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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課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 資料和注釋

時間:2023-02-27 09:00:27 高三歷史教案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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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課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 資料和注釋

第2課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 資料和注釋
李淵的家世和在隋朝的職位

第2課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 資料和注釋

李淵的先世本為趙郡(今河北趙縣)李氏。祖父李虎在北周代魏之際,有“佐命功”(輔佐帝王創(chuàng)業(yè)之功),故北周建立后,李虎雖死,仍追封為唐國公。父李昞襲爵,北周時歷官御史大夫、柱國大將軍等。李淵生于長安,7歲時襲封唐國公。母親是隋文帝獨孤皇后姐,所以李淵和隋煬帝是表兄弟,是“隋室之近親”。隋煬帝繼位后,李淵任滎陽(今河南鄭州)、樓煩(今山西靜樂)二郡太守。615年,李淵受命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次年拜太原留守。(太原郡治所為晉陽,在今山西太原。)

李淵起兵的醞釀和經(jīng)過

隋末農(nóng)民起義遍及全國,隋朝政權搖搖欲墜。613年征高麗之役,李淵督運于懷遠鎮(zhèn),路過涿郡,與宇文士及深夜密論時事,開始有起兵反隋奪取天下之志。616年李淵奉詔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為副。太原是軍事重鎮(zhèn),兵源充足,糧餉豐沛,可以“食支十年”。李淵認為這是天賜良機,于是將長子建成留在河東,命其“潛結英俊”;攜次子世民至太原,命其“密招豪友”,積極準備起兵。李世民結交晉陽宮監(jiān)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等暗自部署力量。617年初,李淵使劉文靜偽造敕書,說煬帝要發(fā)太原、馬邑等幾郡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全部當兵,年底集中涿郡,將攻打高麗。于是群情激憤,馬邑劉武周乘機起兵,引突厥攻占汾陽宮。李淵借機募集新兵,并密召長子建成、四子元吉等急赴晉陽。煬帝派遣監(jiān)視李淵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雖迫于非常形勢同意李淵自行募兵,但眼看上萬新兵云集,懷疑李淵有異志,便暗中策劃晉祠祈雨大會,想把李淵父子誘騙至晉祠,伏兵殺害。晉陽鄉(xiāng)長劉世龍得知此事,因感李淵不以其出身微細,以禮相待,立即將此事報告李淵。李淵父子決定先發(fā)制人,于617年五月起兵晉陽。舊史所說李世民暗中在晉陽部署賓客,準備起兵,而李淵不知其事。等到李世民把計劃告知李淵,李淵大為驚駭,甚至要執(zhí)李世民送官治罪。這是不可信的。這樣寫的目的是為了把李世民說成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使他的皇位獲得合法性。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當然,年輕的李世民見事敏速,行動大膽,勸李淵早日舉兵,可能糾正過李淵行動過于遲緩的弱點。在李淵的授意下,他在組織起兵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這些我們也是應該承認的。

李淵父子得知王威、高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保ā顿Y治通鑒》卷183)617年五月伏兵于晉陽宮城外。次日清晨李淵和王威、高君雅同坐視事,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進來,說有密狀告人謀反。李淵故意示意王威取狀先看。劉政會說:“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崩顪Y看狀,上寫:“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备呔虐l(fā)現(xiàn)已陷入對方圈套,大呼:“此乃反者欲殺我耳!眲⑽撵o等立即執(zhí)王、高二人入獄。恰巧突厥數(shù)萬人擾晉陽,眾人以為是王威、高君雅所勾引,李淵于是斬王威、高君雅,鏟除障礙,公開起兵。六月,建成、元吉等始至晉陽。

起兵后,李世民倡議北結突厥,以解后顧之憂,并憑借突厥兵馬壯大聲勢。李淵親筆致書突厥,卑辭厚禮,遣使馳送始畢可汗。向突厥稱臣,請始畢出兵相助,約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突厥送馬千匹來太原互市,并答應出兵相助。七月,李淵以李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自己與建成、世民率領三萬大軍誓師南下。時瓦崗軍在李密領導下與困守洛陽的王世充激戰(zhàn)方酣,李淵乘機進兵關中。沿途隊伍不斷壯大,十一月,李淵命建成、世民四面進攻,遂克長安。

唐朝的建立和統(tǒng)一

617年11月李淵攻克長安,與民眾約法十二條,除去隋朝苛政,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是為隋恭帝,改大業(yè)十三年為義寧元年,遙尊煬帝為太上皇。隋恭帝以李淵為假黃鉞、使持節(jié)、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次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蘇揚州)殺隋煬帝。五月,隋恭帝禪位,李淵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唐,是為唐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長安。立建成為太子;以世民為尚書令,封秦王;元吉封齊王,唐朝正式建立了。

唐政權建立后,只據(jù)有關中一隅。全國各地同時稱王稱帝的還有十數(shù)家,重新統(tǒng)一中國,還要經(jīng)過激烈的戰(zhàn)爭。自618年到624年,七年中除少數(shù)民族居住的地區(qū)和梁師都依靠突厥貴族的庇護得以割據(jù)朔方外,唐朝大體上統(tǒng)一了全國。在統(tǒng)一全國過程中,在黃河流域進行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戰(zhàn)爭,都是李世民負責指揮的。第一戰(zhàn)是對隴右的薛舉、薛仁果父子,迫使薛仁果降唐。第二戰(zhàn)是打退了倚仗突厥勢力進攻河南的劉武周和宋金剛。第三戰(zhàn)是對東都的王世充勢力和竇建德領導的農(nóng)民軍,打敗竇建德,消滅了他建立的夏政權;迫使盤踞洛陽的王世充出降,滅亡了他建立的鄭政權,為唐朝統(tǒng)一全國奠定了基礎。這期間李世民表現(xiàn)出非凡的軍事才能,成為當時最杰出的軍事家。當時,統(tǒng)一全國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是人民的渴望,是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繁榮的前提。李世民順應歷史潮流,完成統(tǒng)一事業(yè),對歷史的發(fā)展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山西太原晉祠(圖畫)

在今山西太原市,始建于北魏前(酈道元《水經(jīng)注》已記載)。為紀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叔虞封唐,其子燮因晉水改國名為晉。北齊時曾改名大崇皇寺,唐貞觀年間仍名晉祠,以后歷代多加修葺。

唐太宗

唐太宗(598—649),名李世民,唐高祖次子。李淵攻入長安后,李世民為京兆尹,封秦國公。李淵即位后,李世民任尚書令,不久封為秦王。在統(tǒng)一過程中,他的功業(yè)超過太子李建成,雙方爭奪皇位。最后,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迫使唐高祖退位,自己稱帝。次年改元貞觀。他在位時(626—649),出現(xiàn)中國封建社會著名的“治世”——“貞觀之治”。他還平定東突厥,置安西都護府,被突厥等北方各族尊為“天可汗”。他以文成公主與吐蕃松贊干布和親,發(fā)展唐蕃關系。在位時,他積極發(fā)展同日本、古印度等國的友好交往。他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但晚年缺點暴露較多,如連年用兵,賦役加重,等等。

唐太宗引用古人的話

這段話源出自《荀子》,是唐太宗對太子的教誡,見《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吸取隋亡的教訓

唐太宗親歷隋末的社會大動蕩,親睹隋朝的覆亡,這對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他即位后,經(jīng)常與大臣們討論歷代王朝的盛衰和治國的方針政策。他們認為隋煬帝身死國滅是因為“徭役無時”“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貞觀政要》),起而反抗。他以隋亡為戒,接受隋末農(nóng)民起義的教訓,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比較善于學習歷史經(jīng)驗,具有開明思想和政治遠見的帝王。他看到君民關系有如舟水,常以隋的覆舟來警惕自己,告誡子孫。他認為君臣關系“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如果“君臣相疑,實為國之大患”(《貞觀政要》)。他還認為要使唐朝治世長久,就必須“居安思危”“善始慎終”(《貞觀政要》)。唐太宗的開明政策和措施,就是以這些認識為依據(jù)而制定的。

善于用人

唐太宗認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貞觀政要》),所以他很重視選官用人。他求賢若渴,為了改善吏治,爭取各地主集團的支持,他確實選拔任用了許多有才能的人擔任中央要職。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種地主勢力,有原秦王府的臣僚,有追隨李建成反對他的政敵,有關中軍事貴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門人士。由于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拔人物不私于黨”,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所以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多士盈廷,出現(xiàn)了一批對國家的治理有杰出貢獻的著名將相,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李靖、李勣等。這些猛將謀臣為李唐王朝發(fā)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保證了唐朝政治穩(wěn)定和各種政策的施行。這與“貞觀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密切相關的,也是“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之一。

重視納諫

唐太宗以隋煬帝拒諫飾非以致國亡家滅為鑒,虛懷若谷,從諫如流,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皇帝在這一點上可以與他媲美。他的思想很明確,納諫的目的就是防止乖謬和改正錯誤,以利于“長治久安”。他把自己比作石中之玉,礦中之金,把進諫的人比作良工良冶。在他的倡導和鼓勵下,貞觀時期諫臣盈廷,先后向太宗進諫見于記載的不下三十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諫前后二百余事”(《貞觀政要》),凡數(shù)十萬言。劉洎、岑文本、馬周等多能面折廷爭,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和批評。正是這些諫凈,避免和防止了很多錯誤,對“貞觀之治”的政績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唐太宗甚至把貞觀時期政績的取得說成是“皆魏征之力也”(引《舊唐書·魏征傳》)。

發(fā)揮國家機關的效能,減輕人民負擔

唐太宗非常重視發(fā)揮國家機關的效能。唐初,以中書省長官中書令(二人)、門下省長官侍中(二人)、尚書省長官左、右仆射為當然宰相,合議軍國大事于政事堂。唐太宗除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外,還用參知政事、參議朝政、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義,任用其他一些大臣為宰相,參加議政。這樣把宰相班子擴大,并且以品位稍低的他官參與議政,使之成為一個變動不居的集體,便于控制,有利于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不致造成宰相專權,大權旁落。同時,擴大議政人員名額,可收集思廣益之效。新的宰相制度正式確立。唐太宗還要求三省官員各盡其責,真正起到相互檢查的作用。要求堅持討論、封駁、執(zhí)行相結合的原則。他一再要中書、門下兩省大臣,凡是詔敕有不便之處都要論執(zhí),不要盲從。舊史稱唐朝政府處決政務很少錯誤。

唐太宗還大力精簡中央、地方各級行政機構和官員。隋末豪杰并起,割地稱雄,歸附唐朝后,高祖割置州縣安頓他們。因之州縣數(shù)目,倍于隋朝,形成民少吏多的弊政。唐太宗命房玄齡等并省中央文武官員,由2000多人減為643員。裁并州縣,因山川形勢把全國劃分為十道,共設州府358,縣1551。精簡中央、地方各級政權機構,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節(jié)省了財政開支,有利于減輕人民的負擔。

興學校,發(fā)展科舉

唐太宗把學術文化提到與治國好壞相關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近代(指南北朝以來)君臣治國多劣于前古”,原因就是由于大臣們不讀書,“無學業(yè)”,“不能識前言往行”(《貞觀政要》)。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力糾重武輕文的弊風,提倡用人以德行、學識為本。唐太宗擴充學校,加強管理。管理中央學校的機構為國子監(jiān),其下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學生叫生徒,教師為博士、助教。國子學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孫、二品以上曾孫。太學收五品以上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四門學收下級官員及庶人子弟。唐太宗常到國子學、太學視察,關心學校教學。在他支持下,增筑校舍1200間,增加生員至3260人。以后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長安的國子學學習。于是國學之內8000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長安由此成了國內教育中心和文化傳播基地。

為了廣開選官的途徑,唐太宗繼承并發(fā)展了科舉制度,這是唐代最主要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唐代的科舉每年定期舉行,常設的考試科目有秀才、明經(jīng)、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明法、明書、明算是關于律令、文字、數(shù)學的專門科目,選擇專門人材,錄取后只在與專業(yè)有關的機構任職?荚嚳颇恳悦鹘(jīng)、進士二科最重要。進士科在隋朝僅試策論,貞觀八年加試經(jīng)史。唐高宗末年加試帖經(jīng)、雜文。天寶年間始試詩賦并作為錄取的主要標準。進士科每年應舉者少則八九百人,多則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過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錄取比例不過百分之一二。由于應舉者多,錄取名額少,50歲能考中進士的人,還算年輕,仍被看作“少進士”,終身不第的居大多數(shù)。“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這是唐人趙嘏(gu)的詩(見《唐摭言》),形象地刻畫出進士登第的難度。正因其難,一旦登第就聞名士林,被比作登龍門,意味著可以在仕途上飛黃騰達了。所以當時張瑰兄弟八人,七人進士出身,一人制舉(由皇帝特旨召試)出身,兄弟集會時不要制舉出身的坐在一起。足見進士科在各科之中是最為人所看重的。以后各朝沿襲科舉制,實際就是沿襲進士科。貞觀年間是進士科發(fā)展的關鍵時期,特別是貞觀末年,唐太宗擴大進士科,提高了進士的進身之階,對于唐朝科舉制的興盛,無疑起了推動作用。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為一般地主提供了做官的途徑,擴大了唐朝統(tǒng)治的階級基礎。

經(jīng)濟發(fā)展較快

唐太宗特別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恢復發(fā)展。他說:“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豐收),則兆庶(眾百姓)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外出官員回朝,他都要先問田苗好壞,百姓疾苦。為了不奪農(nóng)時,他還把皇太子的冠禮(成年禮)由二月改為十月。

唐初社會經(jīng)濟衰敝凋殘,至貞觀初期,洛陽以東直至沿海,“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全國人口銳減,政府掌握的戶口僅200多萬戶,不到隋盛時890多萬戶的1/3。加以貞觀元年關中歉收,斗米值絹一匹。由于社會生產(chǎn)條件的改善,廣大農(nóng)民定居下來,以辛勤勞動迅速改變農(nóng)村的凋殘景象。貞觀四年“天下大稔(ren豐收),流散者咸歸鄉(xiāng)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資治通鑒》卷193)!敦懹^政要》記述當時情況說:“商旅野次(停留),無復盜賊,囹圄(ling yu牢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指五嶺以南地區(qū)),自山東(太行山以東)至于滄海,皆不赍(ji攜帶)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jīng)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fā)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保ā敦懹^政要》)這里雖不無溢美之詞,但基本上反映了貞觀時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恢復與發(fā)展。據(jù)唐太宗死后三年的統(tǒng)計,戶口增至380萬戶,貞觀時期平均每年增長近七萬戶,是唐代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

貞觀末年,唐朝成為一個強盛的封建國家。境內政治比較清明,經(jīng)濟初步繁榮,民族關系融洽,社會升平,這種局面,歷史上稱為“貞觀之治”。

從皇后到皇帝

武則天(624—705)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父武士彟(huo),為販賣木材的大商人,貞觀中,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母楊氏,隋室疏宗。武則天通曉文史,明敏果斷,“巧慧多權術”。14歲時,唐太宗召其入宮,立為“才人”,賜號武媚。太宗死后,則天入寺為尼。唐高宗即位,復召入宮,拜昭儀,進號宸妃。655年,立為皇后。唐高宗因患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則天協(xié)助裁決政事,遂專國柄,權勢日重。683年,高宗死,中宗李顯即位,則天臨朝稱制。第二年廢中宗為廬陵王,立睿宗李旦,繼續(xù)臨朝稱制。她取代李唐王朝的趨勢日益明顯。徐敬業(yè)、越王李貞等相繼起兵反抗,迅速失敗。690年武則天正式改唐為周,自稱大周圣神皇帝,并自以“曌”(zhao)字為名。廢睿宗為皇嗣,改東都洛陽為神都。

武則天的統(tǒng)治

武則天于公元674年上疏,建議高宗施行12事,其中有勸農(nóng)桑,薄賦斂,息干戈,禁浮巧,省力役等進步主張,高宗詔令全國實行。她比較重視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684年下令獎勵農(nóng)桑,提出凡是官吏在所治理地區(qū),“田疇墾辟,家有余糧”者升官;“為政苛濫,戶口流移”者降職。高宗死時,她宣布百姓年滿50歲者免除徭役,比60歲免役的舊制縮短了十年。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

武則天很愛才,初唐詩人四杰中的駱賓王,為徐敬業(yè)寫《討武曌檄》,對她攻擊謾罵,寫得痛快淋漓,當她看到“一杯(pou用手捧)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指高宗墳土未干,中宗已遭廢黜)時,問是何人所寫,對以“駱賓王”,她說:“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即不遇,未遇被識拔的機會,不得志)乎!”(《資治通鑒》)武則天選官雖濫,但只要發(fā)現(xiàn)不稱職的,就立刻廢黜甚至誅殺。她所選用的宰相狄仁杰是有名的賢相。開元年間的名臣姚崇、宋璟、張九齡等都是武則天時開始提拔的。武則天重用有才能的官員,對封建國家的鞏固和強盛起了一定作用。

在武則天執(zhí)政的半個世紀中,由于隋末農(nóng)民起義的作用及唐太宗“貞觀之治”奠定的基礎,也由于武則天沉重打擊了舊士族和大貴族大官僚集團,執(zhí)行了一些具有進步性的政策,所以社會經(jīng)濟呈現(xiàn)出發(fā)展的趨勢,人口也由380萬戶猛增到615萬戶。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武則天不失為唐代有作為的皇帝、女政治家。但是,為了神化自己的威權,她大肆崇佛,廣建廟宇,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團急劇膨脹,加重了人民負擔。她重用武氏家族,這些人窮奢極欲,為非作歹,更與武則天本人的腐朽生活和對權勢的貪婪分不開。這一切必然會加劇階級矛盾,使農(nóng)民饑饉逃亡問題日益嚴重。

武則天后政局動蕩

唐朝自武則天退位到玄宗即位的七八年中,政局極不穩(wěn)定。中宗、睿宗昏庸懦弱,武氏諸王、中宗的韋皇后及其女安樂公主、武后女兒太平公主都參預政權,激烈傾軋,接連發(fā)生政變。韋后竊取大權,先殺太子李重俊,后又毒死中宗。睿宗的兒子李隆基殺死韋后、安樂公主及武氏家族,即位后再殺太平公主一伙,至此政局才穩(wěn)定下來。

開元初年的政治經(jīng)濟措施

任用名相。開元初相繼任用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姚崇、宋璟為相。玄宗對他們信用不疑,兩人“協(xié)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資治通鑒》卷211)。對實現(xiàn)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

裁汰冗官。將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時大量委派的非正式任命的官吏,予以裁撤精簡。精簡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將宰相的名額由睿宗時的十余人減少到二三人,從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整頓吏治。比較嚴格地選官,強調以功以才授官。玄宗特別重視地方官的人選,716年在宣政殿前親自復試吏部新授縣令(《資治通鑒》)。比較嚴格地考核,每年十月玄宗令各道按察使(負責巡察考核吏治的官)對地方官的政績進行考核,以定獎懲升降。實行京官與地方官交流任用制,為改變重內官輕外官的風氣,開元二年下令:“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同上)。

淘汰僧尼。武后以來,佛教勢力繼續(xù)發(fā)展,富戶強丁多削發(fā)以避徭役,給封建政府帶來危機。玄宗接受姚崇建議,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強使一萬二千多人還俗。規(guī)定各地不得新建佛寺。

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唐玄宗一再要求地方官注意兵役、徭役、租稅的均平征斂。他重視農(nóng)田水利的管理,隨時招撫逃亡人口,還經(jīng)常發(fā)布特敕,緩征、減征、免征民戶貸糧、租調、地稅。

經(jīng)濟繁榮

開元時期統(tǒng)治者的各項政策,促進了社會經(jīng)濟的進一步發(fā)展。當時土地開辟,許多“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據(jù)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過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河南開封),西至歧州(今陜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驢賃客乘,倏忽數(shù)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今湖北荊州、襄樊),北至太原、范陽(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涼府(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shù)千里,不持寸刃?梢姰敃r糧食布帛產(chǎn)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yè)繁榮,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開元二十年,全國有民戶7861236,口 45431265,比唐初戶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上述政局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以及下述文化昌盛,國力富強的局面,史稱“開元盛世”。這是唐朝的極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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