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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透露出更加鮮亮的新世紀的曙光？
[作者] 高志華
[內容]
——簡評１９９９年全國、上海高考語文試題
一．1999年全國、上海高考語文試題的可貴探索
近年來，社會各屆對語文教材、語文教學及語文試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當然，我們在教材建設、教學改革及考試改革方面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然而在上述諸方面又的的確確存在著再也無法迥避的嚴重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不是由“行內”人提出來而是由“行外”人喊出來，這其中更有許多值得人們深思并憂慮的東西……
好在在新世紀到來之際，我們還是看到了語文界大膽改革的曙光——1999年全國、上海高考語文試題從命題思想到試題框架及試題內容都有了一些大小不同的變化，顯然，這應該看作是語文界，特別是有關領導部門對社會各屆近年來尖銳批評的一個公開的、積極的、建設性的回應。
1999年全國高考語文試題最可貴的探索有哪些？
一是減輕心理壓力。試卷長度有所縮短，題量有所減少，留給考生思考的時間較多，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考生應試的心理壓力，淡化了考試時的過分緊張的氣氛。試想，倘若連最好的考生都要連滾帶爬且不喘一口氣尚不能在規(guī)定時間完卷，一般考生在兩個半小時該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答好語文卷固然也需要敏捷的思維能力、寬廣的思路和迅速作出判斷及快速書寫的能力，但似乎更需要反復閱讀、字斟句酌、多方比較、縝密思考的良好的閱讀、寫作習慣——而這，也許是語文學科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特點之一。是不是應該讓一般考生都有時間思考該思考的問題，而不是像百米賽跑起跑時那樣，屏住呼吸搶那零點幾秒？試題有了較好的區(qū)分度，即使再多給一點思考的時間，不會答的考生照樣不會答。題量和難度的控制，是否應以中上等考生在充分思考的前提下按時答完全卷（并不一定答得正確）為主要標準之一？閱讀量、書寫量過大，在客觀上是要求考生“粗心”“浮躁”和“焦急”，因為“細心”就答不完�？磥�，進一步縮小基礎知識的考查范圍，減少閱讀量和書寫量，適當增加思考的廣度、深度及難度，是重語文綜合智能檢測而避免“時間威壓”的思路之一。
二是注重能力的考查。增加了文學鑒賞題的內容（新增現(xiàn)代詩歌閱讀鑒賞題）和賦分比例；作文部分，重在考查想象能力。
三是面向未來，注重現(xiàn)代人必備的人文素質的潛移默化的滲透，比如創(chuàng)造力及想象力。
四是注重體現(xiàn)中學語文教學必須加強課外閱讀指導的良好導向。據統(tǒng)計，僅語言知識及運用部分，就涉及雕刻、文學、地理、國內外要聞（如涉及“奧委會”“電器降價”“就業(yè)”）等。
五是體現(xiàn)較前衛(wèi)的學術觀點。1999年作文試題的“注意”之下，破天荒地明顯提出可“編述故事”。合乎情理的編述故事，對于高中學生來說，首先是對記實能力的一種參照和提高，其次是對想象能力的培養(yǎng)，最后是對創(chuàng)造能力的培養(yǎng)。在某種意義上說，敢于同錯誤、陳舊的觀念（譬如“中學生的作文只能寫實”）決裂并標新立異，才是試題改革真正能與時代精神同步的最根本的保證。否則，拿出任何一套了無新意和生氣的試題，都不難冠以“穩(wěn)妥”的美名而使人們無可奈何。
1999年上海高考語文試題最可貴的探索是什么？
一是改變了試題的框架（全卷只包括“閱讀”和“寫作”兩部分，已堅持了幾年）。盡管其內容還有可商榷之處，但這畢竟屬歷史性的貢獻�！拔母铩鼻耙彩侵豢奸喿x（翻譯一段文言文）和作文，但上海試題的“閱讀”加“寫作”模式已有了全新的內容和質的飛躍：閱讀部分為現(xiàn)代文三篇（說明文、文藝評論、散文）及文言文兩篇，作文為一大一小。倘若內容無大的問題，依這樣框架搭建的試題，已能較全面地檢測出一個考生主要的、真實的、升入高�；蜃呦蛏鐣嬲杏玫恼Z文能力。
二是在閱讀材料中滲透對現(xiàn)代人應具備的人文素質（如審美、善良與剛正、守法等）的呼喚。
二．1999年全國、上海語文高考試題在可貴探索中存在的問題
高考試題發(fā)展到今天，是一個既使人慰藉又讓人無奈而又看到曙光的歷史過程�！拔母铩鼻爸豢家欢挝难晕姆g再加一篇緊跟當年政治熱點的作文，其弊病是明顯的：難于考查一個考生真實的語文水平和能力；易于培養(yǎng)說套話、假話、空話的虛假人格。新時期以來直至1997年，試題的框架在真實、全面、公正地檢測考生語文水平和智能的理性追求之下，愈來愈走向完備——這是必須肯定的主流。然而，其負面作用也愈來愈明顯，由于量大面寬且相當一部分內容考得過“死”，而這些負面的東西又表現(xiàn)得如同正面的東西一樣“超穩(wěn)定”，怨聲載道就在所難免了。
學生負擔過重（當然原因是復雜的，僅就“負擔”而言，也不全是語文造成的負擔）不能不引起命題人的深刻反思。1998年、1999年的試題有了縮小考查范圍、著重檢測語文綜合智能的大膽嘗試。然而，這兩年全國題、上海題的格局，不但距離人們理想的境地還有不小的差距，而且明顯的負面的東西也不是都堅決地丟棄了——看來，試題在下個世紀初堅持不懈地探索中逐步達到較理想的境地，也需要一個歷史過程。
1999年全國試題依然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一是在框架上只作了微調，只是刪去了背誦和古文化常識兩種題型，基礎知識及運用部分仍然量大面寬，無實質性變化的框架及內容，無助于改變教學及備考負擔過重的現(xiàn)狀。
二是某些題目依然偏而死。
第7題所考的冰心的《笑》，一般不被視為冰心的名篇。 即使是平時學得扎實、備考復習認真的考生，因為沒有記住《笑》而致使復習時背作家作品花去的十幾個小時付之東流，公正嗎？退一步說，即使僥幸記住了，拿到了分數(shù)，卻沒有讀過《笑》（一邊背作家作品，一邊翻閱原著的考生幾乎沒有。再說，某考生即便有此原望，時間允許嗎？），這對于引導教學又有何種意義？
第23題則屬怪題�！秳�(chuàng)造宣言》（節(jié)錄）原文主要是寫創(chuàng)造的意義并批駁不能創(chuàng)造的錯誤認識的，該題則要求考生“斷章摘句”，找出散落在全篇的教育者為獲得“教育的最大成功”“要注意哪些問題”，這既不符合原文的內容及脈絡，又違背人們日常閱讀及應試閱讀的閱讀心理。
1999年上海試題依然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一是在試題框架的改革上表現(xiàn)出了一種遷就某種對立觀點的調和態(tài)度。凡是聽說上海試題只考了閱讀和作文的同仁，一般先是驚愕和贊嘆，但看了試題后卻是一句深深的遺憾——“噢，基礎知識仍在閱讀部分考了！”據統(tǒng)計，在三篇現(xiàn)代文所設計的20道題中，考查作家作品及名句的共2題，考查說明方法、復句、比喻句、對偶句等基礎知識的， 共12題，真正考查閱讀能力的，僅6題。當然， 在文中考查基礎知識較單獨考查基礎知識為“活”，也是一種小小的進步。另外，先在框架上刪去基礎知識而在閱讀部分再考慮基礎知識是否是一種更穩(wěn)妥的改革？不過，倘若有了一絲遷就、調和對立觀點的意思，是不是就會減慢試題改革的速度？
快了會翻車，慢了會停滯甚至倒退，可別過長時間地陷入兩難境地！
二是對已形成的正確的命題思路表現(xiàn)出自覺不自覺的偏離或動搖。譬如反猜題原則。今年的小作文《開考時刻》是一般學校都練過的（也許練的是期中、期末考試的“開考時刻”），大作文“回聲”的材料是不少復習資料抄來抄去的，練過的學校當不會少。1998年的大作文讓考生寫以反軍國主義為內容的某部電影的觀后感——如此緊扣時政熱點的題目當然具有無可替代的思想教育意義，然而，易被猜中、不難“套”上的頭痛問題又如何解決？上海曾經出過很好的作文試題，其中透露出很好的命題思想。小作文如1989年的即席發(fā)言（就中學生參加各種競賽問題），1990年的致某退休教師的歡送辭，1986年的分析《十五的月亮》（歌詞）的一個寫作特點等；大作文如《遙望星空》等。
1999年作文試題使人甚至產生懷疑：這是上海的作文題嗎？
三．深入進行試題改革的關鍵——進一步解放思想
1.更加正確地發(fā)揮“指揮棒”作用
多年來，我對“指揮棒”說不持贊同態(tài)度。一是因為指導教學還有綱領性文件——教學大綱，高考試題成了“指揮棒”，那大綱是什么？二是高考試題盡管從愿望上說，都是“正導”，從效果看，有些則是“誤導”。三是“指揮棒”論很可能助長命題者的盲目自尊和廣大教師的盲目崇拜，極不利于學術研究。
1998年、1999年全國語文試題的變化，使我對“指揮棒”論有了新的認識，或者說，我想對我的觀點作些修正。第一，試題體現(xiàn)了教、學、考的規(guī)律的部分，不但能及時有效地引導教學，匡正教學的時弊，而且也能對大綱的不斷完善和必要的修改提供信息；第二，已公諸于世的試題離開甚至違背教、學、考的規(guī)律的部分已經或必將給教學帶來負面影響（如師生陷入題海，不讀書看報等），今后的試題盡快進行自矯正——在客觀上，它將引導教學盡快改掉負面的做法，這也是一種“指揮”；第三，反映人們對語文學科性質最新且深入的認識，反映最新的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的某些中學生可以尚且應該了解的成果，反映面向未來人類和教育及語文教育應該做出何種抉擇和反應，反映語文界對于學生學習語文的科學方法、途徑等的最新科研成果等等，教材一般做不到，大綱更做不到，而只有高考試題可以努力做到——這種“做”，不是學術上的故意標新立異，更不是帶有政治色彩的緊跟形勢，而是體現(xiàn)信息社會及知識經濟時代文化、教育必須具有的敏銳反應和科學思維，是可貴的棄舊圖新，是最優(yōu)選擇。1998年、1999年上海題對課外閱讀的引導，1998年、1999年全國題對于培養(yǎng)學生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創(chuàng)造力、關注生命科學的發(fā)展的引導，都說明了這一點。
從以上三點出發(fā)，我以為說高考試題是中學語文教學（甚至包括小學語文教學）的指揮棒，也不是不可以。
應該指出，在更加正確地發(fā)揮“指揮棒”作用的問題上，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正確的命題思想、原則、方法必須堅持，不可動搖，不可倒退，不可調和對立的觀點——譬如，1999年的全國題比前些年“活”了，但“活”了之后，對于學得死的考生和教得死的教師來說都“難”了，今年，已聽到這樣的反映：“1999年作文，好學生不會寫，得不了高分，平時吊兒啷當?shù)膶W生倒寫得蠻得心應手�！敝挥袌猿帧盎睢保庞谐雎�。二是到最基層實實在在地搞一些調查，及時矯正試題的負面影響。
2.加大試題框架改革的力度
造成目前師生陷入題海而不讀書、少作文、死記硬背的違背語文學習規(guī)律的現(xiàn)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考試題的某些誤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譬如，名句和古文化常識不考了，而作家作品還要考。其實，單就背的效果說，與其讓學生背作家作品（讀了作品，作家一般也就記住了，沒讀作品，背了作家又有什么意義？），還不如讓背名句和古文化常識對閱讀和寫作更“有用”。1999年不考名句和古文化常識了，作家作品題卻增至兩道——還是鐘情于死記硬背。
目前的現(xiàn)狀要改變，命題人要在基礎知識及運用這一塊動大手術：內容再精簡，范圍再縮��；比如詞語，是不是應該制定一個以課本為范圍的最低詞語量表？只有學生覺得他課內的掌握了，才有可能大膽地向課外延伸。
要摒棄求全的思想。要說該考，教過的都該考，再增加一小時考“讀”和“聽”的能力，難道還找不出十條八條理由？現(xiàn)在的問題是能不能用“減法”——考試時間壓縮為兩小時？現(xiàn)代文閱讀選一篇？基礎知識的題量壓縮1／3到1／2？
3.活躍學術氣氛
這些年，不是在文件上過分地強調，而是在行動上過分地強化了高考試題的政府行為色彩，淡化以至泯滅了它應有的學術色彩。1999年高考前的向社會征求試題的做法，看似“思想解放”和“民主”，其實質仍屬歡迎“人民來信”的政府行為。沒有一個實質性的學術討論氣氛，教師們、教研人員們沒有一個為研討積蓄底氣的潛心讀書的環(huán)境和氛圍，即使每個語文教師拿出一套試題，那水平遠在全國試題之下是肯定的。
只要收集這幾十年來關于全國高考語文試題的“論文”加以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研討的風氣十分淡薄，而每年高考結束后，“歌頌”試題有幾大優(yōu)越性的文章實在不少，指出問題，一般也是某些句子或標點方面的問題。
不是成心要找問題。試題要發(fā)展，必須有不同聲音。什么叫開放？命題組的成員在考試后寫文章談談對某些問題的不同看法，對試題研究，老師們想想自己的教法，都不會是無益的吧！上面蓋得很嚴，下面表態(tài)式地歌頌，怎么能夠談得到學術討論的濃厚氣氛呢？
教師們希望看到較大規(guī)�；蜉^長時間的深入基層調查的調查報告，有關報刊能否開辟有關高考語文試題研究的專欄進行爭鳴？
4.改變命題模式
聽專家們說，最后，命題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階段，要發(fā)展到各高校自己單獨招生、自己命題。百花齊放，才可能有較大較快的發(fā)展，真不賴。但退而一想，那又何其遙遠？
能不能讓各省有在全國題、上海題之間選其一而用的自由？進而，全國可有有關部門認可的三五家甚至七八家命題單位？
也許，有競爭更有利于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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