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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問題分析
要貫徹“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落實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就不可回避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問題。
一、收入分配公平的概念考察
公平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范疇，有人將其界定在經濟領域，有人將其界定在法律領域，有人將其界定在道德領域，而有人又將其界定在政治領域等等。不管將公平界定在何種領域，公平的含義無外乎兩個方面，其一是作為手段的公平，其二是作為目標的公平。作為手段意義上的公平是從具體的操作層面出發(fā)解決如何公平的問題；作為目標意義上的公平是從人的理性出發(fā)解決如何確立一個理想的公平的社會秩序的問題。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屬于經濟領域的公平，其本身也具有手段和目標的二重性。一方面公平分配是促進生產發(fā)展，達到理想社會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平又是各個社會要追求的社會目標。由于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而在生產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生產資料占有的公平與否，最終決定收入分配的公平與否。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隨生產關系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原始共有社會中的收入分配公平是與其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人們在生產中共同勞作，沒有差別地分配生存必需品，大多情況下是按人頭進行平均分配。但這種分配是建立在其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當發(fā)生自然災害，生活必需品供給不足之時，原始人類往往就會以殺害或拋棄老幼及長期患病的親人來滿足其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其本身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在奴隸社會，馬克思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觀認為奴隸制度是合理的”。顯然，這種公平是建立在奴隸主與奴隸不平等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存在著嚴重的等級觀念，與之相應的公平觀念則本質上體現(xiàn)了地主與農民的不公平、不平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是一種私有財產的公平，它用法律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暗含了勞資雙方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當然，階級社會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用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和權力設定的“正義”、“公平”。由于它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所以不可能真正實現(xiàn)收入分配的公平。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實現(xiàn)了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公平，這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經濟基礎：由于人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做到了勞動的平等，其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公平。但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受社會主義質的規(guī)定性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受著初級階段國情的制約，因此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來理解我國現(xiàn)階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二、收入分配公平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
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維護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平等，維護公平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天性，公平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一方面，市場經濟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在市場經濟中，價值實體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市場內在要求商品實行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反映了生產者之間的平等交換勞動的生產關系。生產者之間交換勞動既然是平等的，必然要求等量勞動獲取等量收入，即生產者的收入平等。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又抑制收入分配公平。市場經濟通過市場來調節(jié)資源配置，主要運用價值規(guī)律和市場機制來推動經濟的發(fā)展，市場經濟始終把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這種生產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節(jié)約了社會資源，另一方面又通過市場競爭推動了生產技術的發(fā)展，從而最終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這是它有利的一面。然而，市場經濟主要是根據效率來進行市場主體的收益分配。由于市場主體在競爭中存在著效率的差異，決定了市場主體收益分配的差異，效率高的市場主體收入則高，效率低的市場主體收入則低。即使同樣行業(yè)的勞動者在勞動中付出等量的勞動，但由于行業(yè)部門的效率差異存在，必然決定了分配的差異。
誠然，市場經濟以效率來進行分配這也不失為一種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法，但其本身不能克服和消除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影響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我國的市場經濟必須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發(fā)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構建一種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關系。
收入分配公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其一，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人們實現(xiàn)了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這種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決定了收入分配必須公平。其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倡導人們之間形成一種“團結友愛，平等互助”的新型社會關系，只有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根除人們在利益分配中形成的矛盾，才能確立一種和諧的生產關系，從而最終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友愛，平等互助”。其三，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為
了實現(xiàn)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不公，顯然不能達到共同富裕。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同時也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經濟制度的保障。
收入分配公平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tài)取代資本主義，關鍵在于其本身要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而收入分配公平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并制約著經濟的發(fā)展、生產力的進步。市場經濟本身要求用市場來配置資源，資源主要包括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而物質資源主要通過人力資源來發(fā)揮作用，人力資源的關鍵又在于勞動者積極性的發(fā)揮。收入分配公平又是促進勞動者積極性發(fā)揮的重要因素。勞動者從自身的利益出發(fā)，他不僅關心其收入的絕對值，而且還關心其收入的相對值，會對自己的收入作一番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社會比較，一旦發(fā)現(xiàn)不合理、不公平就會產生消極情緒。1976年亞當斯提出公平理論，他在研究工資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對職工積極性的影響時發(fā)現(xiàn)，企業(yè)內部分配公平與否對職工的影響較大。有些企業(yè)職工收入高，但存在分配不公，職工的積極性仍然不高。相反，有些企業(yè)職工收入不高，但分配比較合理、公平，職工感到滿意，能保持較高的工作熱情。行為科學研究者得出一個結論“工作業(yè)績＝能力X積極性”。在能力一定的前提下，積極性的發(fā)揮與否，直接影響到工作業(yè)績。所以一種合理的公平收入分配能更大地激發(fā)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最終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又會提升收入分配公平的檔次。經濟發(fā)展的水平直接決定著可供分配的物質產品的數(shù)量，物質產品的數(shù)量又決定收入分配的水平。勞動者積極性的發(fā)揮，促進了經濟的發(fā)展，提高了經濟的效率，為社會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物質產品，這便為進行更高收入水平的分配提供了保障；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又規(guī)定著收入分配必須公平，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推動著收入分配公平的水平向更高層次邁進。
三、理清收入分配的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之間的關系，培育收入分配機會公平的環(huán)境
與前述作為手段和目標意義的收入分配公平不同，如果把收入分配放在特定社會經濟運行的總體框架中來考察，則其又可分為收入機會公平和收入結果公平。所謂結果公平是指特定社會中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獲得均等的地位、權力和財富。所謂機會公平是指特定社會中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都有獲得一定地位、權力、財富的均等機會。顯然，在剝削階級社會，勞動者既不可能獲得機會公平，又不可能獲得結果公平。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對人的依附關系決定了人作為勞動者喪失了自由勞動的機會，自然也就不可能獲得勞動產品分配結果的公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勞動者成為自由的雇傭勞動者，表面上看實現(xiàn)了就業(yè)機會公平，但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本質上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可能有任何意義的機會公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最終目標是追求共同富裕，實現(xiàn)結果公平，但在趨向這一目標的每一。歷史階段同樣也不可能實現(xiàn)完全意義的結果公平。我們應該看到，完全意義的結果公平只體現(xiàn)于現(xiàn)實生活中有限程度和有限意義的結果公平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機會公平既體現(xiàn)丁這種有限程度和有限意義的結果公平，又是它的根本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重機會公平。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其本質要求公平競爭。因此，必須在市場經濟中創(chuàng)建一個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讓所有的市場主體都有可能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創(chuàng)建公平競爭機會的環(huán)境，從制度上分析，必然要求改革戶籍制度，恢復公民遷徙自由權，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從行業(yè)上分析，必然要求國家開放所有的行業(yè)部門，讓經濟主體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從勞動者競爭機會上的公平來分析，必然要求所有的工作崗位向勞動者平等地開放，建立擇優(yōu)錄用的競爭機制，從而實現(xiàn)就業(yè)機會的公平。但由于社會條件的差異，勞動者稟賦的差異造成了獲取公平機會的差異，因此國家有必要彌補勞動者在獲取機會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勞動者獲取同等的就業(yè)機會的能力。
、分清收入分配公平的標準，構建收入分配公平的范式
國民收入的分配要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過程。由于二次分配過程所起的作用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因此必須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標準。
初次分配以效率作為收入分配的準則。人們通常認為公平的分配標準大概有四種，即道德價值、需要、努力程度和貢獻。當然，道德層面上的公平分配，那是基于人的理性而作出的界定，僅是一種價值目標的取向而已，目前尚不可能在我國實現(xiàn)。而按需要進行分配即按需分配，那是共產主義的分配方式，在我國目前社會生產力欠發(fā)達的情況下，也不能實現(xiàn)。至于努力程度，那更缺乏可操作性，因為努力意味著主體盡量把力量使出來，至于是否盡量，則沒有一個可衡量的標準。按貢獻分配，
也就是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數(shù)量進行分配，從勞動者角度上來講，即根據他在勞動中的貢獻大小來進行分配，從生產部門來講，則根據它對社會生產所作出貢獻的大小來進行分配。按貢獻分配本身就意味著按效率分配，因為效率本身就是指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而按此分配就是根據生產要素的質和量來進行分配，因此二者具有一致性。目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為可行的公平分配標準應為按貢獻分配即按效率分配。首先，實行按效率分配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因此只有以效率作為分配的標準，才能提高生產率，降低勞動消耗，才能節(jié)約物質消耗，降低單位產品成本中的生產資料的支出，才能促進企業(yè)加強管理，推動技術創(chuàng)新，從而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其次，按效率分配在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物質產品，可以緩解我國目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再次，實行按效率分配，可以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可以調動勞動者和行業(yè)部門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人們在生產中的作用。
既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這就必然要求在初次分配中，根據效率拉開合理的收入差距，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通過有先有后的發(fā)展，“允許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行業(yè)、一部分工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我國目前實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結合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就是注重效率的體現(xiàn)。市場經濟本身要求各種要素進入市場，通過市場實現(xiàn)要素的配置，各種要素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都起著不同程度的作用，當商品價值實現(xiàn)以后，這些要素的所有者，必然要根據其所擁有的要素參與收入分配。
再分配注重以結果公平作為分配的準則。盡管按效率分配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緩和社會主要矛盾，但其不能解決收入的兩極分化問題。兩極分化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相違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戶。如果社會產生兩極分化就將從根本上阻礙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從而最終又影響到生產力的發(fā)展。因此必須以注重結果公平作為收入分配的補償，彌補初次分配過程中的缺陷，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再分配注重結果公平，這就必然要求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jié)職能，調節(jié)過大的收入，規(guī)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jié)少數(shù)壟斷性行業(yè)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xiàn)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為此國家必須規(guī)范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防止出現(xiàn)兩極分化。當然，國家在再分配中應注意將政策性扶貧轉化為開發(fā)性扶貧，增強扶貧的長效性，提高縮小收入差距的實效性。
五、正確對待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種相對的公平，不可能是一種絕對的公平。要實行一種絕對的公平，那就必然要抹殺勞動者之間、行業(yè)部門之間的事實差異，不問效率高低，不分貢獻大小一律實行無差別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終導致共同貧窮。正如鄧小平所說“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當然，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是一種低層次水平上的平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共同富裕，顯然不能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平均水平上。因此，以效率促發(fā)展，提高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是必然之舉。
“相對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水平保持著一個合理的差距，并非一味地追求平均。這樣既可以兼顧效率，又可以照顧公平。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發(fā)勞動者的積極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勵和保護先進”，從而提高社會生產率，推動生產力水平的進步；另一方面又可以照顧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給予其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人們在利益上的心理對抗。
當然，收入存在著合理差距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其必然性在于：其一，勞動者每個人擁有的生產要素的質量與數(shù)量是不同的，且其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發(fā)揮的效能也不相同，這就決定了勞動者個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二，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國各區(qū)域的資源不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不一致，經濟差異較大，根據事物發(fā)展不平衡的規(guī)律，必定要有先有后地發(fā)展，必然會出現(xiàn)先富和后富的問題，這就導致了區(qū)域之間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三從行業(yè)發(fā)展上看，由于國家的支柱產業(yè)、基礎設施必然要優(yōu)先發(fā)展，否則會造成制約經濟發(fā)展的“瓶頸”現(xiàn)象，這就產生了行業(yè)的優(yōu)先發(fā)展問題，造成了行業(yè)收入差距的存在。其四從社會主義的本質來看，社會主義的目的和歸宿是實現(xiàn)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同
等富裕，富裕的水平必然不一樣，所以收入差距必然存在。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但收入差距必須保持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這個限度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此限度能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貧富差距不能超過國民的物質承受力；另一方面，社會財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數(shù)人的價值觀相背，即貧富差距不能超過國民的心理承受力。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數(shù)、中等收入者占多數(shù)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就是合理限度的體現(xiàn)。一句話，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既要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否則將會破壞社會穩(wěn)定，又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否則將妨礙社會發(fā)展。
盡管拉開收入合理差距是一種相對公平的分配方式，但如果收入差距過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兩極分化。這同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規(guī)定是相違背的。
據基尼系數(shù)的計算，我國城鎮(zhèn)居民貧富差距“1978年為0.16”，“1995年為0.31，即使考慮集體福利差距在內也僅為0.36左右”。由此可見我國現(xiàn)在的情況僅是貧富差別而非兩極分化，其本質是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先富和后富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貧富差別的基尼系數(shù)上升很快，即將達到0.4的最高值，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差距問題，而不應當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對收入差距問題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害論”，也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益論”，這是兩種走向不同極端的論調�！安罹嘤泻φ摗币蟊M快地消滅差距，其實質就是倡導平均主義�！安罹嘤幸嬲摗睆娬{差距越大越好，差距越大動力越大，其必然走向兩極分化，最終背離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因此我們必須樹立一種“合理差距論”的公平觀，承認差距存在的客觀事實，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誠然，“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是我國現(xiàn)階段收入分配的原則，但目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府必須注重公平、講究公平，在收入分配中尋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畢竟效率是市場的事，只要有了市場機制，有了競爭，效率自能解決(政府配置的資源例外)。而公平則是政府的事，它是對貧富利益矛盾的協(xié)調，也是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需要，故政府必須講究公平。政府對貧與富應站在道義立場上，正如奧肯所說：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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