飽，已經隱含著分化，但是人們提建設小康社會時往往忽略了這一點。鄧小平當然沒有把“小康”當做最終目標，那時他的“小康”指標很單純，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就算是達標了。后來，1983年他去了趟蘇州，當時蘇州人均收入已達到800美元，他繼而認為人均800美元就足夠了，可以實現(xiàn)六個目標，即解決人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住房問題（人均20平方米）、解決城鄉(xiāng)就業(yè)問題、解決農村人口外流問題、普及中小學教育和基本公共福利、改變人們精神面貌使犯罪率大大減少。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小康社會”的提法用得并不多，那時強調的是“發(fā)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fā)展”。   到1990年代末，當我們回頭盤點時，不免有一喜一憂。喜的是，改革20多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fā)展，年增長率達到9%，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跡。但在欣喜的同時，也產生了憂慮。現(xiàn)在，中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000美元，但上述六個問題中除了前兩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之外，其他幾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變得更嚴重了。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诖�里面的錢可能多了，但是空氣臟了，要花更多的錢清潔空氣，清潔水源，還有其它一大堆惱人的問題。于是在20世紀末，中國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之所以強調“全面”是因為以前對“小康”的理解太片面。   新一代領導人現(xiàn)在又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社會這個詞在中國人聽來并不特別，但譯為英文“harmonious society”則極具中國特色。中國傳統(tǒng)很講“和”字， 錢穆先生將中國的文化精髓總結為四個字：天人合一。和為貴、和平、和善、和解、和藹、和緩、和諧，從大同社會到小康社會，再到和諧社會，都是中國傳統(tǒng)的延續(xù)�，F(xiàn)在之所以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是因為中國經濟雖然發(fā)展了，但社會中有太多怨氣、戾氣，缺乏和氣。   建設和諧社會的三個基礎   什么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顯然不僅僅是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在經濟發(fā)展速度非�？斓臅r候，很可能整個餅做得非常大，但是這個餅的大部分被非常少的人拿走了，而大部分的代價被大多數(shù)人承擔了。這個社會雖然發(fā)展了，但未必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社會也并不僅僅是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政治高壓或其它因素的存在，可以使一個社會保持很穩(wěn)定，但是這個社會未必很和諧，人們的氣不是很順。所以，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簡單地說就是要讓這個社會里的人氣都比較順，沒有太多的怨氣，心態(tài)平和，彼此交往謙讓有禮、互敬互助。   和諧社會的建立有賴于三個重要基礎：社會基礎、政治基礎、思想基礎。   所謂和諧社會的社會基礎，就是社會分化不太嚴重。如果一個社會嚴重分化，兩極尖銳對立，人的氣就非常難理順。人是有嫉妒心的，如果社會差別太大，人的嫉妒心難免非常強。他想要和你平等的愿望沒能實現(xiàn)，他也會有強烈的受挫感。   建立一個和諧社會還必須有一個政治基礎，即有一套調節(jié)利益沖突的正式的機制。不是讓人成天進京或到省城上訪，然后被遣送回鄉(xiāng)，又回來再上訪，又被遣送回鄉(xiāng)。而是他要表達自己的利益和訴求時，有正當?shù)那�道可以說話，他的訴求可以被整合成一定的意見，這個意見在整個社會的決策過程中可以被聽到。所以，一個和諧的社會必須有一套政治協(xié)調機制。這個機制是什么樣的，各個國家可能不一樣，但是必須要有這么一套機制。   和諧社會的建立還要有一個思想基礎。如果這個社會僅僅是靠從第三方，或者從外部進行調節(jié)的話，這種成本太高，而且未必能把各方面的事情都調節(jié)清楚。 在一個和諧社會里，人們都接受同一個看法：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體里，我們不是一個狼的群體，不是每個人相互為敵的群體。我們是一個人的群體，所有的人在這個社會中都是平等的，都應該受到尊重。這個社會如果不好，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如果不和諧，大家的利益都會受損。今天的世界，要找一個標準的和諧社會很難，但是有些社會比另外一些社會更為和諧。比如說北歐，是比較發(fā)達的，也比較和諧。有些不發(fā)達的地方也比較和諧，比如不丹。調查顯示，在亞洲，不丹人民感覺最幸福。盡管他們的國家不太發(fā)達，但是很和諧。不丹有傳統(tǒng)的協(xié)調機制，社會不那么分化。   在尋求平等中構建和諧社會   就中國而言，我們追求和諧社會，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夠和諧。中國的社會基礎、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現(xiàn)在都還不盡完善，在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比如社會分化，也許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社會結構難免變得更加復雜化、多元化（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階層報告》，從1952年到2000年，社會階層由簡單到復雜，目前分十個階層，可能還有更多），但是職業(yè)上的不同，并非必然導致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嚴重不平等。   聯(lián)合國開發(fā)署《2005年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的核心，是討論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我們一般關注的不平等僅僅是收入方面的，但是實際上有太多其它的不平等，比如教育、醫(yī)療方面的不平等，社保方面的不平等，包括失業(yè)保障、醫(yī)療保障、退休保障等方面，然后才是財富方面的不平等，等等。把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匯到一塊，這個圖是很難看的。就是說，中國社會是很不平等的，不光和中國過去比很不平等，而且和世界其他很多國家比也不平等。我在2003年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公共衛(wèi)生的危機和轉機》，引用了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數(shù)據(jù)。全世界191個國家評衛(wèi)生公平指數(shù)，中國排在第188位，倒數(shù)第4名。這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很難看的排名。   常聽到一個說法，一個社會發(fā)展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時，階層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沒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國家和地區(qū)在發(fā)展過程中都避免了這種情況，比如韓國、日本，還有中國的臺灣。   除了收入差別，還有基本的安全方面的差別。最近國際勞工組織公布了一個報告《一個公平的全球化：為所有人創(chuàng)造機會》，專講安全感。我們以前講的安全都是公安部門打擊各種犯罪，實際上安全有各種各樣的表現(xiàn)。比如說你有沒有安全感，怕不怕突然因為生病失去收入，怕不怕失業(yè)，或者是大學畢業(yè)后就業(yè)無門。還有，中國存款率為什么這么高，就是對未來感到不安全。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把世界上所有國家分為四類，將中國排在最不安全的國家那一類。報告呼吁：以人為本、可持續(xù)發(fā)展、公平的規(guī)則、具有團結精神的全球化、對人民更加負責和從本國治理做起。   目前的利益調節(jié)機制也很有問題。以前社會比較簡單，沒有明顯分化，有一個黨愿意代表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社會和諧并不是不可能。而在社會結構越來越復雜，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仍希望有一個組織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就非常難了。這個時候就要建立一整套的表達機制和整合機制，使不同的利益得以充分表達并得到協(xié)調。這方面中國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中國的社會分化之所以變得如此嚴重，跟我們政治體制里沒有一整套利益協(xié)調機制是有關系的。如果有那么一套機制，普通民眾、工人、農民、下崗工人、貧困人口的意愿都能夠得到充分表達，能夠被整合到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的話，中國社會可能不會變得如此分化。所以，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是相互關聯(lián)的，二者同樣重要。思想基礎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如此不公平，卻還要把氣理順，假裝認為這是一個共同體，則是非常困難的。這種認同到了一定的階段會非常重要，在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民眾是有這種感覺的。   和諧社會需要共同體意識   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和諧建立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講的是綱常倫理：君要賢，父要慈，子要孝，等等。每個人強調自己的責任而不是權利，這是舊時保持和諧的思想基礎。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到了毛澤東時代，官方推行的思想基礎也被大多數(shù)人實踐。開始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后來講大公無私，以國家、集體的利益為最大利益，提倡這些來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思想基礎。但這個時代也過去了�，F(xiàn)在我們的社會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但我們又不信上帝，所以就沒有人為大家了，這樣就難以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經常有這樣的經歷，學生中有大陸人、香港人、美國人、歐洲人，其中歐洲學生共同體的感覺非常強。比如我講需要有公眾稅收，增加一點個人所得稅，中國學生總是很為富人擔憂，說這個會不會影響投資呢？歐洲學生認為這不是問題，說40－50%的稅收是應該的，用于再分配，使這個社會可以和諧，成為一個共同體。講到東西德合并以后，彼此發(fā)展差距很大，西德拿出幾千億馬克援助東德，若是在中國，上海市民可能會說，我們憑什么拿錢援助貴州？他們效率那么低下，還不如把錢花在我這兒，效率要高得多。這說明，中國人的共同體意識非常弱。這種意識，大陸比香港弱，香港比美國弱，美國比歐洲弱，大陸比歐洲就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