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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困境感言
我們并不是學經濟學的出身,現(xiàn)在只是憑著一點常識,來談談中國經濟現(xiàn)在面臨的問題,實在是卑之無甚高論。現(xiàn)在中央正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且力度有越來越猛之勢,而傳媒也一片叫好之聲,但照目前的路走下去,前景是否可以樂觀呢?從我國的現(xiàn)實看,六七年前,我們被迫走上宏觀調控之路,對當前的政經制度、社會文化心理諸方面,當和那時仔細相比,以求得教訓。從擴大內需政策依據(jù)的理論基礎看,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無論是其理論本身,還是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都不是沒有問題的。美國當年的大蕭條,是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解決的,也不是沒有疑問。對于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默里·羅思巴德等人的論述,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不聽取相反的意見,只有一邊倒的意見是很危險的。當然,即使批評宏觀經濟政策只是在短期內有效,有人也會說我們要的就是短期的效果。我承認在兩種統(tǒng)計上的宏觀經濟數(shù)據(jù)之間,有時候能夠確立一種經驗上的聯(lián)系,但是否可以依據(jù)這種聯(lián)系,來制定經濟政策,制動一方面,求得影響另一方面呢?即使從短期來看,這種政策的影響如何,也必定要看此時此地微觀主體的行動決策。為什么中央一再降低利率,積累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卻效果不顯呢?若是老百姓心中惶惶然沒有底,他如何肯拿出積蓄來去消費;若因為執(zhí)法不暢等原因,導致企業(yè)經營風險很大,它如何肯去投資?中國人現(xiàn)在的行為,實在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所要求的相去甚遠。這時候,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宏觀經濟理論依據(jù)的微觀基礎不一定是可靠的,其對人的行為假設,并不是普遍的、基本的,可能卻是歷史的、具體的,只在某時某地為真實的一些現(xiàn)象。所以在外國正確的假設,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進而言之,這是更重要的,宏觀數(shù)據(jù)之間的聯(lián)系,可能也是表面的,往往是彼一時有,此一時無;外國有,而中國無。甚至,不同時不同地的數(shù)據(jù),是否反映了同一個實在,我看也成疑問。這樣說來,一定要從政策的有效來考慮問題的話,依從凱恩斯主義的思路,倒不如依陳云同志的思路。但大家又都不愿回到計劃經濟。一種政策,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不是說其不理想的后果就不出現(xiàn)了。當前的擴大內需政策,很可能只有再分配的作用,即劫貧濟富,劫無權者濟有有權者。通貨膨脹傷害的首先是老百姓,使百姓們的儲蓄縮水乃至化為烏有,F(xiàn)在有所謂以股市繁榮來刺激經濟、刺激消費一說,這實在是飲鴆止渴之舉。當下中國的經濟狀況處在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久病更不可下不對癥的虎狼藥。
現(xiàn)在中國經濟困境的癥結所在,一言而敝之,是因為微觀經濟環(huán)境的惡化,而這是因為在中國近十年來,在現(xiàn)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之下,經濟績效的提高已到了一個盡頭。甚至,制度和文化竟越來越變得反生產性了。什么叫反生產性呢?就是在此種境況下,做蛋糕的人得到的蛋糕越來越少,在分蛋糕中耍手腕的人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多,結果,人們做蛋糕的積極性降低,蛋糕變得越來越小。
中國的經濟改革,以1989年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十年,改革開放確實為普通人帶來了實惠,對于大多數(shù)老百姓來說,是感到生活變化最明顯,最有奔頭的時候。其實,當時那些改革政策的推行,并不是非常困難的,只要中國共產黨內部能夠克服意識形態(tài)的障礙就可以了?墒,取得的成效是如此明顯,竟有點四兩撥千斤的意思在了。不象今天這樣,政府要去刺激經濟,要去搞活國企,但卻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不大?梢哉f,在當年,推行政策的人也不一定預期到政策的效果會這么好吧。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因為當時推行的改革措施,確實創(chuàng)造了一個嶄新的制度環(huán)境,而這個嶄新的制度環(huán)境,對于當時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來說,大大改變了他們行為的模式,可以說發(fā)揮了高度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所謂宏觀的經濟現(xiàn)象,所謂宏觀的經濟表現(xiàn),是以微觀個體的行動為基礎的,是個人行為的結集。這一點,我想是政策制定者當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識。在那十年里,貧富的差距也拉得并非很大,而且致富的人,有許多也并非是因為有了權力背景,而是其經營填補了社會特別緊缺的需要。雖然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拿剃頭刀的,但擺攤理發(fā)的人,有什么權力可言呢?這種社會現(xiàn)象,你可以說是不好,但因此想讓政府干預一下這種社會不公,那就太沒有道理了,因為擺攤理發(fā)的人并沒有犯法。
我們中國的思想方式,一向是從經驗出發(fā),不重視理論思維的。我國經濟改革的第一個時期,其措施也是來自于具體的經驗,所以那時經常有各種試點。后來,這種改革思路,還被總結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摸”論。上述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是否有內在的、統(tǒng)一的邏輯?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是否應當是同一邏輯的推演和貫徹?或許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這樣系統(tǒng)的理論總結工作,沒有很好地進行,或者說對決策者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對于中國經濟的成長,乃至中國社會的前途來說,都是一個悲劇。
從1992年開始了第二個時期的改革,這期改革一開始,是將過去一段時期人們必須表面尊奉的意識形態(tài)信條拋棄了。但是卻又沒有建立任何新的信仰。大家都去發(fā)財吧,可是真的大家都能發(fā)財嗎?不講道德原則的民族是注定要貧困下去的。接著是一輪全民經商的熱潮。這個時候,也出了一些企業(yè)家,而且這些企業(yè)家發(fā)財致富的速度驚人,但是,這些企業(yè)家們的致富,許多卻是靠尋租、投機而暴富,是靠公共權力的腐敗和掌握公共資源的人腐敗發(fā)的財。換言之,更多的是財富的轉移,而不是財富的創(chuàng)造。如果說八十年代打破了底層人民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枷鎖的話,九十年代則是解放了有權有勢者,他們得以放心大膽地追求財富。而在不自覺間,八十年代改革的內在理路沒有徹底堅持下去,達到其邏輯的結論,反而停滯下來,停留在一些不完善的、半吊子的制度上。而這些制度所能容納的人民努力的發(fā)揮,所能容納的經濟績效的表現(xiàn),到今天可以說到了一個盡頭。在現(xiàn)有的制度框架下,已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再難有什么高速增長出現(xiàn)了。另外我們還需注意一點,這時期,社會風氣變壞使得對經濟發(fā)展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被嚴重侵蝕了。人們之間的信任和信用關系幾乎處在瓦解中。什么是社會資本呢?簡單說,就是人群使合作得以達成的道德共識、文化傳統(tǒng)等等。為什么中國的社會資本在這近十年里,被消耗得如此利害呢?一個原因是,舊的一種信仰破了產,一些有權有影響者,再加上一些文人幫腔,竟相率信奉起禽獸之道來了。殊不知,唯有有道德的國度能富裕,在道德瓦解的狀態(tài)下,全體國民只能在貧窮和悲慘中掙扎。
在現(xiàn)有的制度下和社會信用瓦解的局面中,在社會的上層,固然忙于尋租;而在社會的底層,稍微一點大規(guī)模的社會合作皆不易實現(xiàn),合作局限于小商小販、小飯館、發(fā)廊。底層的服務業(yè)還是很繁榮,很方便的。但是,當我經過那些飯館、發(fā)廊,看到那么多的年輕姑娘的全日性工作就是端盤子、給人洗頭時;看到城市里的單位竟有這么多其主要工作我看就是站著或座著的棒小伙子保安時,我的心總是很難受。既為這些人們乏味的工作,黯淡的前途,也為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和其中體現(xiàn)的中國經濟環(huán)境的問題。甚至娼妓業(yè)的發(fā)達,也不純粹是個社會風氣的問題,也是因為這一行業(yè)的社會交易成本較低有關,是面對面的現(xiàn)金交易。在中國人當前可憐的、殘缺不全的個人財產權利制度下、在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下,這類交易和合作是容易進行的。但是,這其中還是有道德,有正義.我們畢竟沒有到那種局面,人們當面為盜為匪,不講絲毫正義良心,那時,我們只好成為各個自給自足的單位并對他人嚴加防范,連一點合作也談不上。有效的制度,就是要在殘存的社會資本的條件下,促使人們的合作,甚至在長期優(yōu)良的制度環(huán)境下,使新的社會資本得以生成。
九十年代,中國在制度的創(chuàng)新和完善方面,可以說是乏善可稱;蛟S人們要說證券市場的建立和企業(yè)股份化改造的成就。但我還有看問題的另一個角度。我們這方面的改革,一開始就重視的西方股份制和證券市場外在的表現(xiàn),而不是其本質的方面,其所由發(fā)生的方面。股份制是大規(guī)模的、完全陌生的人們之間的合作,如果沒有完備的個人財產權利體系,沒有完善的法制和誠實信用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是不易成功的。我傾向于認為它是上述幾個條件發(fā)展成熟后自然而然的產物,而不能人為地拔苗助長。我國的法制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心理,可以說不能支持股份有限公司這樣一種大規(guī)模的社會合作。我們的搞法,是不是有點大躍進了,F(xiàn)在看看,我們的股市,真的起到了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作用麼?還是又創(chuàng)了一個尋租的場所,股民間賭博的場所。中國股市的隱患,必有爆發(fā)的一天,不信可以拭目以待。
探究現(xiàn)今中國的經濟困境的原因,主要不在閱讀宏觀的統(tǒng)計材料,而是要分析微觀個體的現(xiàn)實處境,進而探究影響他們行為的制度和社會文化背景。
那么,在今天的形勢下,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局面,有什么意見要貢獻呢。無它,只是把八十年代改革內在的邏輯進一步推演下去罷了。八十年代的是一基本的制度結構的變革。最基本的制度,不是那些大詞,不是那些轟轟烈烈的說法,但關系到無數(shù)普通個人對于他一生的規(guī)劃,時時刻刻影響到千千萬萬人的選擇。所以,我們社會的面貌,被它極大地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制度變革,合乎民心,順乎民意,因而含有正義性。它創(chuàng)造的經濟奇跡,說明它具有合理性。再加上和人民現(xiàn)有的文化和習慣相符合,所以制度運行的成本很低。可以說八十年代的制度變革已給了我們很好的方向,在這樣的基礎上,對其正義性與合理性兩個方面進行邏輯的建構,以逐漸實現(xiàn)制度邏輯的內在一致性,這正是制度進步的不二法門。
正本清源,綱舉目張,一些次一級的制度在基本制度的確立下,在人們變化的實踐中,才能合乎邏輯地被創(chuàng)造出來。例如在今天的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打擊盜版軟件的法律很難實施,因為一般人們絕不以買賣盜版為可恥,且監(jiān)督的成本也很大。知識產權是一項很抽象的財產權利,是派生出來的財產權利,而且至今對它的許多方面并沒有公認的定義和規(guī)定。一些在我國非常具體的財產權利都無法得到確實的保護,卻要落實這么抽象、派生的權利,又豈不是太大躍進了一些。所以通過一項新的法律來保護知識產權,難見什么效果,也不會因此就在中國見到一個新興的軟件產業(yè)。
八十年代基礎性的制度變革,仍然有待于完善,而這種完善,和八十年代一樣,將有巨大的效果,并直接經濟績效上。而且,變革和新制度運行的成本較低,不會引起大的利益沖突和社會失序,只要執(zhí)政者思想觀念變化一下,頭腦轉過彎來就行了。
下面以產權體系中的土地制度、束縛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種種不合理的管制制度說明一下這種變革的思路。
土地使用權的長期化。在一個財產權利體系中,關于土地使用的權利是相當重要的,而這樣的財產權利體系要真正能發(fā)揮作用,產生長期有序的經濟增長,無論對于土地使用的權利加以怎樣的限制,但其初始擁有者的權利必須是長期的穩(wěn)定的。要有多長呢?三十年的承包權是不夠的,七十年的使用權也是不夠的,九十九年的租用權也太短了,至少應達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對一項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其它限制,但必須長期化。世界上并沒有絕對的土地私有權,再強調土地私有權的法律,也不會規(guī)定他人的鳥兒也不能從私人的土地上飛過,也不會規(guī)定宅前屋后的通道別人也不能走。實際上,在一些國家的市鎮(zhèn),甚至住宅的外在風格,也有明確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規(guī)定一個人占有的土地不可超過一定數(shù)目,也可規(guī)定某些特殊地區(qū)的土地不能作某些特殊的用途。在這些規(guī)定下,一個人仍可作長期的、理性的計劃。但是,面對一項短暫的土地使用權,一個人的計劃也必定是短期的。若每個人都只能作短期的計劃,無法顧及到久遠的將來,代與代間的合作無法達成,結果也是災難性的。
人們進行任何經營,從事任何事業(yè),都是發(fā)生在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他居住的房屋,也必須建在土地上。所以,土地對于一個人長遠的生活規(guī)劃,對于一個企業(yè)長遠的經營,實在是太重要了。一個人的生活計劃,由于代際間的合作,實際上并不止于他生命的結束,而是可推向無限遠的將來。即以建造房屋來說,即使一個人一生積累所得,也不足以建造一所房子,但父子孫幾代人合作,還是能蓋起房來,但這需要有穩(wěn)定的長期的土地使用權。可以說,在所有的財產權利中,只有土地使用權是一定要長期的,其它到不一定。比如我眼前這臺電腦,我知道它將來又會被新的機型取代,所以我買這臺電腦時,若只買到了使用三年或占有三年的權利,這對我來說,也沒有什么影響。
另外,土地的使用權一定是可以交易,可以轉讓的。作為一項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和生活資料,卻不可交易和轉讓,可以說導致個人合理的計劃和社會經濟有序皆大受影響。
戶籍制度的廢除,聽起來覺得麻煩,其實遠非想象的那么可怕。戶口制度,是一個“不義且不利”的制度!安涣x”容易理解,它既昧于天賦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公理;也違背“恕”道、“不忍之心”的中國古訓。何以“不利”呢?它在經濟上制造了巨大的效率損失,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fā)展。不長篇大論解釋,從它使一個農村青年禁固在他出生的村里土里刨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來說。我們可已設想下面一系列事情:農民爸爸媽媽生小孩的時候,既然自己的孩子基本上還是要變成一個簡單勞動力,沒什么希望出人頭地,那么一雙簡單勞力總要勝過一個,于是就多生。孩子上學了,若不是有絕大的把握考上大學,把他供到高中作甚?白化錢讓他學些鄉(xiāng)下用不著的秀才習慣么?早點下學干活!孩子大了,進城打工,當然干的是苦力活。這時候,弄大學問,有大出息來不及了,何不學點技術,作個技術工人吃飯呢?可是,你是隨時可以被清理整頓出去的,再說在城里也扎不下根來,還得回老家,還是賣力氣吧。大批打工的人口,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停留于簡單勞動力的階段。于是我們多的是附加值最小的最下游產業(yè)。而城市階級的后代,卻又覺著自己既為上等的城里人,體力勞動,哪怕是有技術的體力勞動,都是有失身份的。這有點象黑奴制的社會,黑人的勞動自然是低效率的,窮白人也覺得勞動有失體面哩。北京的技校招不到生,卻也不給農村青年寸進之路。女孩子們,倒是熱心于理發(fā)美容這套能帶著走的手藝,所以中國城市的一道風景就是發(fā)廊過剩。既無前途,又被處處歧視,純樸的農村孩子們不免自暴自棄,乃至干出犯法的勾當,這樣就對自己的人力資本進行了負的投資。話說得有些調侃,可是,中國工業(yè)產業(yè)的基石,技術工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質素越來越差了。這讓人絕對輕松不起來。戶口制度的存在,阻礙了一項最重要的投資──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它浪費了我們中國人唯一具優(yōu)勢的一項資源──聰明(有時我不免民族自豪感地想,培訓一名技工,一個中國人比日耳曼人成本要少多了吧)。中國人中的優(yōu)秀者,特別是那些上了名牌高校的,又是什么樣的呢?他們基本上高度集中于兩三個大城市(肯定是世界之最),特別是京深滬,內地偶爾有所分布,農村是一片荒蕪。其實,本來這么一個人,為了事業(yè)、為了住房,甚至為了呼吸新鮮空氣,是可能離開北京這種地方的。但有戶口這么個制度,就不敢離開,離開的機會成本太大了,一出去就終生不能返回來。可能需要顛倒過來想,是戶籍制度才造成北京這么擁擠,而不是因為北京擁擠才需要戶口制? U饈俏夜?試粗兇鈧匾?娜肆ψ試矗?乇鶚親鈑判愕牟糠鄭?植技?然?尾緩俠淼腦?頡=裉熘泄??謎飧鼉置媯?Ъ?埔參?飧鼉置嫻男緯閃⒘舜蠊Α?BR> 土地使用權的長期化和廢除戶籍制度,二者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任何一項都不能單獨推行下去,這個道理明眼人都是明白的。這兩項制度的改革,正是我們改革的那個偉大起點的合義、合理的邏輯推演。
減少管制,使民間的中小企業(yè)發(fā)展,這是有效的緩解就業(yè)壓力的辦法。家族、親友間的小企業(yè),對產權的法律體系,不要求那么精密、復雜,但要它不失其原始的本義即可。我國人民現(xiàn)有的文化心理,我們社會現(xiàn)有的社會資本支持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假以時日,有利于大規(guī)模合作的社會資本乃可望在社會中漸漸生成。
總之,為這么大而復雜的國家制定政策,不是對付一臺機器,也不是在造原子彈,需要多么復雜的技術,或者多么高深的原理。所需要者,是常識,是從普通人角度出發(fā)考慮問題的常識。我相信,本文提到的這些制度的改革,并非很難之事,但其間接直接的效應,必會大大有助于中國經濟走出目前的困境。而且能為進一步的改革,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自然,有人或說此文談的都是間接長遠之事,也許緩不及濟于短期,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及千年之遠者,未必就不會有當下的驚喜出現(xiàn)。這一點不僅可驗之于經驗,也可證之于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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