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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游》篇旨
《逍遙游》篇旨(一)
正確理解《逍遙游》篇旨是把握莊子其人其書的一個關鍵。本文從《逍遙游》中的正言、正論出發(fā),認為郭象所提取的“有待”與“無待”兩個概念是該篇的思想核心;并通過歷代學者關于鵬、晏鳥關系看法的述評,說明了莊子塑造這兩個寓言形象的真正意義和作用。
關鍵詞有待無己無待《莊子·逍遙游》,自晉人郭象以來,眾注家莫不把它的篇旨看作是論“逍遙”,并且以“逍遙游”作為莊子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這一點幾乎沒有異議,但在關于何為“逍遙”,怎樣才能“逍遙”的問題上,出現了種種分歧,從而影響到對該篇思想意義及有關問題的正確理解。所以如此,除了莊子語文形式上的參差淑詭,也有論者方法上的“以自為方”。
筆者以為,要在從莊文本身的正言莊語出發(fā),通過對概念的分析,來把握貫穿全篇的主旨。一《逍遙游》篇有兩個最重要的概念,即“有待”與“無待”,這是郭象據原文“猶有所待”和“惡乎待哉”兩句,在注文中明確提出來的。這也是郭象在莊學研究中的一大貢獻。
所謂“有待”,就是有所依賴、有所對待,是指人的某種愿望、要求的實現要受到一定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所謂“無待”,即無所依賴、無所對待,是指人的思想、行為不受任何條件的限制。
莊子認為,“有待”是造成人生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擺脫有待,達到無待,才能實現自由,即獲得逍遙游,逍遙游也就是無待的自由境界。怎樣才能擺脫有待,達到無待呢?莊子強調,根本的一點是要認識到,不是外在的客觀條件或必然性束縛了人的自由,而是人們自己的主觀認識、自己的思想束縛了自己,不知道“以道觀物”、“道通為一”的道理;如果能從主觀上齊同萬物,忘卻外在的一切差別,也就無所不適、無所對待了。莊子進而提出了最徹底的“無己”的方法,即從精神上超脫一切自然和社會的限制,泯滅物我的對立,忘記一切,直到忘記自己。無己而后無所待!跺羞b游》云:“圣人無己。”
“圣人”就是莊子理想中的逍遙人格形象,其根本特征便是“無己”。能做到“無己”,就不會計較外在的功名利祿,不會在乎自己的存亡得失,自然是無待逍遙。晉人支遁說:“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認為逍遙就是說明圣人無己的精神境界。支氏為佛門弟子,然此說未必是以佛解莊,而是深得莊子之心的。
以“有待”和“無待”兩個核心概念來把握《逍遙游》篇旨,前人已有較為深入的論述,如晉人郭象、清人王夫之,今人關鋒、王樹森等。這里再作兩點補充說明:其一,“有待”和“無待”是該篇唯一從正面提出的兩個思想概念。
《逍遙游》篇旨(二)
《逍遙游》共有五個寓言故事構成,通篇充滿了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然而虛中有實,謬中有正,這是莊子為表達其思想所慣用的一種.寫作形式。篇中所說的“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迸c“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兩句話正是謬中之正,虛中之實!這也是全篇唯一充滿理性思辯的正言莊語,是莊子真實思想的明顯表露。
“有待”和“無待”兩個概念就是從這兩句話中提取概括出來的,代表了莊子的思想精髓,對于把握本篇的篇旨無疑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其二,“有待”和“無待”兩個概念也是對《莊子》全書基本思想的概括。上述兩句正言和由此而來的“有待”、“無待”兩個概念是在《逍遙游》第一則寓言,即鯤鵬和斥晏鳥的故事中出現的,是直接對這個故事所包含寓意的揭示,不僅如此,該篇其后的幾則寓言故事,以至《莊》書全文無不處處滲透著這個思想。
如該篇最后借莊子與惠子關于“有用”、“無用”的辯論,就是對怎樣達到“無待”的形象回答,說明了要做到無待,就要“無用”。其它如內篇中的“莊周夢蝶”、“庖丁解!,外篇中的“濠梁之游”、“髑髏見夢”,雜篇中的“罔兩問景”等典型寓言,都是講的“有待”或“無待”的表現,旨在說明只要心無所待,就能游刃有余,就能物化為一,而臻于逍遙境界;否則就會陷入層層束縛帶來的痛苦之中,不得自由逍遙。莊子的哲學其實就是人生哲學。在莊子看來,“有待”和“無待”意味著人生的兩個層面,物質形體的活動總是有待的,而無形的精神活動可以是無待的。
人生世間,難免神為形累、心為物役,應該通過“無用”、“無己”的“道德”修養(yǎng),使精神突破有待的束縛,從自我中提升一級,達到無待的自由。二在《逍遙游》的研究中,有一個小問題一直沒得到很好解決,就是開篇中鯤鵬與斥晏鳥(蜩、學鳩)之間相互關系的爭論。
凡是讀過《逍遙游》的人,都會對鯤鵬與斥晏鳥這一大一小兩種生動形象留有深刻印象。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遨游天池的是鯤鵬;騰躍而上,止于榆枋,回旋于蓬蒿之間的是斥晏鳥。二者大小的區(qū)別是很明顯的,除此之外,二者的關系還有哪些方面,或者說,莊子塑造出這兩種形象有何寓意?對此問題,瑰瑋的莊文沒有正面給予回答,歷來注解《莊子》的人也多惑于莊文的支離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有的則望文生義,完全錯會了莊子的意思。由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直接關系到對《逍遙游》篇旨的理解,因而有必要給予澄清以顯示莊子的本意。
綜觀莊學史的演變,對這一問題頗有影響的觀點主要有四種,以下分別略作述評。第一種觀點以晉人郭象、向秀為代表,主張鯤鵬和斥晏鳥雖然大小有別,但同屬自足,各自逍遙。向、郭的觀點,見《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其言曰:“夫大鵬之上九萬,斥晏鳥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茍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蕓蕓,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遙耳。唯圣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又,郭象于《逍遙游》篇注云:“夫小大雖殊,而放于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于其間哉!”在向、郭看來,大鵬與斥晏鳥都是自足逍遙。
《逍遙游》篇旨(三)
大鵬因其體大所以高飛,斥晏鳥因其身小所以低飛;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對鵬鳥和晏鳥雀來說,都是自然的性分,都是至當至極的,其間不存在勝負優(yōu)劣之別。假使二者各營生于性分之外,小者羨大,大者希小,彼此則必然事不勝力,動不稱情,雙雙皆陷入困苦之中。
向、郭之說,歷代都有人追隨。唐人成玄英說:“大鵬摶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于高卑,豈有情于優(yōu)劣!逍遙之放,其在茲乎!”(《莊子疏》)現代臺灣學者李勉說:“消搖(以郭慶藩說法,“逍遙”應作“消搖”)謂盡其性能而動也。茍已盡其性能矣,則大鵬之上九萬,蜩、晏鳥之槍榆枋,高下雖殊,消搖一也!保ā肚f子總論及分篇評注》)成、李二人都認為大鵬與斥晏鳥皆已適性盡能,自足逍遙,與向、郭之義同出一轍。
向、郭之義,一向被人們視為以己解莊,而非以莊解莊。他們的“逍遙”義,乃任其自然、安于現狀而已。這種解說,與莊子的“無待”逍遙即無所依賴、無所對待的境況顯然不合。由此他們對鵬、晏鳥關系的理解也有失莊子之旨。一則,莊文中一再申明的“小大之辯”、“小知不及大知”,即莊子通過“鵬晏鳥對照”著意表達的小與大的差別已全然不見;再則,把“不失其所待”等同于“大通”,即自足逍遙,更是無視篇中強調的“有所待”與“惡乎待”兩極境界的根本區(qū)別。故向、郭之說不可取。第二種觀點以明人釋德清、羅勉道為代表,主張大鵬與斥晏鳥分屬兩種對立的境界。德清說:“海中之鯤,以喻大道體中,養(yǎng)成大圣之胚胎!怅跳B小蟲則喻本無所知、亦無遠舉之志的舉世小知之人”。
羅勉道注“斥晏鳥笑之曰”一段云:“此一節(jié)說明蜩鳩、斥晏鳥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太虛寥廓,神游無礙;以破世俗淺陋之見,而豁其逍遙之胸次!保郏常荻硕颊J為鯤鵬高大雄偉,遨翔天海,是神游大道的逍遙者形象;斥晏鳥卑小委瑣,上下蓬蒿,是拘于世俗小知的淺陋者形象。鵬、晏鳥二者本是鮮明的境界對比。這種觀點受到許多近現代學者的響應,如蔣錫昌、浦江清、王仲鏞、朱桂曜等都主張此說。蔣錫昌說:“在鵬鳥,則乘海風將徙于南冥,在莊子,則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二者所游不同,其于逍遙一也!桫F、斥晏鳥之自得一方矣,而不知彼等自視高于一切之心,即為不能逍遙之根!
視莊子與大鵬同屬逍遙,唯斥晏鳥相反,不得逍遙。王仲鏞說:“逍遙游,是指的明道者———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以后所具有的最高精神境界。大鵬就是這種人的形象,蜩與學鳩、斥晏鳥,指世俗的人。”又說:“這本是以鮮明的‘小大之辯’(同辨,區(qū)別)來說明‘小知(智)不及大知(智)’?墒窍蛐恪⒐髤s從這里歪曲了莊子的原意,附會‘齊大小’、‘均異趣’的道理!
一面肯定了鵬晏鳥有別,一面又批評了向、郭之義。浦江清對此觀點則說得最為明快,“以大為通,以小為陋,此類思想即《逍遙游》之正解。”意謂大鵬逍遙,斥晏鳥淺陋,正是莊子本意。
《逍遙游》篇旨(四)
以上觀點其實只是莊文的表面印象,并未深入到莊子的寓意。一則,它把大鵬與斥晏鳥作兩極境界的分別,與莊子固有的齊同萬物的思想相違背;二則,視大鵬為逍遙者,泯滅了“圣人無己”與“鯤鵬培風”的界限,也即泯滅了有形與無形,有待與無待的根本區(qū)別,因為大鵬的高飛南冥不同于至人的以游無窮,它是有限的飛,是有待于風的飛。所以這種觀點同第一種觀點一樣,同樣不符合《逍遙游》的篇旨,同樣不可取。第三種觀點以今人王厚琛、朱寶昌為代表,認為前兩種觀點均是莊子思想中所包含的,應該同時從這兩種觀點出發(fā)來理解《逍遙游》中的鵬、晏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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