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美國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論”的討論

一
　　倫敦水晶宮展覽會引發(fā)的爭議首先是關于內戰(zhàn)前美國是否形成了優(yōu)于英國的制造業(yè)體系的問題。有趣的是，那些認為美國領先的學者立論的根據(jù)源于英國人的印象。因為英國人在水晶宮展覽會上看到柯爾特手槍后，對美國的槍械制造交口稱贊。他們在1853年還派員赴美考察。這些英國槍械專家在美國聯(lián)邦兵工廠參觀后都盛贊其機器生產。于是，英國軍械局乃建議政府仿效美國，用機器快速大量生產零件能互換的步槍。英國國會在1854年建立的小型槍械特別委員會專門為此舉行了聽證會，以確定這種美國式機器生產的可行性。柯爾特手槍的美國制造商塞繆爾·柯爾特作證說：“沒有什么不能用機器生產�！彼�還說標準化的零件互換在美國已司空見慣。其他英方證人對美國的機器生產也多有肯定。盡管有人在成本、質量和零件互換上提出質疑，小型槍械委員會還是建議由軍械局試驗制造小型槍械，即以美國斯普林菲爾德和哈潑斯法里的聯(lián)邦兵工廠為模式，并用美國造的機器進行生產（注：大衛(wèi)·A.宏蕭：《從美國體系到大規(guī)模生產，1800-1932年》（David  A.Hounshell，F(xiàn)rom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1800-1932），巴爾的摩1991年版，第16-25頁。）。
　　正是基于水晶宮展覽會會上的轟動、英國槍械專家的報告和英國國會小型槍械委員會的聽證會，歷史學家約瑟夫·威坎姆·羅伊在他1916年出版的《英國和美國的機床制造者》一書中率先聲言，零件互換“源于美國”，歐洲人稱這種標準零件的機器生產為“美國制造業(yè)體系”（注：約瑟夫·威坎姆·羅伊：《英國和美國的機床制造者》（Joseph  Wickham  Roe，English  and  American  Tool  Builders），紐黑文1916年版，第129、140-141頁。）。此后，這一說法為很多著名學者所接受，并廣為引用（注：約翰·E.索依爾：《美國制造業(yè)體系的社會基礎》（John  E.Sawyer，“The  Social  Basis  of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14卷，1954年，第361-379頁；尤金·弗格森：《技術史文獻書籍目錄》（Eugene  S.Ferguson，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1968年版；保羅·尤瑟爾�。骸督洕�史中的技術研究》（Paul  Uselding，“Studies  of  Technology  in  Economic  History”），載于羅伯特·E.戈爾曼編：《經濟和企業(yè)史研究新近發(fā)展：紀念赫爾曼·E.克魯思文集》（Robert  E.Gallman，ed.，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Esars  in  Memory  of  Herman  E.Kross），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1977年版，第159-219頁。），因為內戰(zhàn)前到訪的外國人有不少都對美國的機器生產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機器生產和零件互換確實是美國工業(yè)部門能夠實現(xiàn)大規(guī)模生產的重要技術前提。有人還認為，那位發(fā)明軋棉機的伊萊·惠特尼就是第一位實現(xiàn)零件互換的大師。
　　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呢？技術史學家們在過去幾十年里對美國制造業(yè)的技術發(fā)展作了相當廣泛的研究，結果對“美國制造業(yè)體系”一說提出了質疑。特拉華大學的大衛(wèi)·A.宏蕭教授認為，零件互換的創(chuàng)見并非始于美國，而是來自18世紀法國的軍事理性主義。其倡導者為讓-巴普提斯特·戴·格里波瓦將軍。他從1765年就開始在法國軍械生產中推動零件標準化。不過，這種理念對美國人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托馬斯·杰斐遜在擔任駐法公使時就對此發(fā)生濃厚興趣。獨立戰(zhàn)爭后，留在美國的法國軍人路易·戴·托沙德少校更使這種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國軍方。他寫的“組建炮兵和工程兵學�！钡慕ㄗh成了西點軍校的藍圖，而他根據(jù)華盛頓總統(tǒng)吩咐寫的《美國炮兵指南》則成了西點軍校和美國軍官的必讀教材。托沙德在書中竭力倡導格里波瓦將軍有關“統(tǒng)一和常規(guī)體系”的思想。當時出掌美國軍械生產大權的不是他的同事，就是西點軍校畢業(yè)生。美國軍方后來不遺余力推動槍械生產上的零件互換，淵源就在于此（注：宏蕭：《從美國體系到大規(guī)模生產》，第25-28頁。）。
　　惠特尼即為美國軍方請來生產槍械的承包商之一。不過，他從未實現(xiàn)零件互換。此公只是在政府合同行將到期無法交貨時找了個借口，說正在試驗生產標準零件組裝的步槍，需要更多時間和政府預付款。為了使有關方面相信他的托詞，惠特尼還于1801年1月在華盛頓展示其產品。約翰·亞當斯總統(tǒng)和當選總統(tǒng)杰斐遜都興致勃勃地前來參觀。盡管惠特尼互換組裝的只是整個槍機而不是槍機零件，早就對零件互換情有獨鐘的杰斐遜馬上興奮地得出惠特尼已經成功的結論。于是，惠特尼在時間和預付款上都贏得了政府的讓步，可他根本未能造出零件可互換的槍械（注：宏蕭：《從美國體系到大規(guī)模生產》，第29-32頁。）。倒是為聯(lián)邦政府制造槍械的另一位私人承包商西蒙·諾斯做到了這一點。他在1816年左右不僅實現(xiàn)了手槍槍機零件互換，而且在美國最先使用銑床。技術史學家密瑞特·羅伊·史密斯認為，這種銑床技術的發(fā)展是“美國體系崛起的總體縮影”。另外，哈潑斯法里聯(lián)邦兵工廠的內部承包人約翰·霍爾在19世紀20年代生產步槍時也全部實現(xiàn)了標準零件互換。不僅如此，霍爾在設計和應用生產標準零件的機器上集眾家之所長，其成就被史密斯稱為“美國工業(yè)革命的重要延伸”（注：密瑞特·羅伊·史密斯：《約翰·H.霍爾、西蒙·諾斯和銑床：內戰(zhàn)前軍械制造者創(chuàng)新的實質》（Merritt  Roe  Smith，“

John  H.Hall，Simeon  North，and  the  Milling  Machine：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among  Antebellum  Arms  Makers”），《技術與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第14卷，1973年，第574、577頁；密瑞特·羅伊·史密斯：《哈潑斯法里兵工廠和新技術》（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依薩卡1991版，第249頁。）。
　　不過，這些技術史學家的研究證實，美國制造業(yè)的零件互換在當時基本上限于政府槍械生產，并沒有擴散到其他部門。原因很簡單：那時實現(xiàn)零件互換和機器生產的成本太高。聯(lián)邦政府請諾斯等私人承包商進行這類生產時要給高額預付款，并要準備他們有延誤交貨甚至要求增發(fā)預付款的可能�；魻柡髞碇�所以被安排為內部承包人，就是因為政府也覺得開支太大了，他為政府制造的樣品槍每支成本曾高達200美元（注：宏蕭：《從美國體系到大規(guī)模生產》，第40頁。），這在當時簡直叫人難以想象。然而，聯(lián)邦政府不僅為這種高成本生產提供了啟動資本，保證市場需求，而且在技術上也有具體要求�？梢哉f，美國制造業(yè)標準零件生產的研究開發(fā)，是在聯(lián)邦政府和軍方一手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有學者說這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警告的“軍事—工業(yè)復合體”的開端之作（注：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爾：《美國歷史的新經濟觀》（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A  New  Economic  Viewr  of  American  History），紐約1994年版，第201-202頁。）。
　　不難想象，面向私人商品市場的廠家對于這種標準零件生產的高成本自然頗有顧慮，因為他們的目標和聯(lián)邦政府不一樣，不是為了什么零件互換的技術標準和軍事理性主義的理念，而是為了利潤，成本低和產量高才是他們的要求。結果，同樣是制造槍械的柯爾特兵工廠，雖然采用機器進行大批量生產，卻沒有做到零件互換，因為它主要面向私人市場。伊萊·特里的木鐘和銅鐘的制造也是如此。辛格縫紉機公司和麥考密克收割機公司的成功，過去一直被歷史學家歸因于它們先進的生產技術�？墒羌夹g史學家們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這兩個公司的優(yōu)勢直至內戰(zhàn)以后很長一個時期都不在技術方面，而在銷售戰(zhàn)略。甚至于當他們在19世紀80年代真正著手零件標準化時，其進展也相當緩慢。顯然，所謂“美國制造業(yè)體系”的技術擴散在內戰(zhàn)前并未能一蹴而就。它真正形成大規(guī)模流水線生產，是經自行車制造業(yè)的技術過渡之后，在1913年的福特汽車公司才實現(xiàn)的。歷史學家艾倫·涅文斯稱福特的流水線是“使世界運轉的杠桿”（注：宏蕭：《從美國體系到大規(guī)模生產》，第46-61、5-10頁。）。不過，這是水晶宮展覽會舉辦半個世紀以后的事了。
　　　　　　二
　　倫敦水晶宮展覽會引發(fā)的另一場爭議，就是經濟史學家之間有關“勞動力稀缺論”的討論。受“美國制造業(yè)體系”一說的影響，很多學者一度認為，1851年的水晶宮展覽會證明美國制造業(yè)在機器生產方面已超過英國，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資本密度高于英國。那么原因何在呢？有些學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提出了“勞動力稀缺論”的解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厄溫·羅斯巴思和H.J.哈巴庫的論證。他們認為，美國土地多，勞動力少，結果農業(yè)部門實際工資上升，拉高了制造業(yè)的勞動力成本，于是美國制造業(yè)乃以資本來代替稀缺的勞工，從而在資本密度和增長速度上超過了英國（注：厄溫·羅斯巴思：《美國工業(yè)比英國工業(yè)效率高的原因》（Erwin  Rothbarth，“Causes  of  the  Superior  Efficiency  of  U.S.A.Industry  Compared  with  Brithsh  
Industry”），《經濟雜志》（Economic  Journal）第56卷，1946年，第383-390頁；H.J.哈巴庫：《19世紀美國和英國的技術：尋求節(jié)省勞動力的發(fā)明》（H.J.Habakkuk，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劍橋1962年版。）。
　　1966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史學家彼德·特閔對“勞動力稀缺論”首先提出挑戰(zhàn)。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勞動力成本高要用資本來代替，資本則應便宜，即美國的利率應比英國低，可是事實正好相反，美國當時的利率比英國高。因此，特閔認為，美國應是資本稀缺而不僅僅是勞動力稀缺，如果說勞動力貴，資本更貴。這就是說，美國制造業(yè)的資本密度按理應比英國低（注：彼德·特閔：《勞動力稀缺和19世紀50年代美國的工業(yè)效率問題》（Peter  Temin，“Labor  Scarcity  and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n  the  1850s”），《經濟史雜志》第26卷，1966年，第277-298頁。）。特閔的觀點在學術界引起了震動，爭論也隨之而來。羅伯特·佛格爾企圖在科博—道格拉斯生產函數(shù)的基礎上重新證明勞動力稀缺論，但他對這個函數(shù)條件的限定被批評為沒有根據(jù)。勞倫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想從農產品需求彈性和資本流動上推翻特閔對勞動力稀缺論的挑戰(zhàn)，但他們卻要證明一個令人懷疑其可靠性的條件：美國的實際利率

低于英國（注：羅伯特·W.佛格爾：《經濟史上的界定問題》（Robert  W.Fogel，“The  Spee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經濟史雜志》第27卷，1967年，第283-308頁；勞倫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再議勞動力稀缺論之爭》（Lawrence  Summers  and  Richard  Clarke，“The  Labor  Scarcity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經濟雜志》第90卷，1980年，第129-139頁。）。
　　倒是亞歷山大·詹姆士·菲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兩篇文章，對特閔的觀點作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佐證和進一步闡述（注：亞歷山大·詹姆士·菲爾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潤比率和19世紀美英兩國的技術》（Alexander  James  Field，“Land  Abundance，Interest/Profit  Rates，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British  Technology”），《經濟史雜志》第43卷，1983年，第405-431頁；《論機器之不重要》（“On  the  Unimportance  of  Machonery”），《經濟史探討》（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第22卷，1985年，第378-401頁。）。他在1983年的文章里論證說，美國土地充裕導致利息對利潤的比率高，因此19世紀美國經濟所有部門實際上都比英國資本密度低。這一論點的關鍵在于美國的利息對利潤的比率是否確實比英國高。從歷史文獻記錄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楚：美國的利率的確比英國高，英國政府證券的利率在19世紀開始時為4%—5%，而美國政府證券在19世紀頭20年為6%以上。19世紀70年代，新英格蘭市府證券的利息回報為5.5%，可英國統(tǒng)一公債的利息率只有3%。19世紀90年代中期，新英格蘭市府證券利率降到了4%，英國統(tǒng)一公債利率則跌到了2.5%。然而，這只是名義利率，如果把美國投資的風險考慮進去，有學者認為投資者所期待的回報率或者說實際利率大概和英國差不多。對于這個問題，菲爾德求助于研究利率的權威學者悉尼·霍默。后者的研究發(fā)現(xiàn)，盡管19世紀有關美國人違約拖欠的傳言很多，與實際情況相比，顯然是過于夸張了。更重要的是，同為新近開發(fā)、土地遼闊的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其殖民地法規(guī)跟英國類似，而且這兩地的政府幾乎從來不違約拖欠，可當時要付的利率和美國也差不多。邁可·愛德爾斯坦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英國投資者在1870—1914年海外證券上所得回報，遠遠高于國內證券，哪怕是把違約拖欠的風險考慮進去也是如此（注：亞歷山大·詹姆斯·菲爾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潤比率和19世紀美英兩國的技術》，第420-421頁。）。
　　菲爾德在1985年的文章中則對美英兩國在19世紀中期的資本密度作了估算和比較。盡管特閔第一個指出美國制造業(yè)的資本密度可能比英國低，但他從未計算資本密度以支持其觀點。菲爾德的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他用單位產值的資本密度（K/Q，其中K=資本，Q=產出）和單位勞動力的資本密度（K/L，其中K=資本，L=勞動力）來對美英兩國加以比較，在對所掌握的1850年美國有關數(shù)據(jù)和1860年英國有關數(shù)據(jù)進行復雜計算后得出如下結果：
　　1860年英國的K/Q對1860年美國的K/Q比值=1.45
　　1860年英國的K/L對1860年美國的K/L比值=1.25
　　這就是說，就單位產值的資本密度而言，英國在1860年是美國的1.45倍，就單位勞動力的資本密度而言則是美國的1.25倍。此外，菲爾德還計算了兩國制造業(yè)的資本密度，其結果為：
　　1860年英國制造業(yè)K/Q對1860年美國制造業(yè)K/Q的比值=3.16
　　1860年英國制造業(yè)K/L對1860年美國制造業(yè)K/L的比值=1.88（注：菲爾德：《論機器之不重要》，第392-394，397-398頁。）
　　這就是說在制造業(yè)部門，英國1860年的單位產值資本密度是美國的3.16倍，1860年的單位勞動力資本密度是美國的1.88倍。因此，菲爾德最后的結論是：無論是就英美兩國經濟總體而言，還是就兩國制造業(yè)而言，英國在19世紀中期的資本密度都高于美國。
　　菲爾德有關英美兩國資本密度的計算結果，并未解開約翰·A.詹姆斯和喬納森·S.斯金勒所說的“勞動力稀缺之謎”。在這兩位經濟史學家看來，無論是贊成“勞動力稀缺論”的學者，還是反對這一觀點的人，都有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贊成者解釋不了特閔指出的高利率和美國經濟的資本密度實際上比英國低的事實；反對者又無法解釋為什么英國人在美國的機器生產面前自愧弗如。詹姆斯和斯金勒認為，解開這個謎底的關鍵在于將美國制造業(yè)的技能部門和非技能部門區(qū)別開來。他們之所以作如是觀，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戴維—盧森堡假設”（注：約翰·A.詹姆斯和喬納森·S.斯金勒：《解開勞動力稀缺之謎》（JohnA.James  and  Jonathan  S.Skinner，“The  Resolution  of  the  Labor-Scarcity  Paradox”），《經濟史雜志》第45卷，1985年，第514、524頁。）。
　　經濟史學家保羅·戴維和技術史學家內森·盧森堡曾分別在他們的著述中提出一種見解：資本和自然資源之間具有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即自然資源投入越多，資本投入也會越多（注：內森·盧森堡：《美國技術：進口的還是本土的？》（Nathan  Rosenberg，“American  Technology：Imported  or  Indigenous？”），《美國經濟評論匯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第67卷，1977年，第21-26頁；保羅·戴維：《

技術選擇、創(chuàng)新和經濟增長》（Paul  David，Technical  Choice，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倫敦1975年，第19-91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木材制造工業(yè)。美國木材極其豐富，作為自然資源投入生產的總量相當大，結果19世紀上半葉美國加工木材的機器特別多，而且十分先進，鋸、刨、榫、打洞等都是用機器完成。以增加值計算，美國木材制造工業(yè)在1860年是僅次于棉紡業(yè)的第二大工業(yè)部門（注：內森·盧森堡：《技術與美國經濟增長》（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紐約州阿蒙克1972年版，第27頁。）。簡言之，“戴維—盧森堡假設”把資源豐富視為美國制造業(yè)大量使用機器的一個重要原因。
　　詹姆斯和斯金勒把這個“戴維—盧森堡假設”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不僅認為資本和自然資源具有互補性，而且發(fā)現(xiàn)這種互補性在技能部門比非技能部門要高。這就是說自然資源投入的增加在技能部門會造成更多的資本投入，或者說更高的資本密度。因此他們在建立美、英兩國經濟的總平衡模型時，把經濟部門分為技能制造業(yè)、非技能制造業(yè)和農業(yè)三大部門，生產投入則分為技能勞動力、非技能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自然資源）四種。這兩位學者把1849年美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1851年英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輸入計算后發(fā)現(xiàn)：在技能制造業(yè)部門英國的資本密度為平均每個工人413美元，低于美國的539美元，但是在非技能制造業(yè)部門，英國的資本密度為平均每個工人848美元，大大高于美國的559美元（注：詹姆斯和斯金勒：《解開勞動力稀缺之謎》，第528-530頁。）。這個結果不僅證明了他們對“戴維—盧森堡假設”的推論，而且解決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在探討“勞動力稀缺論”時難以對付的矛盾問題。
　　從他們的計算和論證看來，英國人在1851年承認美國在機器生產上領先，和美國經濟資本密度當時實際上比英國低，并沒有什么矛盾，因為英國人稱贊的部門，尤其是槍械制造，都是典型的技能制造業(yè)部門。資本和自然資源的互補性高使這些部門的資本密度超過了英國，可是在美國經濟比重中占主體的是非技能部門，資本和自然資源的互補性則比較低，資本密度也不及英國。因此，就美國經濟總體而言，其資本密度在19世紀中期尚未超過英國，而且直到1880年仍略低于英國。據(jù)這兩位學者計算，美國經濟的資本密度到1890年真正超過了英國，當時美國人均勞動力資本密度為1535美元，英國只有1176美元（注：詹姆斯和斯金勒：《解開勞動力稀缺之謎》，第535頁。）。
　　　　　　三
　　關于“美國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論”的討論，使美國學者從長期以來對19世紀上半葉技術發(fā)展程度的過高估計，回到了比較符合歷史史實的結論上，即美國制造業(yè)體系當時在大多數(shù)工業(yè)部門尚未形成，美國經濟和制造業(yè)的資本密度還沒有超過英國。這一結論是和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學者在一系列其他重大問題上的再思考相一致的，其中包括對內戰(zhàn)前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重新估算，對早期工廠制和工業(yè)化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思對于工業(yè)革命的重新解釋。可以說，關于“美國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論”的研究有助于增進我們對這些極其重要的學術進展的認識。
　　1967年以前，美國學術界對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經濟發(fā)展有多種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認為曾出現(xiàn)過轉折性增長，即增長率突然加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沃爾特·羅斯托的“起飛論”。他認為，19世紀40年代初鐵路建設在其他部門創(chuàng)造的需求以及為其他部門提供的服務，成了推動美國經濟迅速起飛的發(fā)動機。可是，保羅·A.戴維后來對人均實際產值所作的估算顯示，19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并未出現(xiàn)轉折性突然加速，這一點從以下的圖表中看得非常清楚：
　　1800-1860年實際產出增長的估算（注：阿塔克和帕瑟爾：《美國歷史的新經濟觀》，第8-12頁。）
　　附圖
　　現(xiàn)在，經濟史學家一般都認為，羅斯托的“起飛論”不適用于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相當一部分學者倒是贊成亞當·斯密對早期工業(yè)增長根源和過程的分析。在他們看來，生產率和收入方面的進步可以在沒有重大技術變革或有形資本變化的情況下取得。這就是說，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是市場的擴大，會導致生產因素、廠家和地區(qū)在生產上的專業(yè)化，從而使經濟組織發(fā)生變化，進而通過資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及規(guī)模經濟來提高生產率。這樣的生產率增長是比較平衡的，不是羅斯托突然起飛的模式（注：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技術和工業(yè)化，1790-1914年》（Stanley  L.Engerman  and  Kenneth  L.Sokoloff，“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1790-1914”），載于斯坦利·L.英格曼和羅伯特·E.戈爾曼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劍橋2000年版，第368-369頁。）。
　　美國學術界不僅有人否認內戰(zhàn)前的所謂經濟起飛，而且對這個時期工業(yè)化發(fā)展程度是否如過去估計的那樣高也有人表示懷疑。喬納森·普魯?shù)抡J為，人們長期以來一提到早期工業(yè)化過程中的工廠，腦子里出現(xiàn)的就是高大的廠房、大量的工人、水輪、煙囪和機器。其實，當時人說的“工廠”在詞義上并不一定和大規(guī)模機械化生產相聯(lián)系，而是包括多種生產組織，從新英格蘭洛威爾的大棉紡廠到東北部鄉(xiāng)村地區(qū)的作坊，還有費城一帶直至南部的制造業(yè)小工場。普魯?shù)潞颓懊嫠�說的經濟史學家們一樣，認為早期工業(yè)化最重要的特點不是機器，而是勞動分工的增加。勞動分工既可以由集中化生產的大工廠來完成，也可以由外包制或小工場的分散化生產來完成，或者把二者結合起來。例如，北部棉紡工業(yè)有些廠商就是用工廠生產棉紗，而把織布外包給手工織布者，其中包括農村婦女（注：喬納森·普魯?shù)拢骸睹绹�革命后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和工廠》（Jonathan  Prude，“Capitalism，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Fac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 America”），載于保羅·A.吉爾杰編：《獨立的回報：美利堅共和國早期的資本主義》（Paul  A.Gilje，ed.，  Wages  of  Independence:  Capitalism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威斯康辛州麥迪遜1997年版，第81-88頁。）。羅伯特·A.馬戈在最新出版的《劍橋美國經濟史》中也指出：“事實上，大部分制造業(yè)工人在1860年仍然是在沒有機器設備的小型工場工作。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這些工場不能說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工廠。”（注：羅伯特·A.馬戈：《19世紀的勞動力大軍》（Robert  A.Margo，“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劍橋美國經濟史》第2卷，第234頁。）
　　對工業(yè)化發(fā)展程度的這種保留態(tài)度，還導致對“新勞工史學”有關工匠研究的反思。自從艾倫·道利的《階級和社區(qū)：林恩的工業(yè)革命》在1976年問世以來，很多新勞工史學家們都熱衷于研究工匠作為工業(yè)化進程的犧牲品是如何淪落或者說無產階級化的。他們看到的是小工場的衰敗，聽到的是這些工匠的抗議之聲，感覺到的是所謂共和主義的脈搏，而在這一切的后面當然是工業(yè)化的巨輪�？墒�，現(xiàn)在有學者認為，這樣的描繪并不能反映內戰(zhàn)前美國工業(yè)化的全貌。理查德·斯達特指出，大談工匠淪落和工場衰敗的新勞工史學家的目光集中在城市地區(qū)，可是內戰(zhàn)前城市工匠不到總人口的5%，大部分工匠生活在鄉(xiāng)村地區(qū)。對于鄉(xiāng)村工匠的情況，勞工史學家知之甚少。就是對于城市工匠，他們的研究也有很大局限性。誠然，在勞工史學家研究最多的制鞋業(yè)，工廠制的出現(xiàn)給工匠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可是大部分手藝行業(yè)的情況并沒有這么糟，有些還相當好。例如，建筑業(yè)就未受影響，泥水匠直到19世紀末都很吃香。經濟學家邁可·J.皮奧爾把制造業(yè)分為兩類部門：標準產品部門要求有大規(guī)模機器生產，特殊產品部門則要求有高技能工匠。另外，每一個部門都會有非標準化的需求，不能靠大規(guī)模機器生產來滿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棉紡業(yè)。新英格蘭的大棉紡廠靠機器生產大量供應市場的標準棉布，可費城的小棉紡廠則靠高技能工匠生產各種因季節(jié)而變化的產品。紐約的印刷業(yè)亦復如此，既有以蒸汽作動力的高速旋轉印刷機大批量印刷報紙書籍的大廠，也有靠腳踩印刷機和技工小批量生產顧客訂貨的小廠。1860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當時美國制造業(yè)廠家平均雇員人數(shù)只有9.3個，甚至在大棉紡廠集中的新英格蘭也只有19個。因此，斯達特估計，工匠在工業(yè)化過程中要么在需要高技能工人的小廠家謀生，要么在大工廠當工頭或技師，真正淪為普通機器操作工的應該很少。這就是說，工業(yè)化對于工匠地位的下降是否真的產生了那種催枯拉朽的破壞作用，是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的（注：理查德·斯達特：《工匠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Richard  Stott，“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載保羅·A.吉爾杰編：《獨立的回報：美利堅共和國早期的資本主義》，第101-107頁。）。
　　與這些經濟史學家和勞工史學家的再探討相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對工業(yè)革命的再解釋把我們引向了更為廣闊的視野。當然，諾思關心的不僅是美國，而且是整個西方的工業(yè)革命。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化》一書中指出，“工業(yè)革命”這個說法是在阿諾德·湯因比于1880-1881年的系列講座中使用后才廣為人知的。工業(yè)革命時代的幾位有真知灼見的經濟學家，從亞當·斯密到大衛(wèi)·李嘉圖和托馬斯·馬爾薩斯，直至卡爾·馬克思，好象都沒有提到這場革命。在諾思看來，“我們稱之為工業(yè)革命的這個時期并不是像我們有時所相信的那樣是不同于過去的激變。相反……它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的漸進的積累”。人口增長在工業(yè)革命開始的18世紀之前就已發(fā)生，大城市在工業(yè)小鎮(zhèn)崛起之時早已有之，英國人的收入在亞當·斯密還未出世時就在增加，詹姆士·瓦特的蒸汽機只是在紐克門蒸汽發(fā)動機基礎上進行改良的結果（注：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化》（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紐約1981年版第160-162頁。）。
　　諾思認為，過去研究工業(yè)革命的歷史學家們過于強調技術變革是這個時期的主要動力，其實，工業(yè)革命是因為市場擴大開始的。市場擴大導致生產專業(yè)化與勞動分工，增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組織變化才隨之而來，于是我們看到了從手工生產到外包制再到工廠制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創(chuàng)新發(fā)明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發(fā)明者的產權也有了更好的法律界定，加之市場擴大的影響，創(chuàng)新的回報率乃得以提高。工業(yè)革命中發(fā)生的這一切，為技術方面的真正革命——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第二次經濟革命”——鋪平了道路。第二次經濟革命中的組織變化和技術變革做到了工業(yè)革命所沒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把科學與技術結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新知識的彈性供給曲線，從而使社會的生產潛力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諾思把人類進入農耕社會和古代文明的興起看作是第一次經濟革命，把過去100多年的變化視為第二次經濟革命，他認為只有這兩次經濟革命才使新知識的供給曲線發(fā)生了轉折性變化，而不是像工業(yè)革命那樣僅僅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累積。諾思強調說，這種社會生產潛能之所以能實現(xiàn)，是因為產權的重新調整使發(fā)明創(chuàng)新的私人回報率接近了社會回報率。因此，知識和技術雖然為人類福利設定了上限，但并不能決定人類在這個范圍內能有多大的成功。政治和經濟組織這些調整產權的結構，才決定了經濟的表現(xiàn)，也決定了知識和技術的增長速度（注：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化》，第167-169、171-172頁。）。
　　諾思有關經濟史的這番宏論當然還有待探討。不過，前述經濟史學家、技術史學家和勞工史學家從不同角度對內戰(zhàn)前美國經濟發(fā)展和工業(yè)化的再思考，倒是殊途同歸地證明：諾思關于工業(yè)革命不是那么革命的論點，發(fā)人深省。誠然，誰都不會否認內戰(zhàn)前美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包括技術方面的進步，但是如果過分強調工業(yè)革命以技術為動力，那就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夸大它所帶來的變化。諸如我們在有關美國制造業(yè)體系、資本密度、經濟起飛論、工廠制大規(guī)模機器生產和工匠地位等一系列問題的討論中所看到的偏差就會發(fā)生。事實上，內戰(zhàn)前美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以投入數(shù)量增長（extensive  growth）為主，投入效率增長（i

ntensive  growth）為輔（注：“extensive  growth”是指因投入數(shù)量增加而導致的產出增長，單位投入的產出并未增加�！癷ntensive  growth”是指因投入效率的提高而導致的產出增長，單位投入的產出增加。）。據(jù)有些學者統(tǒng)計，1840-1860年美國全國凈生產總值的增長只有15%系生產效率提高所致。到1870-1930年，這個比例上升到27%，  1940-1990年則高達45%（注：阿塔克和帕瑟爾：《美國歷史的新經濟觀》，第19頁，表1.5。）。所以，從技術和效率角度來講，工業(yè)革命確實還不是那么“革命”。諾思在這里不僅告誡我們不要過于偏重技術因素的分析，而且提醒我們國家和產權的重要。應該說，內戰(zhàn)前美國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調整，特別是美國憲法和私法在刺激創(chuàng)新、發(fā)明、開發(fā)方面日趨突出的作用，才是決定美國經濟發(fā)展的關鍵因素。正是由于這方面的重要進展，加上工業(yè)革命的技術累積效應，第二次經濟革命才成為可能，而且在最大限度發(fā)揮生產潛能方面實現(xiàn)了工業(yè)革命所未能實現(xiàn)的轉折性變化。
　　　　　　四
　　關于“美國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論”的討論，不僅有助于我們對內戰(zhàn)前的美國經濟和工業(yè)化過程加深認識，而且可以使我們對19世紀美國工業(yè)的特點和優(yōu)勢有比較清楚的了解。由于美國利率高，資本稀缺，勞動力少，但土地和自然資源相當豐富，結果美國工業(yè)與英國相比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特點。當時人們對此就有很多觀感。后來美國學者就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展開的討論，則對這些特點和優(yōu)勢作了進一步的歸納。
　　首先，美國由于資本短缺在固定資本投資上難以著眼于長期耐用，而是追求短期效果，加速折舊。H.J.哈巴庫曾經指出，一個羅德艾蘭紡織廠在1813年才建成，到1827年就全部拆了重建。英國紡織廠則不到破產恐怕是很少會被拆掉重來的。美國財政部長在1832年報告說，大部分紡織廠的頂樓和外屋里堆滿了被拆卸的廢舊機器。托克維爾也曾提到，美國人認為他們的汽船用不久是因為他們造船時就沒有足夠的資本。英國鐵路建筑商愛德華·華特金在1851年訪美后寫道：“美國鐵路的成本被降了下來，是由于一點點資本要修很長的路。這樣就失去了我們的鐵路所具有的長久耐用性的很多要素。”煉鐵業(yè)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人為了使煉鐵爐多出鐵快出鐵，把汽壓提高到每平方英寸9磅，英國煉鐵爐的汽壓只有每平方英寸5磅。這種“拼命干”的煉鐵方式把產量提高了50%，但是把煉鐵爐的壽命卻減少了80%。當英國人批評這種做法時，美國煉鐵業(yè)者的回答是：對于他們的煉鐵爐來說，“時間雖短，生命美滿”。這不僅是美國人的幽默，也是美國工業(yè)當時特點的真實寫照（注：菲爾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潤比率和19世紀美英兩國的技術》，第410-412頁。）。
　　其次，在美國這個資本短缺利息高的國家，人們總是想盡量減少庫存或尚在生產過程中的產品每年的利息成本。這就是說要減少產品從原料到加工直至出廠到最終消費者手中的時間，標準化的大規(guī)模生產后來便成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企業(yè)史權威學者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在論述19世紀后期崛起的現(xiàn)代大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生產時，就非常強調所謂“流量產出”（throughput）的速度。在他看來，以等級分明的管理人員的組織協(xié)調為特點的管理革命是實現(xiàn)這種大規(guī)模高速生產的重要保證。到世紀之交時，弗利德里克·泰勒的科學管理同樣也是為了加快生產速度，不過不是在企業(yè)組織上做文章，而是對工人生產時的動作和所需時間作研究，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體能。毫不奇怪，泰勒的科學管理在美國的影響比在英國要大得多（注：宏蕭：《從美國體系到大規(guī)模生產》，第414-416頁。）。
　　第三，美國人在資本投入和生產時間上精打細算，在原料的使用上卻可以為了提高生產速度而不惜“浪費”。因為美國在生產因素上最占優(yōu)勢的就是自然資源，這是英國和很多別的國家都沒法與美國相比的地方。美國木材制造業(yè)使用的圓鋸速度快，但是由于葉片厚，齒間距離大，把大量木料都變成了鋸木屑，這在英國是不能容忍的。一位在19世紀70年代初訪美的英國人曾這樣評論說：“美國的木材制造從木料到成品都是以浪費為特點。這種浪費完全可以說是犯罪�！保ㄗⅲ罕R森堡：《技術與美國的經濟增長》，第28頁。）所以，正如亞歷山大·詹姆士·菲爾德所指出的一樣，西奧多·羅斯福在19世紀末開始宣傳的自然保護觀對于當時的美國人來說確實是一種新思想（注：菲爾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潤比率和19世紀美英兩國的技術》，第416頁。）。
　　內戰(zhàn)以后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的工業(yè)發(fā)展終于在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據(jù)保羅·貝洛奇研究，美國在全世界制造業(yè)產值中所占比重是在1880-1900年之間超過英國的。它的人均工業(yè)產值在1880年時排名世界第4，1900年以后躍居世界第一。當機器制造的鞋和機床等美國產品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涌入英國與歐亞大陸后，歐洲人發(fā)出了“美國入侵”的驚呼。顯然，對于道格拉斯·諾思來說，美國工業(yè)在世紀之交的崛起是他所說的“第二次經濟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認為，以國家和產權為核心的結構性調整，還有科學與技術的緊密結合，是生產潛能的實現(xiàn)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的原因。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有關現(xiàn)代大企業(yè)和管理資本主義的學說，為我們解釋美國工業(yè)的飛躍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奧格斯·麥迪遜在分析美國經濟的世界領先地位時，則把它和技術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注：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Alfred  D.Chandler，Jr.，The  Visible  Hand），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1977年版；奧格斯·麥迪遜：《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階段》（Augus  Maddison，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牛津1982年版。）。作為美國學術界對“美國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論”展開的討論的一種延續(xù)，經濟史學家們對于美國在世紀之交躍升為世界頭號工業(yè)大國，也從生產因素的角度提出了他們的看法。這些經濟史學家強調的是美國在資本深化和資源密集方面的優(yōu)勢。
　　路易斯·P.蔡因和唐納德·G.帕特森對1850-1919年美國制造業(yè)19組工業(yè)部門的生產因素偏好作了研究，發(fā)現(xiàn)其中16組有使用資本偏好，14組有節(jié)省勞動力偏好，12組有使用原料偏好。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從1870年開始，美國的資本和原料價格相對于勞動力價格出現(xiàn)了下跌趨勢（注：路易斯·P.蔡因和唐納德·G.帕特森：《制造業(yè)的生產因素偏好和技術變化：美國體系，1850-1919年》（Louis  P.Cain  and  Donald  G.Paterson，“Factor  Biases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 Manufacturing：The  American  System，  1850-1919”），《經濟史雜志》第41卷，1981年，第341-360頁。）。資本價格的下跌使內戰(zhàn)前美國資本密度低于英國的情況逐漸發(fā)生了改變，到1890年時資本密度超過了英國。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在論述從內戰(zhàn)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的工業(yè)發(fā)展時也指出：“與這個時期制造業(yè)產值和勞動力迅速增長相伴隨的，是資本資產更為迅速的增長。它導致資本對勞動力和資本對產值的比例增加。這是幾乎所有的制造業(yè)部門在發(fā)展趨勢上的特點�！辈贿^，他們認為19世紀70年代后實際利率停止下跌，因此資本密度增加實際上是新技術和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增大了對資本需求的結果（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術和工業(yè)化，1790-1914年》，第386頁。）。不管是因為資本成本下跌，還是因為資本需求增加，反正資本密度提高是不爭的事實。
　　除了資本密度以外，經濟史學家現(xiàn)在愈來愈注重美國在自然資源方面的優(yōu)勢。斯坦福大學著名經濟史學家蓋溫·賴特對1879-1940年美國進出口制造品的生產因素構成作了研究。他驚奇地發(fā)現(xiàn)，這段時期美國出口制造品的最為顯著的特點不是資本密集，也不是技能密集，而是資源密集，即不能再生產的自然資源含量高�？梢哉f，美國在世紀之交時的資源大國地位是無可匹敵的，它在1919年時生產全世界天然氣產量的95%，石油產量的65%和銅產量的56%。在當時14種主要礦產中，美國有12種的產量為世界第一，其他2種為世界第二。賴特承認，美國出口制造品資源密度在1879-1929年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呈現(xiàn)上升趨勢，并不等于說我們就可以低估美國的技術領先在推動工業(yè)發(fā)展方面的作用。然而，這一趨勢確實告訴我們，美國工業(yè)最初稱雄于世界是和它的資源環(huán)境分不開的。隨著這種環(huán)境優(yōu)勢在世界資源市場一體化過程中的削弱，美國工業(yè)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乃愈來愈取決于“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工隊伍、立足于科學的日益復雜的技術和科學研究上的世界領先地位”（注：蓋溫·賴特：《美國工業(yè)成功的根源，1879-1940年》（Gavin  Wright，“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1879-1940”），《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80卷，1990年，第655-662、651、665頁。）。
　　不過，就整個19世紀而言，包括20世紀初，美國制造業(yè)產值的增加主要得力于生產因素投入的增多，而不是生產因素總體生產率的提高。后者起的作用最初比較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逐漸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戰(zhàn)后年代，生產率提高對國民產值增加所起的作用，終于超過了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中任何一個的增加所能產生的影響（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術和工業(yè)化，1790-1914年》，第384-385頁；阿塔克和帕瑟爾：《美國歷史的新經濟觀》，第19頁，表1.5。）。研究19世紀的美國歷史不能偏離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否則就易于弄出“美國制造業(yè)體系”和“勞動力稀缺論”一類的神話，像布魯思·勞瑞說的一樣把內戰(zhàn)前的年月解讀為“鍍金時代”（注：布魯思·勞瑞：《從工匠到工人：19世紀美國的勞工》（Bruce  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Lab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紐約1989年版，第42頁。），甚至于“美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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