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存在世界一流大學的制度性條件

    一
    暑假期間,一些朋友跟我談起北大改革的事情,辭色間頗關心我作為一個學生的感受。這使我有些為難。我知道,這是因為大學乃國脈所系,巨創(chuàng)方殷,又遭此震蕩,即非北大,也不能不令人關切;再也是因為有北大的“學生”說過,“北大的學生是世界一流,老師二流”,令人錯愕之際,又嗅出一縷似曾相似的鐵鋒出鞘的氣息。北大學生的狂妄雖是天下聞名,可此種言論只能出自于“代表”之口,似乎不需我這樣的“局中人”點出也能了解。但那個“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一流”與“二流”的險峻對立,卻非我可以三言兩語道盡。
    首先,你不能說,那位代表的說法在北大的本科生中沒有一定的代表性。6月12日,張維迎的下列演說,就贏得過北大本科生不少的掌聲:“我們北大的本科生,不說是萬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掌聲)我們北大的本科生在世界任何一流大學中,都是一流的!(掌聲)但北大的老師不是一流……只有改革,才保得住我們文憑的含金量!(掌聲)”(《大學的改革》)所以,你盡可以說,那位學生代表的話是世界上能從學生口中說出的最狂妄的話,但這總不過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其次,你也不能說,北大的中青年教師都是一流,或稱得上整體一流,有“有保障的前途的青年”實在并不多見,而張維迎所指出的“近親繁殖”不僅是事實,而且還不過是個籠統(tǒng)的說法——北大能留下自己最好的學生當然沒有不好——但按照學生們私下里的議論,北大最好的學生要不出國了,要不就被趕走了。這當然有些夸張,可是北大沒有采用內部競爭的方式來維持適當?shù)墓��?更不用說“留住”那些最優(yōu)秀的分子,恐怕不會全是假話。所以,你得正視北大的本科生和校方在這個“一流”和“二流”上的一致:這顯然不是張教授一個人的看法,是對本科生驕傲心理的“利用”(雖然這可能確是北大的一個小傳統(tǒng))。北大本科生不是小孩兒,拿掉了這些“二流”,確實有利于本科生“保住文憑的含金量”(張維迎)、有利于他們進入“世界一流大學”,也有利于他們在成為“世界一流人材”以后回到北大。他們明白得很。而且,看過“北大改革對話節(jié)目”的現(xiàn)場,你也會明白“只有改革,我們才對得起這些世界一流的本科生”一類的說辭,實在是有不少張以外的人士支持。
    你可以追問,北大自己不是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么,為什么北大不需要培養(yǎng)自己的“世界一流人材”而必須把他們送給國外的“世界一流大學”?通覽北大的改革方案,的確看不到他們對北大的研究生培養(yǎng)有何打算,引進人材完全是為了完成美國對“世界一流大學”SCI數(shù)量的規(guī)定,與之不生任何關系。在沒有北大博士遠渡重洋到別的“世界一流大學”任教的“計劃”的前提下,“北大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生原則上不再留�！�,確乎是在原則上承認了自己培養(yǎng)的人材永遠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你也可以追問,為什么北大敢于提出自己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刻表,卻不敢提出把自己的本科生留下來培養(yǎng)成世界一流的人材,然后把他們送到世界一流大學任教的時刻表呢?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就是讓在國外高校競教的失敗者——按照張設計的北京大學的競爭力,只能如此——來占領中國的最高學府,讓北大培養(yǎng)的“二流”博士去占領中國的其他高校?中國大學除了完全成為國外大學的藩屬,還會有什么其他的結果嗎?這當然是一種內化的自我殖民。但讓我解釋為難也令我自己索解為難的是,你能說,這僅僅是某些改革者的心理邏輯么?在這個由“海龜”(海歸)主持的改革背后,是自晚清洶涌至今的留學大潮,留學生除了帶回一個不完整——容后再敘——的“現(xiàn)代教育制度”,也許還帶回了些別的什么,比如一種類似于對“宗主國”的激情與忠誠,你能對此視而不見么?你以為有了“中國大學”的理念,有了“學術自主”,北大就能培養(yǎng)出世界一流的人材么?什么是“學術自主”?哪些學科的“學術自主”?什么是“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其制度保障何在?這都不是可以繞開的問題。
    在現(xiàn)有的討論中,以不能被SCI量化的人文學科反應最為激烈。但我們設想,假如校方對這些學科加以“特殊照顧”——據我所知,這完全可能——但我們的人文學科是否就從此自主了呢?對校方而言,這不過是在現(xiàn)有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句“我們還有‘世界一流’的人文學科”而已�？晌覀冇衷撛鯓觼砻鎸�這個荒唐的邏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人文學科當然的是“世界一流”?我們又該怎樣來繼續(xù)我們的批評?或者,這就是我們批評北大改革的目的?假如說,這不過僅僅是權宜之計。但我們又該如何來促成中國的社會科學的自主?二戰(zhàn)以后,社會科學在民族/國家的合法性(legitimacy,我希望還有人用“合憲性”來解釋“合法性”)建構與國家管理、社會調節(jié)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明顯。盡管西方社會科學可以為我們提供必要的理論資源和研究范式,但其規(guī)范性命題既可能完全不符合我們的歷史傳統(tǒng)和倫理預設,其經驗研究也可以完全與我們的社會生活無涉,因而只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才能應對和處理我們自己的問題。但除了“中西”間的相互比較、相互參證,進而以求得某種“平衡”,難道還有別的什么出路嗎?對我們的人文學科來說,其實同樣如此。對人文學科特殊性的過分強調,不僅將喪失人文學科更新的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只是保護了中國學術現(xiàn)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劣習。再說,盡管可以我們說“暫不提理工科”(理工科也可能確是最具普遍性的學科:不可能有“中國物理學”、“中國數(shù)學”……)但確有中國的物理學家、數(shù)學家……我們不會自然的無償享有人家創(chuàng)造的先進科技!這難道需要什么論證嗎?因而這次在北大改革中事實上面臨著最重大沖擊的那些理工教師們的沉默,以及在討論中的“暫且”式懸擱,在我看來,恰恰是最為危險的。雖然我對這一問題的展開也無能為力,但如果我們一方面將中國學術的自主性理解為中國的“特殊”情形,一方面卻又將其抽象為與人無關的普遍性知識的話,我們就仍不過是在那個“改革者”劃出圈子里舞蹈,至多捍衛(wèi)了本學科的特權而已——在一大堆買來的皮鞋、西裝(理工科、社會學科)之上,加上一頂“中國特殊性”的瓜皮帽(人文學科)而已!如果說就自然科學知識貢獻的重要性而言,存在著什么“世界一流”“二流”的區(qū)別的話,那么這個“一流”將不應該只是諾貝爾獎,解決一個真正與我們的國計民生相關的問題,同樣無愧于世界一流!
    作為北大的博士生,我承認自己的確無能在“世界一流大學”任教。但這不完全是因為素無大志,比如,曾被耶魯博士薛涌念叨不已的學術成就“比陳寅恪高”的宮崎市定,以及日本的其他“有陳寅恪水準”的“十幾位甚至幾十位中國史學家”大約沒有都到了耶魯或者其他世界一流大學任教吧——更沒有到北京大學來認證武功——卻仍不妨被這位世界一流人材崇拜不已,雖然這很有趣�？蔀槭裁粗袊�的一流人材就一定要得到人家的世界一流大學去辦理證明:“受教”或者“授教”?“中國學術”的自主性似乎不應只是中國“學術”的自主,而且也應當是“中國”學術的自主。對此,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應該有更多的省思?
    在這次的討論中,甘陽先生、張旭東先生不計個人得失,明確點出大學與民族的關系,提出“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問題,我以為這是這次討論中最重要的收獲。然而,如上所述,我們看到,這一理念有時卻并不十分清晰,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有關這一理念得以實施的制度性條件——有立法(比如《大學法》)保障的學術研究者的自主與自由和學術研究的自由與自主——并未得到審視。表面上,我們有完整的學位培養(yǎng)系統(tǒng)和研究職稱評價體系,但實際上,它承擔的不過是一些“為學位而學位”、“為職稱而職稱”的工作。中國學術如何在純粹的知識工作的進展上,或者是在那些與國計民生相關的領域里得以作出實質性的推動與貢獻的制度性條件并無保障,甚至經常是處在一種缺失至多是裝飾性的地位。如果繼續(xù)忽略這一真實狀況,不僅我們的討論無法深入,對北大改革的陷阱與危機我們也將喪失真正的了解與思考。
    二
    讓我們來看看這“缺失”到了何種令人觸目驚心的程度吧。
    你不是對那位學生代表的說法錯愕不已么?可有關北大的本科生是“世界一流本科生”的說法,在燕園流傳已久,廣為各方援引,不過這次是作為改革的基本理由而已。在它的背后隱含北大了什么樣的自我定位和對學術研究的制度性安排?
    在北大,本科或從本科升上來的被稱為“正根兒”,一般的研究生則被稱為“三害”(另二害是“民工、保安”)之一,博士更是位居末等(一流的本課生,二流的碩士生,三流的博士生)。在含有研究生的各項活動中,你�？陕牭健拔覀儽贝蟮挠姓l?”——這就是在問,從北大本科上來的有誰?這個 “我們北大”,也是北大課堂、講座、答辯、聚會等各種場合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短語,它除了指“路子”、“規(guī)范”、“傳承”、“熏染”等關鍵性的學術問題,更包含著她/他們當年入校時的英雄記憶:許多“北大人”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她/他們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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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時在本地區(qū)的排名!對那些迫不得已留下來讀完博士再作教師的“北大人”,同樣如此�？傊�,這個“根兒正”,比什么博士、教授的頭銜榮耀到不知凡幾——前不久北大“校長信箱”中一個著名的帖子,指斥“Z大學出身的Y先生,本來就不了解北大,卻偏偏要談北大的事情……”以Y在北大成名之久,因為這條本科的根子問題,尚有此譏,其他向與北大無干的人士,在北大學生中的形象自是可想而知。
    我想說,這不只是什么狹不狹隘的問題。起碼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大學還只是一個培養(yǎng)本科生的所在,高考錄取分數(shù)是唯一尚可衡量大學重要性的指標。北大清華等所謂名校不僅并不例外,而且其名聲正由此而來。表面上看,研究生培養(yǎng)在北大有悠久的歷史,北大研究生的數(shù)量早已與本科生持平,但北大骨子里仍只是一個本科生的學校,北大也只是一個本科牌子——很難設想,沒有每年的全國高考,沒有那么多的各地的什么文理狀元或準狀元、奧賽金牌或什么大賽前n名前來投效的北大是什么樣子!各方對此其實都心知肚明。比如,北大研究生住房緊張,博士兩人一間,碩士四人一間,且尚有若干人游蕩于校園之外(自02級起,則全部遷住校外。),而本科生早已在燕園住上了公寓式的四人一間。在北大,所有的教授都面向本科生開課,而研究生的任何討論課,本科生也都可以任意參加,且發(fā)言踴躍……沒有誰——這自然也包括那些升了研究生的“北大正根兒”們——覺得這有什么不正常:“狀元嘛!”留洋是唯一可以超越“北大本科”的榮譽。哪怕是在美國的什么社區(qū)大學自費讀研,也是比在北大讀研更好的選擇。如果說榮升北大是中了一次土狀元,留學則是中了一次洋狀元。狀元夢的延續(xù),是許多北大學生唯一的追求:四年不行,七年;七年不行,十年。真是生死以之!所以,當“二流”的評價終于由研究生轉移到北大教師頭上,這實在沒什么好大驚小怪。想一想,北大的老師不就是北大的研究生,而北大的研究生能算研究生么?當然,考慮到這些“二流”老師是如何動輒給予這些“世界一流本科生”極高的評價,比如“這篇論文比博士論文水平還高”,或者,滿單的92、95分,這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博士論文水平還高,不就是比你自己的水平還高么?而就我看過的某幾篇“超博士論文”而言,實在是為這些人的敢言嘆服而已。所以,我估計他們在這個被阿諛得愈來愈看不起他們的本科生與校方的改革“同盟”的壓力下,不會有什么好說。不是你自己也說趕不上本科生的水平么?
    我無意于否定北大本科生在北大的地位。北大的本科生種確不乏優(yōu)秀之才從。但讓這些中國狀元在北大學好語言,然后送到美國,就算是對“人類文明”不也是一個貢獻么?當然,北大能成為“世界一流的本科大學”沒有什么不好。然而,我們得問,那些別的“世界一流大學”為什么要為中國擔負起這個據說我們自己無法完成的的責任?僅僅因為我們是“人類”嗎?如果人家并不如此慷慨大方為了“人類”著想,我們又靠什么呢?“愛國心”、“民族自豪感”、還是“高薪”加“優(yōu)越的工作條件”……?而且,既然如此,與其把北大搞成什么“世界一流大學”,還不如建設“世界一流中學”,讓他們直接參加“世界一流大學”的考試!把我們自己的高中生直接送出去,還可以省掉接軌的麻煩。不是嗎?而且校方所說的“世界一流的本科生”真的是本科生,或者說真的與北大的本科教育有關嗎?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界定吧。第一自然是高考,所謂“千里挑一,萬里挑一”。第二,是出國人數(shù),國外著名大學的認可:前不久北大校報就曾用數(shù)學系有三人被哈佛看上的事例,說明北大數(shù)學系的強大,云云。但在社會各界對現(xiàn)行中學教育尤其是高考制度的一派批評之下,將這些考試高手吹捧成世界一流學生,是否是自打耳光呢?請注意,一些吹捧者在談及素質教育、自主招生等等時,對中學教育、高考制度,少有良言。至于因為近年來大量中學生不愿意選讀文科、以及北京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照顧……等等,北大的收生明顯出于劣勢。按照校方的標準,這些“世界一流的本科生”其不大打折扣?這些姑且不談。國外“世界一流大學”的認可——固然尚不能令改革者滿足——但這真的跟北大的教育有關嗎?你知道北大學生要花多少時間去準備TOFL、GRE……嗎?告訴你,加上4、6級,差不多有三年時間在外語上!你知道他們要多大代價去申請嗎,知道一個人一次要申請多少個學校,知道要化多少申請費嗎?告訴你,起碼十所,起碼半年,起碼是北大四年學費的一半!而與其說他們跟北大的教育有關,毋寧說跟“新東方”有關!是“新東方”把她/他們在高中練就的考技,又一次發(fā)揮到了極至。北大也許的確得改一改了,用外語上課,上外語課,免得學生竟日在“新東方”奔波!
    很明顯,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迅跑的基礎建立在對本已問題重重的中學教育的誤導和對國外大學的頂禮膜拜上。然而,別忘記,這正是中國大學的一個現(xiàn)實。在它的安排中,這樣的“本科生”的“培養(yǎng)”就是它的全部,沒有研究的位置!
    三
    北大口口聲聲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但在校方的諸多論述中,這個“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不過是SCI。北大在SCI數(shù)量上的不足,被認為是與“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差距所在,而承擔這一責任的北大教師和在校研究生遂被指為二流或三流,拖住了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迅跑的后腿,故不得不對教師聘任制度進行改革: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生不再留用,以免近親繁殖,生產能力下降,取消講師、副教授的終身教職,引進外部競爭——很明顯,北大把SCI增產的希望放在大批“海龜”的游回上,因為即便是對現(xiàn)有教授,也不過是為了避免“過分震蕩”,“從權”不改而已,中國其他高校的人物豈在他們眼中?但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假設國家的投資能夠大幅度增加,大批的“海龜”能夠游回,北大是否即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呢?
    我的回答是,依然不能。我并不懷疑國家對這筆巨資的支付能力。起碼,購買某一次甚至幾次“世界一流大學”排位的財政能力,不用太擔心。至于方法,直接收購SCI作者(或其署名權)、收買SCIENCE、NATURE等刊物、或按照國內流行的方法與之聯(lián)合辦刊(或出增刊)即可;更直接些的辦法——這也難不到中國的管理大師——對排位的相關組織及員工進行“公關”……總之,我并不懷疑。但我懷疑,這除了能說明“……的優(yōu)越性、……的巨大成就”以及“我們也能……”,在已有的裝飾物中再增加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裝飾物之外,它還有什么意義?當那些巨資不繼——這也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幻影消失,我們又將何以堪?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究竟是我們民族追求卓越、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并承擔人類責任的過程中的產物,還是又一次對“美麗的新世界”的阿附?
    北大的SCI數(shù)量的確有著很大不足,但SCI數(shù)量的不足表征的,乃是學術研究在中國大學中的日益空洞化。自洪堡以來,現(xiàn)代大學無不把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立校之本。事實上,這亦是蔡先生執(zhí)長北大、為北大注入的最重要的精神血液——與世界其他著名高校相較,在這一點上實在是無遑多讓!但北大之成為留美預備學校,早為人知。為什么有那么多“世界一流的學生”(按照北大的認定),削尖了腦袋要跑到美國去?如果說中國的理工科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的話,那么多的人文社科的學生為什么要到美國去(我不是說他們就不該去)?如果說中國的“西學”確實存在差距的話,他們?yōu)槭裁床坏降聡�、法�?原因其實很簡單,獎學金。美國大學對文科研究生的獎學金,按每年1.7萬美金計算,不考慮兌換率,也是北大現(xiàn)在的“助學金”的4倍!再說,北大給予過自己的研究生學位適當?shù)淖饑懒藛?姑且不談這次“人事制度改革”中對北大博士生的狂貶——北大老師之所以被認定為二流,不就因為他們的那個土學位嗎——北大的研究生學位都授給了些什么人?想想那些“研究生班”、“學位班”、論文博士、榮譽博士吧!實在不用提某國某元首搞不到博士學位的笑話了,我們的學位不過是個小人情和每年萬把塊錢而已。順便說說,北大的教授,又值什么價呢?北大退休教授武際可在給校領導的公開信中說“黨委書記任彥申到校不久,就被聘任為教授,而且還拿到了博士導師的頭銜,首開了惡劣的先例。這就在學校里樹立了一個無形的標準,只要當了官,在學術上也就達到了最高水平,其結果是把學術職稱政治化了,政治地位就等于學術水平。接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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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下來的紅頭文件,大量聘任所謂德育教授,又把大批沒有摸過粉筆頭的人弄成了教授�！蔽湎壬�還沒有提到北大禮聘的那些官員教授,我不知道其中有些人高中畢業(yè)證是否貨真價實?
    作為北大傳統(tǒng)中最悠久的一個部分,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之初。除文革十年,從未中斷。然而,北大博士培養(yǎng)制度卻遲遲不能建立——在現(xiàn)代中國史上也許是最適于建立博士培養(yǎng)制度的時期,一些人卻堅稱中國不具備培養(yǎng)博士的條件——遲至1983年,北京大學才第一次為自己培養(yǎng)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學位�！靶聲r期”博士學位制度的建立曾被作為中國學術“獨立”與“進步”的標志,給知識界極大的鼓舞。然而,與其說當時有比“舊北大”更好的學術條件,毋寧說當時有更強烈的"培養(yǎng)大批相當于國際水平的碩士和博士"的需要(《關于北京大學“五定”方案的報告》)�！敖泧鴦赵号鷾省�,有多少專業(yè)多少導師有權授予博士學位,固然意味著“學位制度的確立與完善,象征著北大(以及其他中國著名大學)學術實力的日漸雄厚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的志氣”(陳平原《我看北大百年變革》),但將"學術獨立"的希望寄托在“學位制度”的建立上,而不是有《大學法》等立法保證的“大學獨立”之上,結果只能是“學術獨立”無望,而“學位制度”也不過蛻化為新的“機關制度”而已。在此,我不打算再談行政官僚對學術資源的壟斷、“轉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種種腐敗。我只想舉一個例子:前不久在網上看到北大某館復印部招收研究生班的消息。在一派口誅筆伐中,忽然有人問,“若不辦班,人家用什么發(fā)獎金?”是的,發(fā)賣文憑不就是某些人眼中大學的“部門利益”么?你說,你如何“參與”,又如何“競爭”?“皮毛”關系又一次展現(xiàn)出無可辯駁的力量。
    可我們?yōu)槭裁纯偸怯幸鉄o意地看不到這一點呢?
    四
    6月12日晚上,當我第一時間憑記憶在鍵盤上敲完張維迎的講演《大學的改革》之后,我就打算不再對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再置一辭。的確,大幕已經開啟,“手術刀”(張維迎語)已經亮出,我也梳理完張助理的改革邏輯,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但在急促地敲下這些文字的同時,我卻越來越清楚地感到廣場上那個瘦瘦的身影的對我的壓力。實話說吧,要不是他,我根本就不會聽完張助理的講座,也根本不會去做那個梳理——那天傍晚,我背著一包當天到期的書,準備隨便聽聽就上圖書館去。但他出現(xiàn)了,細細的身子歪歪斜斜地套在簡樸到寒磣的寬褲管和一件夾克里,亂發(fā)下一雙明亮的眼睛在急切地尋找著什么。也許是聽到了我與旁邊一位同學間頗為有些激烈的對張教授的即席評論吧,他走近了我,并急切地跟我聊了起來。從談話中我知道,他是北大的青年老師,誤把我當成他的同行了——那天的講演現(xiàn)場究竟有多少中青年教師呢?——當他聽到那些來自學生們的掌聲的時候,他有些憤然,“誰還想在北大當老師呢?”他告訴我們,作為青年老師,他的系教學任務特別繁重,研究無望,爭取了幾年的出國機會也因此泡湯,但誰來為他們負責呢?他是那樣希望有人能當場指斥張的邏輯。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自由提問的時候,始終并沒有教師模樣的人站出來。我問他,為什么不自己發(fā)言?他傲然一笑,“北大的老師沒有人會承認自己不行。”便跟四散的人流走失了。哦,原來如此�！�70%以上的人支持改革”,原來如此。
    雖然實在算不得認識他——我僅知道他的專業(yè)是計算機,連他的名字也沒來得及問。但他是那樣令我久久難忘,使我想站在一個學生的位置上來談談這個改革——我們缺乏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這很困難。但那個透骨涼心的傍晚所發(fā)生的事情,改變我的很多想法,令我不得不追問這些可能會取罪萬方的問題。
    此情此際,我只想說,我沒有代表誰,也不想代表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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