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學習八榮八恥心得

榮辱觀作為一種最能體現(xiàn)人性特點而又需要在生活境遇中被塑鑄的人類普世意義，被所有民族、國家、職業(yè)所推崇和倡導；作為一種與社會身份、職業(yè)崗位、責任義務相聯(lián)系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則具有強烈的時代性、階級性乃至行業(yè)集團性。誠如恩格斯所說，“每個社會集團都有他自己的榮辱觀”。處于不同社會地位、從事不同職業(yè)行當、承擔不同責任義務的人必定會有不同的榮辱價值取向，需要每個人用心靈和行為去體悟、去踐行。因此，以“榮”于“熱愛祖國、服務人民、崇尚科學、辛勤勞動、團結互助、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艱苦奮斗”；“恥”于“危害祖國、背離人民、愚昧無知、好逸惡勞、損人利己、見利忘義、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建樹，必須落實于職業(yè)崗位和角色身份的實踐主體。領導干部作為社會的管理者、社會風氣的倡導者，擁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發(fā)言話語權、資源支配權和人格影響力，理應成為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實踐主體。

“八榮八恥”對領導干部而言的核心主題仍然是毛澤東長期堅持和倡導的“為誰服務”的問題。毛澤東指出：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的出發(fā)點�！编囆∑酵�志主張將“人民滿不滿意，人民高不高興，人民贊不贊成”作為衡量我們一切工作與言行的標準�！盀檎l服務？”的榮辱觀考驗集中體現(xiàn)于社會主義的權力觀。

首先，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領導干部作為人民的公仆，必須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才能躬行實踐黨的根本宗旨。其次，權力背后隱藏著利益。明確這類利益是屬于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還是專門為己“獨享”的私人利益，是 “八榮八恥”榮辱觀考驗權力觀上的大是大非，不得含糊立場。第三，在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里，權力總是有限的，沒有德性的權力只是一種施威的工具或武器，權力只有被具有德性的人掌握才能成為推動社會向上發(fā)展、人們幸福生活的“動力源”。

世界近代史表明，每個國家崛起，都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撐。率先進入工業(yè)化的英國就是這樣，她一面像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指出的那樣，抓市場經(jīng)濟，一面像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的那樣，抓道德力量。英國當年的成功是物質和精神，市場和道德日趨完美結合的結果。后發(fā)國家崛起，更要借重道德的力量，法國有法國精神，德國有德國精神，美國有美國精神，日本有日本精神，韓國有韓國精神，這是一條成功的歷史經(jīng)驗�！鞍藰s八恥”作為當今中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為領導干部在為政實踐中，如何用好權、行好位，提供了一座道德保障平臺。

“八榮八恥”的榮辱觀為社會主義領導干部道德風尚的形成提供了兩類互為關聯(lián)的價值評價系統(tǒng)：一類是社會價值評價系統(tǒng)，另一類是內在于人精神世界的“良知”。作為社會價值評判系統(tǒng)的“八榮八恥”榮辱觀表現(xiàn)為社會主導價值觀、社會風俗輿論等，領導干部憑借這些精神力量調節(jié)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使他們在權衡名利得失“是否恰當”時不得不認真考慮至少是顧及“八榮八恥”的價值批判。

長期以來，由于榮辱觀的“沉默”，不僅弱化了道德的軟約束力，甚至弱化了法律的硬威懾力。這是否可能成為這樣一種歷史詮釋呢？雖然我國建立了一套不算太差的廉政制度，就因為沒有形成相應地推動該制度落實的榮辱價值導向而終于陷入了越反越腐、越腐越反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

作為“良知”存在形態(tài)的“八榮八恥”通過領導干部對其自身行為的反思性評判，方能在“所有的場合都注意克制自己的妄自尊大之心，并將其控制在別人能夠接受的范圍內”。當領導干部們都能自覺以“八榮八恥”的榮辱觀來回顧和檢視自己的行為動機時，就會產生更深刻的榮辱體會、羞恥之心。一個良心深受“八榮八恥”譴責的人自然會感到種種極度的痛苦，讓他一生得不到平靜和安寧，經(jīng)常處于焦慮不安之中的精神絕境；一個良心深受“八榮八恥”褒獎的人自然會安閑滿足、雍容持重，靈魂世界進入自尊自愛的精神境界�！鞍藰s八恥”榮辱觀作為一把有效糾正“人性中存在的那些原始的自私感情”的利劍，小可立身，大可凈化社會風俗，穩(wěn)固人心，為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yè)打下堅實的道義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