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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經(jīng)濟觀念的變遷與小農理論的反思
農民經(jīng)濟觀念的變遷與小農理論的反思關于近代社會心理和觀念變遷的研究，學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論著、論文可謂推陳出新，相關的專題學術會議也在最近幾年先后召開。①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觀敘述見長、或以精英階層為認識重點、或以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和城市為研究中心；相對而言，對于內地尤其是山區(qū)普通社會大眾觀念的研究，還顯得不足。在近代國門大開，歐風美雨徐徐東漸、東西方市場日益接軌的大背景下，遠離沿海和城市等發(fā)達地區(qū)的廣大內地，尤其是山區(qū)的蕓蕓眾生，他們對于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從長時段和整體行為反本文為2007年江西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項目“市場變遷與地域經(jīng)濟轉型研究——以清末民初贛閩粵邊區(qū)為例（項目批準號LS0702）的中期研究成果。
①分別參見：張鳴：《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周曉虹：《傳統(tǒng)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fā)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李湘敏：《基督教教育與近代中國婦女社會思想觀念的變遷》，《教育評論》1997年第1期；劉增合：《近代紳商與經(jīng)濟倫理觀念的變遷》，《社會科學研究》1999年第2期；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國人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1期；楊志昂：《晚清民法觀念的變遷與清末民律的修訂》，《南華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趙可：《20世紀20年代新型知識分子城市觀念的變遷》，《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第5期；李長莉：《以上海為例看晚清時期社會生活方式及觀念變遷》，《史學月刊》2004年第5期；左日非：《“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綜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郭德宏、陳廷湘主編：《中國現(xiàn)代社會心理與社會思潮研究》，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應來看，是“心存抵觸”，還是“主動接受”？是“退縮”回農村、農業(yè)，還是多種兼業(yè)乃至積極進軍工商產業(yè)？本文通過對地處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的尋烏縣，清末民國時期其農民①就業(yè)、消費、生產經(jīng)營觀念和市場風險意識等經(jīng)濟觀念的梳理與分析，對此作一簡要探討，以求進一步推動學界對農民問題的理論認識。
一就業(yè)觀念的市場化發(fā)展趨勢
近代以前，在傳統(tǒng)統(tǒng)治者“重本輕末”、“重農抑商”這一宏觀政策的調控下，尋烏縣“民力稼穡，女勤紡績”[1]，老百姓謀生和就業(yè)方式基本上以農耕為主，難以跳出傳統(tǒng)“以農為本”就業(yè)觀的圈子，與市場也只是保留著有限的交換關系。近代以降，在市場利潤的刺激下，進軍商業(yè)、圩鎮(zhèn)和擠入商道謀生的尋烏人日漸增多。清末民初時期，進軍墟鎮(zhèn)從事工商業(yè)的尋烏人比比皆是。1930年毛澤東所作的《尋烏調查》中，就記載了這一時期多個進入尋城和墟鎮(zhèn)新開店經(jīng)商的例子。例如，家住南門城外鐘周瑞的鹽店（店開在東門城內），“開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為止，下同）；車頭人鄺明奎的新發(fā)昌鹽店，“開了十多年”；家住東門外的何子貞，“民國十六年領了張?zhí)娱_豆行”；榮春祥，“小時候很窮，幫土豪管賬賺了些錢，買點田起家”，在尋城開了家水貨店，“資本七八百元”；19世紀中后期開始，范淵甫及其兄弟子孫等，先后開辦經(jīng)營了順昌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7家商店；陳登祺（留車人），原來“窮得沒有飯吃”，1925年來尋烏城“開了同來安店，兼做油行”；何祥盛，先是“擺攤子”，后“做水貨生意發(fā)了財”；王菊圓（澄江人），“在澄江圩開了三個店，做水貨、雜貨及鴉片煙販生意”；陳萬保（廷嶺人），“做豬販，做煙土販，開雜貨店”。[2]（p58——59、67、75、86、102、114、115）
民國年間，尋烏“全縣豪紳的領袖”潘明征（吉潭小杭村人），是進軍商業(yè)和圩鎮(zhèn)的杰出代表。他約生于清咸豐年間，其父親手上只有80石谷田，至潘明征當家時，勤苦精干，家境逐漸富裕；在“力農致富”的同時，他先后在吉潭圩開有藥店、雜貨店，還興辦經(jīng)營了一所長達近20年（1912——1930年）的“知恥小學”，1928年又在縣城開辦當鋪。到20世紀20年代末，潘明征家產“共計價值三十萬元，田地收租一萬石左右”。國共內戰(zhàn)后，他復在縣城開藥店，1936年開辦運輸公司——“新興公司”，從汕頭買回“福特”牌汽車1輛，經(jīng)營汽車運輸業(yè)務，其后，公司汽車發(fā)展到六七輛�？箲�(zhàn)時期，他的公司主要經(jīng)營贛東南和粵東北各縣之間的米糧貿易。1939年，新興公司請進技工王城立開辦汽車維修廠，師徒3——4人，維修公司內外的汽車。以上各業(yè)獲利豐厚。②[2]（p113）[3]（p12、128）
富裕階層進軍工商業(yè)的比例，據(jù)《尋烏調查》所載明的地主兼業(yè)狀況統(tǒng)計，全縣8個頭等大地主中，兼營工商業(yè)者3家，占37.5％；113個中地主中，兼營工商業(yè)者20家，占18％；占尋烏地主總數(shù)48％的所謂“新發(fā)戶子”的小地主，都是“由農民力作致富升上來的，或由小商業(yè)致富來的”；在城的17家地主中，經(jīng)營工商業(yè)和曾經(jīng)經(jīng)營工商業(yè)者9家，占53％。[2]（p113——124、101——103）這個數(shù)據(jù)雖然是不完全統(tǒng)計，但或多或少反映了傳統(tǒng)市場向近代市場轉化過程中，尋烏富裕階層進軍墟鎮(zhèn)、進軍工商業(yè)的趨勢和力度，也折射出了尋烏富裕階層就業(yè)觀的實際狀況。
出于生存壓力和發(fā)家致富的激勵，眾多缺乏資本和機緣開店的尋烏人，則利用自己天生的力氣和地處邊境的地緣優(yōu)勢，“農隙負販米鹽”[4]，成為來來往往的小販和“挑腳”。劉步權（1918年生），原籍尋烏篁鄉(xiāng)，他的祖父遷到尋烏城租田種，兼開伙店；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他19歲小學畢業(yè)后幫助家里經(jīng)營伙店，并開始跟人合伙做生意，從唐江、信豐等地販牛、豬到尋烏賣；40年代出生的古偉富（篁鄉(xiāng)人），他家10姊妹，全靠他父親挑米下龍川，挑鹽回來，出賣后養(yǎng)活全家；1920年出生的陳亞魁（原籍平遠縣），22歲逃“抓壯丁”到尋烏后做了挑腳，“挑了十多年”，并在尋烏成家立業(yè)。③晨光鎮(zhèn)上黃村的嚴水蓮（1905年生），秋收以后農閑的幾個月內，天天挑米下廣東的羅浮、下興寧，然后挑鹽回來，挑擔最遠到過信豐；同村的嚴純標（1929年生），17歲開始挑擔討生活，挑紙、紅薯、米等下廣東，挑鹽、糖、洋油、花生油上來；井背自然村的汪廣堯（1915年生），20歲開始挑擔，做“鹽上米下”的小生意；同村的汪
①近代中國社會還是一個農業(yè)社會，人們的就業(yè)和居住均難以脫離農村，即使是城市居民，其與農村的聯(lián)系，也相當密切，具體到尋烏，則更是如此；因此，本文所指的尋烏農民，包括在尋烏居住和就業(yè)的所有人。
②溫銳、游海華1999年尋烏縣實地調查。
�、蹨劁J、游海華1999年尋烏縣城實地調查。
良賓（1918年生），開始是挑擔，二十七八歲開始學殺豬，以后一直以殺豬業(yè)為生。①尋烏城的水貨店主張均益，在開店前是奔走于尋烏與梅縣之間的專業(yè)挑夫；尋烏城靠“精苦勤干”擺水貨攤子發(fā)起財來的有潘登記、何祥盛、羅義盛、劉恒泰、范老四等許多人，“他們有家，但沒有開張門面的店，一、四、七挑著擔子趕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著擔子趕吉潭的圩，這樣子掙得幾個錢”。[2]（p77）
筆者在尋烏訪問的所有老人中（地主出身和讀書人除外），幾乎都挑過擔，小部分是專業(yè)的挑夫（幫人家挑），大部分是自己從事小額米鹽貿易或油鹽貿易等。隨著工商產業(yè)的變遷，一些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如制傘業(yè)、紡織業(yè)）逐漸走上了衰落的不歸路，同時也有一些人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被甩出了原來謀生的行業(yè)，這些人大部分也擠入商道，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因此，在尋烏通往廣東的商道上，終日是來來往往的販夫走卒。例如，筠門嶺、羅塘、下壩一路，僅石城、瑞金往梅縣的米，“每天有約三百擔過”，即至少每天有300個挑夫；因而羅塘與下壩之間，挑夫“如同螞蟻牽線，絡繹于途”；由筠門嶺經(jīng)過澄江圩下廣東的油，“有四船（門嶺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裝油十二擔”，每圩共48擔，同路運來的豆，每圩約有80擔，油豆兩項合計128擔，換言之，共需128個挑夫；從南康、信豐、安遠、遂川等縣經(jīng)過尋烏販賣到梅縣一帶的雞，“每天少也有一百擔，多的到百三十擔”，也就是說，挑運雞的腳夫每天至少有100多號人。[2]（p48——49）[5]（p2——3）另外，尋烏縣城經(jīng)牛斗光往梅縣的大路上，“日有挑夫二三百人以上”②；由尋烏篁鄉(xiāng)經(jīng)興寧之羅浮、羅岡到興寧縣城一線，也是“每日數(shù)以百計的挑腳力的窮人早出暮歸兩頭斷黑”。③[6]（p69）盡管“挑腳”純粹是出賣勞動力，煞是辛苦，小買小賣的販運生涯也不一定包賺不賠，往往還要冒相當?shù)摹百r本”風險。例如澄江鎮(zhèn)凌富村凌虛波（1898年生），其祖父（時約60多歲）從尋城挑鹽回家販賣，得感冒后第2天就發(fā)病死去；前述尋城的劉步權，其販牛的生涯中，就“被土匪搶了三次”，其中搶牛一次，搶錢兩次；陳亞魁則說，曾有一段時間，挑擔途中“有軍隊攔路，抓到充公”。④但是，大部分被訪問人都表示更愿意挑擔或做點小生意，因為“挑擔比種田更劃得來”，“挑煙葉賺得更多”，“比當長工自由”，更何況挑擔可在農閑時進行，并不耽誤農忙時的種田。
與尋烏本縣人進軍市場相媲美，外省外縣人奔赴尋烏尋求發(fā)展的可謂人數(shù)眾多。因為“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2]（p42），明清以來，該縣就是三省省際邊貿的中心地帶之一。近代以降，由沿海而來的涌動的商品經(jīng)濟大潮又一次為尋烏帶來了商機，周邊各地商人紛紛到尋烏搶攤設店，把握商機。僅《尋烏調查》中明確記載的、19世紀末以來外地人來尋城開店經(jīng)商的就有：萬安人的周裕昌鹽店，在尋城“開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為止，下同）；泰和人的萬豐興鹽店（和尋烏本地人合開），在尋城“開了四年”；王普泰（樟樹人），原來在尋城開藥店，1929年再開了一間洋貨店；黃裕豐刨煙店（上杭人），“在尋烏開店開了兩代”；涌泉號煙店（安遠人），1928年新開的；李祥仁（南康人）“民國初年當了老板”，在尋烏城開造紙傘店；胡東林（贛州人）木器店，民國初年開辦；他的親戚薛某（也可能是尋烏人，調查中未載明，筆者注），1929年開了個小小木貨店；另每年有10來個上杭師傅，來尋烏一二次，專門造風車和棺材；縣城的三家打鐵店，一家是安遠人，兩家是于都人；鐘老板（會昌人）的爆竹店，“開了六七年”。[2]（p58、78、79、82——84、91）18世紀，尤其是近代以來到尋城開店謀生的客籍商人就更多。
�、贉劁J、游海華1999年尋烏縣晨光鎮(zhèn)實地調查。
�、跍劁J、游海華1999年尋烏縣城實地調查。
�、蹨劁J、游海華1999年尋烏縣實地調查。
�、軠劁J、游海華1999年澄江鎮(zhèn)、尋烏城實地調查。
在眾多奔赴尋烏搶攤設店、尋求商機的工商業(yè)者中，粵東各縣人表現(xiàn)活躍，引人注目。例如，《尋烏調查》中明確記載的、19世紀末以來粵東各縣來尋城開店經(jīng)商的有：平遠人韓祥盛開設的鹽店；興寧人羅義成，“他到尋烏有了三十多年，發(fā)了財，開雜貨店也有十大幾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幾年）”；潮州人池某（原是篁鄉(xiāng)人，小時因家窮賣給潮州池姓藥商），“到尋烏開藥材店，本錢千元內外，就當起老板來”；興寧人何（裁縫）師傅，“原先在留車開店，民國九年搬到縣城來”；(www.gymyzhishaji.com)興寧人劉俊記，1928年來尋城開設打洋鐵店；同年，梅縣人葉公昌，來縣城做修理鐘表的生意。[2]（p58——59、63、77、92、93）另外，尋烏出口廣東的茶葉和木材，每年都是“興寧客子”親自到尋烏來收買；每逢尋烏城的圩日，很多梅縣人或大柘人，“挑來一擔鹽，兌一擔米回去”，因而，米生意成為尋城最大的一宗生意[2]（p53——54、93）；于此可見從事米生意的人數(shù)眾多。1935年，平遠石正人吳金章購進石印設備，在尋城開辦“金章印務局”，后采用機器和鉛字印刷。[3]（P12、128、366）另據(jù)筆者調查，在尋烏，幾乎每一個屋場（農民居住點）都至少有一個廣東人（盡管他們不都是商人，但是通過此一現(xiàn)象，不難想象廣東來尋烏謀生者眾多的情況）；今天的尋烏和筠門嶺一帶還流傳著“無廣不成墟，無廣不成岸”的口碑史。①而據(jù)新修的《尋烏縣志》記載，1927年以后尋烏城相繼開業(yè)的銀店有10余家，載明籍貫的業(yè)主共有4人，其中梅縣人就有3人。[3]（p199）另據(jù)《尋烏調查》記載，1930年前后，尋烏城135位店鋪業(yè)主中，載明粵籍籍貫之業(yè)主共13位（分屬6個行業(yè)），占其所在行業(yè)總業(yè)主（34位）的38％，占尋烏城載明客籍總業(yè)主（37位）的35％。②“商賈饒于程，本多者非土著”。[4]
正是由于眾多勞力進軍城鎮(zhèn)或工商業(yè)，造就了尋烏縣這一中國東南山區(qū)墟鎮(zhèn)和商品經(jīng)濟的相對繁榮。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的尋烏縣，超過縣城生意的墟鎮(zhèn)居然有3個，依次為吉潭、牛斗光（今南橋鎮(zhèn)）、留車。[2]（p55）20世紀40年代末期的吉潭墟，每日來往停留商車仍“達三四十輛之多，頗稱繁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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