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俄羅斯產出下降的一個解釋

1.俄羅斯經濟績效
　　俄羅斯是實行激進式過渡的典型國家。自1992年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以來，除1997年經濟略有回升，1999、2000年經濟較有起色以外，經濟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現(xiàn)為負的增長率，并常與惡性通貨膨脹相伴。1997年與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大大超過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的25%、美國1929～1933年大危機時期的30%，整個國民經濟倒退了將近20年。
　　　　2.“初始條件”與“轉軌方式”之爭
　　　　表1　俄羅斯轉軌時期的宏觀經濟指標(%)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增長率　　-14.5　  -8.7　-12.6　-4.0　-4.9　  0.4　-5.5　  3.4　  7.0
通貨膨脹率　2508.8　840.1　204.7　  131　21.8　14.7　84.4　36.5　11.4

　　
　　資料來源：馮舜華等(2001)。
　　為什么俄羅斯經濟績效如此差呢？經濟學界從初始條件、過渡方式等方面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我們無意也無力就所有這方面的文獻作一番回顧。這里的文獻回顧僅僅圍繞本文邏輯主線而展開。
　　激進主義者認為，俄羅斯經濟績效差主要是因為其不利的初始條件之緣故。前蘇聯(lián)在1985年只有14%的勞動力分布在農業(yè)部門，工業(yè)部門的勞動力高達32%，早已完成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俄羅斯的改革面臨（成熟經濟的）結構調整的困難問題，即只能減少低效率部門和受補貼部門的就業(yè)而不能或很少能增加高效率的工業(yè)和服務業(yè)部門的就業(yè)。這就是為什么市場化改革在俄羅斯困難得多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俄羅斯經濟績效比較差的原因(Sachs  and  Wooo,1994a,b)。
　　漸進主義者認為，俄羅斯經濟績效差主要是因為其實施休克療法的緣故。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內生于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在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業(yè)結構是扭曲的。轉軌將引起經濟中的結構調整，激進式改革忽略的正是改革成本。資源由一種用途轉為另一種用途要付出代價，建立新制度也需要消耗時間和資源。對于激進式改革來說，經濟增長將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為“J型曲線”或更為糟糕的“L型曲線”（林毅夫等，1994）。
　　　　表2　中國和前蘇聯(lián)勞動力就業(yè)部門分布情況（占勞動力的%）  
　  　　　　　　　　農業(yè)　工業(yè)　建筑業(yè)　運輸業(yè)  商業(yè)　其他
中國（1978年）　　　71　　15　  　2　　　  2　　  3　　  7
前蘇聯(lián)（1985年）　　14　　32　　10　　　10　　  8　　  26

　　
　　資料來源：Sachs  and  Woo,1994a。
　　　　3.關于“爭論”的一個評價
　　實際上，有兩類初始條件，一類與轉軌相關；另一類則與轉軌不相關。就后一類初始條件來說，轉不轉軌，怎樣轉軌，它都同樣地影響和決定經濟績效；就前一類初始條件來說，它并不獨立地影響和決定經濟績效，必須結合轉軌方式一道才能確定對于經濟績效的影響。而轉軌方式呢，它根本就不獨立地決定經濟績效，而是依賴于那部分與轉軌相關的初始條件。
　　具體到結構調整問題上，轉軌經濟中的結構調整既包括正常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結構調整，又包括轉軌本身所引致的結構調整。就轉軌本身所引致的結構調整來說，又包含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兩重含義。圖示如下：
　　附圖
　　就前一類結構調整來說，轉不轉軌，怎樣轉軌，它都同樣地影響經濟績效。你不轉軌難道就不面對（成熟經濟的）結構調整問題了嗎？就后一類結構調整來說，它并不獨立地影響經濟績效，必須結合轉軌方式一道才能確定對于經濟績效的影響。經濟愈復雜，收縮產業(yè)資本密集愈高，資產專用性愈強，激進改革愈引起產出下降。如果經濟比較簡單，收縮產業(yè)資本密集度不高，資產專用性也不強，那么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就是無差異的。
　　所以，雖然經濟績效既決定于初始條件，也決定于轉軌方式這樣的說法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理解這種分解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了這種分解，那么究竟是初始條件重要還是轉軌方式重要就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究竟是第二類初始條件重要還是轉軌方式重要勉強可問，究竟是第一類初始條件重要還是轉軌方式重要則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
　　　　4.經濟轉軌中的“兩難困境”
　　就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來說，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內生于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重工業(yè)與當時經濟的資源稟賦不協(xié)調，靠市場機制是無法實現(xiàn)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的。（注：如果經濟是封閉的，那么并不能說在市場經濟下處于比較劣勢的重工業(yè)就不能生存，只是不可能得到優(yōu)先發(fā)展；如果經濟是開放的，那么在市場經濟下處于比較劣勢的重工業(yè)就根本不能生存.）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就是做出適當?shù)陌才牛�人為地壓低重工業(yè)發(fā)展的成本，降低重工業(yè)資本形成的門檻。于是，一套以全面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為內容的宏觀政策就形成了；進一步，如何保證被壓低了價格的要素和產品的流向、以及經濟中剩余的積累有利于重工業(yè)的優(yōu)先發(fā)展呢？應運而生的制度安排就是對經濟資源實行集中的計劃配置和管理，并剝奪微觀主體的經營自主權。這就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林毅夫等，1994）。
　　根據林毅夫等人的分析邏輯，轉軌國家處于比較劣勢的重工業(yè)一定過度發(fā)展了，因為不然的話，就不會有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的了。（注：轉軌國家產業(yè)結構的變化也對此提供了經驗證明.）即使以封閉的市場經濟來看，也是過度發(fā)展了；進一步地，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比較劣勢產業(yè)根本就不會有競爭力（謝作詩、崔萬田，2002）。這就是說，市場化改革將引發(fā)結構調整。然而，這種由轉軌引起的結構調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結構調整，而是降低經濟中重工業(yè)的比重。重工業(yè)資本密集度高，資產專用性強，轉產將造成高額的沉淀成本。這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困境；那么進行結構調整，將過度發(fā)展并處于比較劣勢的重工業(yè)轉向比較優(yōu)勢產業(yè)，但這樣就得承擔專用性資產的損失以及與此相關的高額的沉淀成本；要么繼續(xù)維持原產業(yè)的生產，但這樣就得承擔利潤的虧損，因為原產業(yè)過度發(fā)展了，并且是比較劣勢產業(yè)，沒有競爭優(yōu)勢！
　　　　5.并不具備增量調整的條件
　　可不可以避免這樣的兩難困境呢？如果市場化的同時維持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并且重工業(yè)也不是極度地過度發(fā)展了，又沒有達到充分就業(yè)，那么是可以避免的。就是通過增量的方式進行調整。維持存量資源不變，而將新增資源配置到傳統(tǒng)經濟體制下受壓抑的部門，從而實現(xiàn)結構的調整。中國的案例也支持了這一點（張軍，1997）。
　

　然而俄羅斯具備增量調整的條件嗎？第一，俄羅斯結構扭曲嚴重。例如：前蘇聯(lián)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Noland,2001)。嚴重扭曲的產業(yè)結構使得一定程度的存量調整不可避免。第二，俄羅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程度高，經濟的剩余勞動力少，這也使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地要觸及存量。第三，當時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威大大下降了，不足以維護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我們知道，在開放的經濟中，比較劣勢產業(yè)是沒有競爭力的。沒有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存量調整也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增量調整產業(yè)結構，也存在“竄軌”的問題。增量調整能不能取得成功，有賴于配額約束的成功實施，這也需要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威。綜上四方面，俄羅斯并不具備增量調整的條件。（注：想要指出的是，薩克斯和胡永泰、靡菲等從不同角度所論述的“俄羅斯不具備增量調整的條件”，其實是“不具備增量調整所有制結構的條件”(Sachs  and  Woo,1994a,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92)。他們似乎沒有嚴格區(qū)分轉軌引起的產業(yè)結構調整和轉軌引起的所有制結構調整.）
　　　　6.結論和啟示
　　結論是什么呢？俄羅斯經濟績效差具有事前決定的特點，是事前決定了的。
　　就轉軌引起的結構調整這一塊來說，俄羅斯重工業(yè)比重高，又不具備增量調整的條件，無法克服轉軌經濟中的“兩難困境”。就與轉軌不相關的結構調整那一塊來說，正如薩克斯和胡永泰所指出的，俄羅斯面對的是（成熟經濟的）結構調整的困難問題。俄羅斯經濟績效差具有事前決定的特點，是事前決定了的，即使俄羅斯真的搞了增量調整，其經濟績效好一點，也不會好到那里去，因為就那部分不依賴于轉軌方式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經濟績效的初始條件來說，它是極其不利的。
　　收稿日期：2003-05-17
【參考文獻】
　　[1]　馮舜華、楊哲英、徐坡嶺.經濟轉軌的國際比較[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2]　林毅夫、蔡ｆáｎｇ＠①、李周.中國的奇跡：發(fā)展戰(zhàn)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張軍.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謝作詩、崔萬田.關于比較利益論的再思考[J].經濟評論，2002(2).
　　[5]　謝作詩、崔萬田.要素價格、產出結構與產出水平[A].永遠的公理體系[C].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6]　Murphy,K,Shleifer,A.,and  Vishny,R.,1992,"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onomics,August.
　　[7]　Roland,G.,2001,Transition  and  Economics,The  MIT  Press,London.
　　[8]　Sachs,J.,and  Woo,W.,1994a,"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April.
　　[9]　Sachs,J.,and  Woo,W.,1994b,"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in  Lee,C.,and  Reisen,H.,eds,From  Reform  to  Growth: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Development  Center,OECD,Paris,France.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日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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