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邊緣化思維的表現形成與危害
構建“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一項十分重大的戰(zhàn)略決策。而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解決好8億農民整體收入和消費水平偏低的問題，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當我們用社會公平和公民權利理念去分析當前我國農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不難發(fā)現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的利益不斷被邊緣化，在政治、文化、國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隨著社會的高速轉型和體制改革的不斷升華，農民階層在各領域被邊緣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農民的邊緣化思維正逐漸形成，對和諧社會發(fā)展進程的影響也正逐步顯現出來，值得引起各級組織的高度重視。
按照我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和當前農民的生存與發(fā)展狀況，我們可以粗略地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在校學生，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第二類是青年農民，他們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農民工”的經歷，是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龐大群體；第三類是中老年農民，他們雖然是農村和農業(yè)的留守群體，但實際是當前我國農業(yè)生產的中流砥柱，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本文所指農民皆為后兩類）
一、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形成與表現方式
�。ㄒ唬┱蔚匚坏倪吘壔�，促成了農民對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態(tài)
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代表法》通過不斷修改完善，規(guī)定各級人大的一個農民代表所代表的農村人口數比一個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數的比例由原來的八倍縮小到了現在的四倍，但顯然農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機會要少、權利要小。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農民代表為5.14、第二屆5.46、第三屆6.87、第四屆22.9、第五屆20.59、第六屆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共23、第九屆8。可以看出隨著各種利益群體急劇分化，農民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領導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要求下，許多知識精英已成為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又通過各種方式成為實際的經濟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領導階層。廣大農民因為貧窮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同時由于廣大農民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農民“失語癥”�！叭r”問題只是“上熱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種農村政策并未收到預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農民“失語癥”蔓延，各級政策未能很好地與農民意志相銜接。
在對縣、鄉(xiāng)（鎮(zhèn)）的農民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調查中，我們聽到反映最多的是“黨代會其實是‘書記’會，人代會其實是‘××長’會”，這真實反映了廣大農民對我國當前民主政治的不滿。即使發(fā)言或是提出議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輕，久而久之，農民便失去了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代表對會議留念也就僅止于會議間的招待和禮品。有不少人總是一味強調中國農民的“素質低下”是鄉(xiāng)村民主政治的阻礙因素，這種說法極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質特征是在競爭中實現公共物品供應的公平性和專業(yè)化，我們誰都不會承認現在我國農民的素質要比古希臘民主時代雅典市民的素質差。
“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近，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參與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村民自治上，青年與中老年農民這兩類人群表現出了殊途同歸的參與心理。青年農民作為鄉(xiāng)村的強者，其身體狀況、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都比中老年農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鄉(xiāng)村現狀的雙重作用下，迫使他們游走于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一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村委會的選舉；二是即使親自回村、請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參加了選舉，也由于經濟利益相關性弱或是對現場和被選舉人情況不甚了解，并沒有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選舉意愿。從而形成了青年農民對村民自治的無所謂態(tài)度，農村政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兩委換屆，就農民參與的踴躍程度，表面上似乎說明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顯著增強。但實事上主要是因為村干部職數明顯減少，中央出臺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選舉人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廣大農民因親屬關系、宗派主義或地域緣故而積極參與；另一方面也是村級組織對參加選舉的農民承諾給予0.5－1個義務工/天或5－10元/天報酬的結果，被選舉人的經濟回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ǘ┙洕匚坏倪吘壔�，使農民感覺在市場競爭中富貴無門
社會學理論
認為，衡量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標準主要有三個，即財富、權力和聲望，其中財富即經濟收入是首要標準，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從居民經濟收入水平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但從橫向比較來看，農民的經濟地位實際是在不斷下降。就全國而言，1978年時農民年人均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隨后幾年每年再擴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3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間生活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平均數下掩蓋著的貧富分化式的經濟增長，使廣大農民正成為不能充分共享經濟繁榮成果的邊緣階層。
從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階段來看，其實農民與個體工商戶的實質是一樣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則難以生存和發(fā)展，只不過身份是個體農業(yè)戶而已。從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水平和階段以及我國加入WTO的現況來看，說它依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恐怕難以令人信服；但現在的農業(yè)產業(yè)化水平和農民的市場競爭能力又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距甚遠，絕大部分農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場”與“小農”之間、剛剛甩掉“最貧困的納稅人”帽子的廣大農民，有所作為的念頭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和“農婦、山泉、有點田”。
從面臨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來看，一方面在農業(yè)現代化程度不高、農業(yè)生產力水平低的情況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畝半，而且不斷減少，人地矛盾已相當緊張，農村勞動力正大量富余出來或成為隱性失業(yè)者，青年農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轉移；另一方面在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城市對農村青年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等素質要求越來越高，農村青年的整體素質與市場要求還存在很大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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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ㄋ模﹪竦匚坏倪吘壔罐r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增加和蔓延
在社會管理層面上，長期實行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阻礙了農民的社會流動。1958年的《戶口管理條例》頒布后，我國公民被嚴格地劃分為農業(yè)戶口和非農業(yè)戶口，控制農業(yè)人口遷往城市。隨之而來的多部法律及地方法規(guī)、行政規(guī)章，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劃分為兩種不同身份的階層。戶口管理使我國公民具有不同的身份，并享受不同的待遇。戶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公民出生的不平等，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自卑”心理，并且限制了農民向城市的合理社會流動。
在社會保障層面上，農村成為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真空”。長期以來，國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產品，保障職工、市民勞動、生活、醫(yī)療、養(yǎng)老等多方面的需要，而極少向農村、農民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使得農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純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建設和工業(yè)發(fā)展。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單位制逐漸被打破，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城鎮(zhèn)低保等）在順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中日益完善。但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中，農民的社會保障根本沒有納入其中，所謂社會保障也僅僅是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
在社會發(fā)展層面特別是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上，由于幾乎所有的優(yōu)質教育設施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子女受教育和獲得良好教育的機會無可爭辯地要多得多。就目前市場經濟和大學生自主擇業(yè)的條件下，高考依然是改變人生的命運之考，但在不少城市的高考錄取率達到80的時候，廣大農村子女在通向高等學府的路上仍然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有些學生即便是考上，昂貴的學費也令他們望而卻步。
社會發(fā)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乃至于思想觀念的變革過程。社會公正是改革的本身要求，它雖然不要求結果平等，但卻要求起點公平、機會平等，并且規(guī)則、程序必須合法有序。農民國民地位的邊緣化，表現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的則是農民的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滿情緒不斷增加和蔓延，這種觀念與心理上的分化和沖突，是高速轉型期農民行為越軌和違法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的思想基礎。
二、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危害與表現方式
�。ㄒ唬┮欢〞r期內，農民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和“集體失語群體”，造成農民代表說不上話，說話的代表都不是農民，這就容易使得各級政策與農民意志相脫節(jié)。
�。ǘ┺r民的正當意思表達渠道不暢，越軌行為和違法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群體性、突發(fā)性事件數量增多，糾紛與沖突涉及范圍擴大，尖銳和對立程度加劇，有時甚至會出現反社會的惡性報復行為。這其中有不少是以前在“以人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積累、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是在改革發(fā)展的攻堅時期被集中揭開。但也有很多的確是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不公平造成的，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司空見慣的政府大門被堵、“**伙系列搶劫殺人案”、“在**工長期性壓抑一年多連續(xù)奸殺四名女子”、“**農民工討薪殺人案”、“**縣法院爆炸案”、“福州公交車爆炸案”等等，這些群體性、報復性、甚至是反社會型過激行為的暴發(fā)，我們在強烈譴責“農民”的扭曲心理過后，必須冷靜思考他們?yōu)槭裁磿褜ι鐣牟粷M用如此極端的方式表露出來。
�。ㄈ┺r民主流價值的缺失，將會大大削弱社會的抗震能力，同時必須警惕別有用心分子和敵對勢力乘虛而入。在目前農村基層組織與分散的家庭之間的經濟鏈條斷裂、經濟關系淡化，聚合力削弱，離心力增強，基層政權組織的社會控制能力大大減弱的情況下，使得農村一些地方的種種非正式力量紛紛抬頭，農村寺廟不斷增多，甚至消失多年的宗教勢力、邪教、會道門等腐朽、反動的東西悄然復出。前幾年“FLG”在農村的迅速傳播，就是邪教組織利用了農民主流價值缺失，需要尋找精神寄托的心理而發(fā)展起來的。特別是對于無錢治病的農民家庭來說，對病人是一種精神解脫，對其家屬又是一種不花錢的物質解脫，農村“中功”、“真功”之類的流傳，亦是如此。前段時間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發(fā)生的“反日游行”，目的是反對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但許多人將日本的人民、企業(yè)、文化、產品、技術、資金等統(tǒng)統(tǒng)加以反對，這種簡化的“反日”，正好為日本右翼所用，進一步煽動日本國民的反華情緒，使他們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處。這么多高素質的市民和大學生都不能運用理性思維去理智“反日”，我們更沒有理由去期待農民在面對突發(fā)事件時能反映出理性的良好國民素質。另外，農民“教友”、“同志”之間關系的諸多表現，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他們對基層組織的虔誠和期望，必須引起警惕，我們絕不能讓別有用心之人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干著反對社會、分裂國家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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